有时，男人们并不在意妇女的智力和能力，只有当他们发现家庭生活中充满了无聊乏味、粗鲁冷漠的时候，他们才会意识到家庭幸福的重要性和其中的原因。但是大多数男人只会关注女性的美貌、身材和家庭背景，只要她们的外表曾在一时间深深地吸引了他们的话，他们就会很容易地坠入爱河，而并不考虑这种女人是否会做针线活，是否能做一手好饭菜。可是，当他们结合以后，即使是感情最热烈、丰富的丈夫，也会被现实的一切叫醒，很快就意识到美貌并不能抵过巧手。他们破了的衣服无人缝补，也没有人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日子久了，这种烦恼就会困扰着这些倒霉的男人，当然他们的女人也同样忍受着这种折磨。但是事实上，一个舒适安逸的家庭需要妻子的贤惠、勤劳，需要丈夫的体贴、关怀，这些是家庭生活的必要因素。如果家庭中失去了这些因素，那么这个家庭就会使人感到厌恶；即使妻子拥有迷人、娇媚的容颜，也不能讨丈夫的欢心。那些受法律、教会保护的婚姻到头来只会被酒店、旅馆和赌场所破坏。
事实上，男人并不知道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他们能够略微了解一些的话，他们就不会盲目地，在不成熟的时候随便与一个曾使他心动的女人结合，成为一家之主了。一个不成熟的男人加上一个不懂事的女人，这样的家庭会教养出一个知书答礼、细心谨慎的孩子吗？于是，家不再具有它应该有的特点，而仅仅是一个投宿的旅店，并且还是一个不舒服的旅店。
一些生活窘迫的劳动者的家庭就是这样的，而在那些制造业城市中，具有颇高收入的工人也同样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如果一个男人一星期可以挣2至3英镑，或者他的收入比牧师的助手和银行职员的工资还要高，那么他就会养成大手大脚的生活习惯，把大部分钱都花在喝酒上，他舍不得每个星期都要从工资中取出一部分花在妻子、孩子身上，或者是为他们营造一个更舒适、体面的家庭。他的这种做法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他在一步步地降低自己家庭的品质，使家变得不再像家。他会与他的家人整天挤在那些杂乱、肮脏、简陋的空间里，四处都看不到卫生、体面的痕迹；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生活环境不值得他们为这个粗陋的房子支付租金。渐渐地，他们的自尊受到吞噬，智力变得低下，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不久便未老先逝了。生存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即使是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心智也会逐渐地降低，最终与低级动物的智商持平。
而人们为此节省的花费，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把那些本应该花在较好的住房上的钱积攒下来，而是稀里糊涂地挥霍掉了。如果工作条件恶劣，就会引发疾病，从而迫使人们停止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就要依靠银行中的储蓄、慈善组织的施舍过活，但是当把这些钱财花光之后，他们很快就沦为了贫民。这种轻视家居条件，不注意家庭中的卫生、舒适情况所造成的危害，对于中上层阶级来说，这一点固然是十分严重的，但是与一般工人阶级相比却是相差甚远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城市的慈善组织的全部花费中，有一多半钱财都花在了那些腐化堕落、卑劣的家庭上了。
但是，上面提到的现象并不是最糟糕的。这些情况又是引发人们爱上酗酒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次，查德威克先生曾劝说一位看似较清醒的工人，不应当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在威士忌上，而这位工人却回答说，“亲爱的先生，如果您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相信您也会喜欢上喝酒的。”还有一位李先生曾说过：“假如我说人们之所以喜欢酗酒，完全是不良的卫生状况所造成的，那么人们一定觉得我的说法有点不可思议。但是那些与我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会从我的话语中醒悟。正是因为家庭中缺少健康，没有快乐，才使它丧失活力，在面对外部环境时意识到自己对它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因此成千上万的人为了逃避这种不幸、压抑、痛苦的生活而躲到毒品和酒精里——它们是这些忍受折磨的人的发泄对象。这些人就像出海遇难的水手，在经过一阵垂死挣扎之后，发现毫无生还的希望，于是便用酒精麻醉自己，渐渐地便被时代吞没。”
也许有人认为，对他们的这种评价是片面的。虽然他们的住房条件十分低劣，卫生状况极其不佳，但是对于这些工人来说，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只能住在这种租金很低的破房子里。但是，社会上不是有一种所谓的“供求平衡”的说法嘛。由于这样的房子的租金低廉，他们又很容易找到，所以说这正是他们最需要的。可是，如果有些工人不愿意居住在这种卫生状况极差、价格低廉的房子里，而只愿意居住在那些条件优越、环境较好的房子里，以便可以更好地营造一个舒适、卫生、整洁的家庭时，这些破房的房产主就势必会改善房屋的质量和周遍环境，使它们成为舒适、干净，适于居住的住所。所以，真正改变生活状况的方法归因于这些工人自己。如果他们愿意为了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而提高租金，那么可以说这项改革已经大功告成了。
