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4点半，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阴沉沉的一片了。天气预报这两天有雪，温度骤降。我和大曾再次回到警车里，然后朝着高架桥驶去。
高架桥下的窝棚区住着拾荒者和靠打零工生活的黑劳工，以45岁以上的外地男性为主。这些人以前大多是建设工人，岁数大了又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返乡而流落至此。他们大多是单身，没有子女，掌握简单体力劳动的技术，但多年的劳累和伤病使这些人被市场淘汰。这些无依无靠的底层劳动者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社会强加给他们的巨大生存压力和心理落差使其中一部分人产生了仇视社会的心态，这种心态发展到极端就是报复社会。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去直接挑战国家机器，因此会把视线转移到比他们更弱势的群体，比如妇女、儿童。
十几年来不断有伤害女性、儿童的新闻见诸报端，被害的女性往往从事******或其他低端行业，她们很少享受到社会的关注和法律保障，甚至有时会站在法律的对立面。因此她们的被害会遭到习惯性的忽视，只有发生非常残忍的案件，才有可能被媒介关注。与此相比，儿童伤害案件的影响力就大得多，社会主流尤其是中产阶层对这些案件是极为恐惧的。
但声讨归声讨，却没有任何公众机构提出一套能够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直到2016年的市两会全票通过针对高危人群的《特定群体管理条例》，允许警方对危险性较高的特定群体采取诸如随时搜查、扣押24小时及强制送交收容所等特殊措施。2016年4月，市政法委、公安局发布了第一批特定群体的界定规范，第一条就是拾荒者和黑劳工。随后各个分局开展了一系列清理运动，遣返、羁留了一大批人，其中还有不少网上追逃的在逃犯。
尽管如此，这些人依旧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因为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加入这个群体，抓一个人，又冒出两个人，抓两个人，又冒出三个人。结果就是每年都要处理几百人，但是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2018年两会上，市局局长在面对代表质询时无奈表示“水龙头不关上，我们再怎么使劲擦地也擦不干”引起了媒体广泛的关注。
我和大曾站在阴冷的寒风中，头顶是汽车飞速行驶带来的巨大噪音，脚下是布满浑浊的散发着恶臭的污水的泥土地，眼前是一片破旧不堪的贫民窟。周围没有人，想来这些屋子的主人还在外边奔波挣命。这是一个完全看不到希望的地方，一个令人作呕的垃圾场。
我们在这片废墟上抽了两支烟，然后迫不及待的离开了这里。
约莫5点钟左右，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街道两旁的灯火点亮，行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小饭馆的服务员开始忙碌的筹备着生意，公共汽车和小轿车争夺着本就狭窄局促的道路，一片嘈杂的情景。
“再有2个小时，就到了龙爪树最热闹的时候了。”大曾说道，“这个地方，只有在夜晚的时候才有生气。”
我们开着警车在街道上巡视着。白天紧闭大门的小发廊、按摩院点亮了霓虹，尽管数九隆冬，但玻璃门里边的女孩子依然穿着暴露。她们边聊天边勾引路上往来的行人，时不时暴露一下那雪白的大腿。这些女孩对我们似乎视而不见，一点没有惧怕和羞涩的意思。
不过大曾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他天天巡逻，却从未找过她们的麻烦，这让她们放下心来，慢慢习惯了在警察眼前招揽客人。当然，这些吃青春饭的小女孩也不是我们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甚至，她们的存在还微妙的维持着这个地方的平衡。