在前几章中，我们提到了一些雇主，他们为了改善工人们的住宿条件，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就像帕博德先生和伯迪特·考特斯太太和其他一些慈善家，他们促进了这项事业的发展，建立了许多健康的家庭。但是，这项事业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自己的行为。如果让一个工人在两个住所中选择一个时——一处属于卫生状况良好、舒适的住所，另一处属于卫生状况极差、简陋的住所，一般情况下他应当选择前者。但是事实上，他选择了后者。因为卫生条件差的住所的租金每周要比前者低6便士，而且他并不考虑健康对于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因而他就会为了便宜的租金而选择那处不卫生的处所；可是，如果我们算上为病人看病的费用——因为生活在这种污浊的环境中最容易引发疾病——加上工资的损失，这笔钱要比从租金上节省下来的一点钱要多得多，而且家人终身享受不到舒适、安逸，四周都是杂乱、肮脏的，我们的心情会因此而变得低落，甚至是意志消沉、浑浑噩噩地度过余生。
建造一处干净、整洁、卫生的住所的花费并不比建造一处脏、乱、差的住所的花费多。对于出资建房的一方来说，他唯一要考虑的只是房屋内外的卫生状况，以及他发自内心地愿意建造一个具有良好卫生条件的住房。房屋的占地面积、消耗的材料与它是否干净整洁没有任何关系；清新的空气也并不比污浊的空气贵，光线也不需要我们花一分钱。
一个由节俭、干净的主妇操持的家庭，不仅是一个舒服的巢穴，还是一个高尚的营垒，更是一个幸福的寓所。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家庭生活中的一切高尚与文明；在这里，一个男人会留下许许多多甜蜜、幸福、美好的回忆；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妻子儿女、左邻右舍的欢声笑语。在我们眼里，这样的家庭不仅是由于共同的本能而建造的巢穴，而且是伟大人物的训练场，甚至是人类心灵的避难所；这样的家庭是人们在暴风雨中的庇护棚，是劳作后舒服的栖息地，是悲痛中最真挚的安慰，是成功后的自豪与喜悦，甚至是一种永不消失的欢乐。
为了使社会大众都了解正确的卫生知识，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这种知识并不是教授们在大学讲坛上讲授的高深学问，也不需要别人手把手的教，它没有任何的玄妙、高深的地方。但是一直到近几年，它才略微地获得了人们的认可与重视。人们之所以会接受它，并且在议会的许多法案中体现它，但是这并不是医学界的功劳，而要归功于一位律师——埃德温·查德威克。
在与埃德温·查德威克同时代的人，他们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评价。但是，查德威克可以算是他那个时代中最不知疲倦、最有成就的工作者，他的工作甚至影响到了当时国会的立法。可是，论名声，他甚至不及议会里那些末流、无名的谈客。
查德威克先生是南开郡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出生在曼彻斯特的附近。他在伦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当他26岁的时候，他决定做一名律师。于是他考入内殿法学院，进行专业性的学习。在那里他以卖文为生。查德威克并不具备超人的才识，但是他志向远大，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一旦确立目标，无论前方的路多长，多坎坷，他毫不退缩、勇往直前。
在查德威克先生刚刚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时，他的内心就被一个主意占据着——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完全被一个有着善意目的的主意占据着的话，这将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它会为这个人带来无限的光彩。其实这个主意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但是拥有这个主意的，却是一个非常热烈、精力充沛、能够吃苦耐劳的人。如果这样一个人要想在实际生活中实践他的主张，不能说全无可能，但多少还是可以使人对他充满希望的。
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埃德温·查德威克先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实践自己的主张的。当时政府的保险统计师摩根先生，曾在议会委员会上作证说：“尽管现在中产阶级的生活境况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是他们的寿命并没有因为日子变好了而延长。”这位议员的说法正好与查德威克先生的主意相对，他试图指出这位保险统计师的错误之处。他对无数个统计记录做了详尽的阅读、研究和审核，其中包括政府的蓝皮书，公开发布的寿命统计表，以及人口统计表等。他整日埋头于堆积成山的文件里，从那些最不为人重视、出人意料的地方收集了大量的事实，只为了证明他的主意是正确的，并向世人展示他天才般的思想。
他的这份回击摩根先生的报告最终发表在1828年4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在这份报告里，查德威克先生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具体为以下几点：第一，恶劣的环境可以影响人的健康；第二，如果环境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也会相应得到改善；第三，人们可以控制、消除那些对寿命有不利影响的疾病和状况；第四，至于如何延长人的寿命，接种疫苗，适度饮酒，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加快医学研究的步伐，改善街道和居住环境，这些具有重要意义。查德威克先生所引述的事实，都是有事实依据的，通过他的论证，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断定摩根先生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在，人们普遍承认，那些境遇较好的阶级的预期寿命一直在不断地延长；然而，这个结论却是首次由查德威克先生为我们证明终结的。
1829年，查德威克先生的另一篇文章《预防性的警察》发表在了《伦敦评论》上。当杰勒米·边沁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已经82岁高龄了。但他仍然对这篇赞不绝口，一心希望能够与这位作者相识。不久，杰勒米·边沁达成了心愿，与查德威克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1832年这位哲学家去世，查德威克先生从未停止过与他的交往。边沁希望查德威克能够把全部的时间都用来协助他完成“行政法典”，并且许诺查德威克：如果查德威克愿意集中精力倡导他的主张的话，他可以使查德威克在这项事业的成果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可是哈德威克先生婉言谢绝了这个提议。
1830年，查德威克先生完成了法律专业的学习，进入了律师界。1832年，当他要进入普通法领域的时候——期间他偶尔也会为《威斯敏斯特评论》撰写一些评论文章——竟出乎意料的与索思伍德·史密斯博士和图克先生共同被任命为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的工作内容是调查工厂劳工问题。在阿斯利勋爵和萨德勒先生的大力推动下，这个调查项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提交的报告中，再次表达了他们对公共卫生的看法和思想，把“排水、通风和供水的不完善”等问题视为引发疾病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和劳动过度是一样的，它不仅可以损害到人们的健康，而且还会缩短劳工的生命。
同一年，格雷政府为了彻底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济贫法实施情况，特别任命了一个重要的调查委员会。查德威克先生又被政府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助理调查员，他的任务是收集有关这个方面的证据。他所调查的区域是伦敦区和伯克郡。第二年，他提交了一份报告。毫不夸张地说，这份报告是一切报告的典范，因为其中包含了大量、丰富的事实，而且它的事例取材范围十分广泛；他还为这些事实做了系统的归类。通过查德威克先生对事实的大胆揭露，甚至是刻意保留证人的原有用词，使这份报告读起来真实生动，更具说服力；即使那些对蓝皮书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禁对它产生兴趣。
查德威克先生充分展示了自己惊人的才华，他所提出的意见都是十分具有实用价值的。于是，在他提出这份报告之后，他就由一名助理调查员荣升为首席调查员了。1834年，他又向下院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凝结了他与塞尼尔先生的共同劳动的汗水，也使他们赢得了荣耀。同一年，参议院通过了一项著名的《济贫法修正案》。其中采用并实施了委员会提出的大量建议和意见，这也是他与塞尼尔先生共同劳动成果的完美体现。
今天，我们可以很冒昧地说，在现代所有的法律文献中，当年的这套法案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但是，在通过了这项法律的几年里，它竟成为一项有史以来最不受人欢迎的法案。但是查德威克先生并没有气馁，仍然坚定自己的立场，坚持自己的信念，相信根据他的报告而制定的法案是合情合理的。他全身心、不遗余力地为这项法案辩护。俗话说得好：“要想受人欢迎，其实很简单，只有真正的勇士才会做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并且能够成功。”而查德威克正是赋有这种精神的勇士，如果他从事正当的事情，哪怕是一件受人诋毁的事，他都不会懈怠，而是永远奋勇前进。
虽然这个时期的查德威克先生整日忙碌于那些纷繁复杂的文献例证中，但是他时刻没有忘记他早先提出的公共卫生的理念。在他的全部报告中，都提现了他的这种观点。查德威克先生认为，那些原可以预防的疾病所带来的沉重负担，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通过对劳工，甚至是贫苦阶级的生活状况的细致调查，使他充分了解了在低劣的环境中，暗含着各种邪恶的物质。正是这些物质破坏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并且它们借助热病、肺病和瘟疫的手，疯狂地吞噬着人们的生命；因此他的心被公共卫生的思想牢牢地抓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