大概7点多钟，街面上忽然多了许多相貌较好、身材丰满、浓妆艳抹并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子，她们三三两两在街边站着，拦截着载客三轮车。
“这些女孩在市里的夜总会上班，都是********，现在到了该上班的时间了。那些三轮摩的，每天早上跑地铁站，下午再从地铁站往回拉，然后到这边拉小姐上班，一天三条线，干好了挣100块钱。”大曾努着嘴说道。
“这俨然已经形成一条食物链了。”我看着与远处寒风中一个长发女孩，她穿着一件长款风衣，脚下穿着高跟鞋，很显然也在等车。这时一辆公共汽车从她身旁驶过，可能和她挨得比较近，吓了她一跳，她使劲的拍了两下车门，嘴里大声骂着脏话。
大曾也看到了这一幕，“噗”的乐了出来。“你知道吗？那个公交司机是成心的，我在巡逻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司机看着地上有水坑还故意往上轧，溅人家一腿脏水。”大曾说道。
“怎么那么大仇？”我随口问道。
“公交司机成天累死累活的一个月也就挣个4、5千，那些小姐卖卖笑一个月就能挣好几万，他心里当然不平衡了。不过也是，开公交的司机10年前挣2000多，现在才挣5000，10年物价涨了多少倍。有一次一个公交司机没玩好真把一个小姐给剐了，那个小姐不依不饶，交警来了都不管用，让我们出面调解，结果你猜怎么着，那司机和小姐最后结婚了。”
“这算是笑话么？”我问道。
“走吧，吃口饭去。”大曾挂上档，“吃完饭咱们得去洗浴一条街了。恶性案件都是在那发生的。”
我们吃完晚饭，来到了洗浴一条街。这条街是1014年修好的，南北上下双车道。马路两旁都是三四层的洗浴中心，灯火通明，很是热闹。我们将警车停在街角，打开警灯，审视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过往的车辆看到街角有警车，都不自觉的放慢了车速。我们在车里坐了一会，干脆站到外边。大曾持着自动步枪，看起来十分威武，引来了无数路人的目光。大约到了9点钟，各家洗浴中心门口的车逐渐多了起来，很多都是宝马、雷克萨斯、奥迪等高档车，其中不乏保时捷、玛莎拉蒂等豪华轿车。毫无疑问，这些车的主人都是来此放松消遣的。
“自从市政府下禁令三环以内不得开设洗浴中心以来，许多洗浴中心都迁移到了这边。这里距离国贸商圈最近，因此生意也非常好。咱们辖区的洗浴中心大多是东北人控制的，东北人在北京开洗浴中心开了20年了，非常专业，回头客也最多。”大曾向我讲解道。
“好像咱们这没什么夜总会吧。”我问道，巡逻一天，我没看到一家夜总会。
“夜总会？高级夜总会都开在大酒店里，中小歌厅一般都在四环外，南边比较集中的是大红门，东边是双桥，北边在天通苑，西边在五棵松。而且小歌厅现在一般都经营***和****，还有一些色情表演，所以基本上没人敢在市里开。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咱们这一直往南到旧宫，就以洗浴为主。”
“这我也听说过。”我回答道，“不过今天终于知道原委了。”
“但愿今天晚上平安无事吧。”大曾的目光飘向远处。
我们在外边站了两个多小时，温度下降得非常快，我们不得已又坐回了车里。电台里一片安静，让我又恍惚回到了广渠门。正在我们享受这少有的安静时刻时，忽然看到一伙人朝着南边快步走去。
“有情况。”大曾赶紧坐直了身体，挂上档，开车跟了上去。
这伙人大概有二十多个，看着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气势汹汹的朝着一家名叫“温碧泉”的洗浴中心方向快步走去。这时，从“温碧泉”里涌出来十几个人，他们手持器械，快步冲下台阶。眼看着两拨人越走越近，大曾果断的拍下警笛。
“呜——”一声刺耳的警笛划破夜空，两拨人同时停下了脚步，向着我们这边望来。
“外勤05呼叫00，龙爪树南路可能发生械斗，请求支援！”大曾呼叫所里之后，我们两个走下警车，朝着人群走去。
“00收到，马上派人过去。”手台里传来所里值班民警的声音。
两拨人看着我们走过去，倒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时，从温碧泉洗浴中心里边出来的那群人中间一个头目样子的男子满脸堆笑的朝我们走来，一边走一边在兜里掏烟。
“你们谁是头儿？”我和大曾走到两拨人中间。
“我是，我是。”那个男子操着东北口音应承道。
“你们呢？”我指着来访的那一拨人问道。但他们没人回应，其中一个男子退到人群后边悄悄拿起手机打电话。
“两位警官，抽根烟。”先前出来了事的男子拿出烟跟我们套近乎。
我摆手回绝，然后又高声问：“你们有没有带头的，站出来。”
他们仍然不吭气，就像是在上演一幕默剧。
“都不许走，过来检查身份证！”大曾发话了，一般对付这些人，检查身份证是一个不错的威慑手段。
“别，别。”这时人群里有人说话了，正是刚才那个躲在人群后边打电话的男人。
“过来。”大曾用手一指，那个人乖乖的走了过来。
“怎么回事？”我看到两边的头领都出现了，开始询问。
“啥事没有。”温碧泉的那个说道。
“你叫什么？干嘛的？”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这是一个看起来十分精明圆滑的男子，中等身材，年龄大概三十岁左右。
“我叫翟健，是咱们温碧泉洗浴中心的前台主管。您有啥事冲我说就行。”这个自称翟健的男子点头哈腰的说道。
“身份证。”我伸出手。
“好嘞，您稍等。“翟健急忙从胸兜里掏出身份证递给我。我一看，是黑龙江人，今年27岁。
“你呢。身份证给我。”我转身向着刚才打电话的男人说道，“你是干嘛的？”
“我就是旁边沙皇宫洗浴中心的。”那个男子掏出身份证递给我，这个人看起来有些闷，远不如翟健会来事。我看了看他的身份证，叫冯大雷，辽宁人，今年24岁。
“干嘛来了？”我问道。
“没事，出来溜达溜达。”冯大雷回答道。
“带这么多人出来溜达？身上带的什么都是？带刀带枪的出来溜达？”我提高了嗓门质问道。
“不是，咱们就是出来逛逛。真是啥事也没有。”冯大雷依旧不说实话。
“行，一会带你的人跟我回派出所。我要挨个查他们的身份证。你们聚众携带器械企图冲击营业场所，这是什么行为知道吗？”我问道。
“没有，咱们真就是路过。”冯大雷依旧辩解道。
我转过身不再理他，向翟健说道：“你们呢？怎么回事？”
“警官，您都瞧见了，咱们啥也没干。”翟健装作委屈的说道。
这时，远处传来了警笛声，我抬头一看，两辆警车正分别从南北向我这边开来。这时，马路对过已经站了好多围观的人，他们还以为今天晚上有扫黄行动。
翟健一看事情闹大了，急忙说道：“警官，咱们其实都认识，也都是自家兄弟。这不因为一个小误会闹了点别扭，才整出这点事。您看我也是打工的，您这么些辆警车往咱们家门口一停，我们老板知道还不得开了我啊。您行行好，别难为咱们俩了。老四，你说句话成不。”
“是是是，警官。我跟他是哥俩，他是我二哥。咱们就是一点小误会。给您添麻烦了啊。”那个叫冯大雷的急忙应和道。
这时，支援我们的两组同事已经走过来了。我们一看局面已经得到控制，至少今晚不会再有什么大动静，就分头查了他们的身份证，最后发现有三个没带身份证的，就把他们连带翟健和冯大雷塞进警车里，剩下的人就地遣散。
我们回所里一查，这三个没带身份证的小伙子都才16、7岁，在老家念完中专出来跟着大哥闯荡。我们把冯大雷和翟健叫到一块，让他们回去给各自老板带个话，这次就这么着了，携带器械这事就先不提了，下次再有这种事情两回一块算账，所有人全部羁押，让老板过来派出所赎人。
“你们回去转告老板，做正经生意，繁荣首都经济建设，我们欢迎，而且我们公安会为遵纪守法的商人提供保护。如果做违法乱纪的勾当，尤其是搞团伙帮派，那就逮着一个严办一个，绝不容情！”最后，当天值夜班的赵所说道。
等我和大曾写完报告的时候，已经夜里两点多了。赵所安排我们去睡会觉，由夜班的同事先支应着。当了这么多年民警，我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困倦，刚爬上床，我就沉沉睡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