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钟，吴红叶放下手中的书，准备给丈夫陈志文打电话。
之所以等到九点钟才打电话，是因为吴红叶想让自己整理好要说的话，也因为之前她一直在等着陈志文给她打电话。虽然陈志文主动打电话的次数少之又少，但她还是常常抱有这样的希望。记得四年前陈志文刚调到省城，分别时红叶对他说：“你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吧。”陈志文轻轻地“嗯”了一声，明显是应付，因为他不认为每天给妻子打电话有什么必要。红叶对自己独自抚养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儿子没有信心，担心自己不能让儿子得到充足的爱，所以需要丈夫为她鼓劲，需要丈夫的爱将她滋养得丰厚一些，让她更好地爱儿子。丈夫不以为然的反应让她有点难过。但是，她向丈夫提出打电话的要求已经很不容易，甚至不敢坚持自己的要求。陈志文果然很少主动给她打电话。那时子谦刚上初一。红叶努力支撑着，直到儿子初中阶段第一次期中考试考了年级第三名，她才对自己有了信心。
尽管吴红叶对丈夫的依赖越来越少，但她还是觉得有必要把今天何老师对她说的关于子谦的事告诉丈夫。
陈志文在电话那头沉默着。红叶从丈夫的沉默中听出责备之意，责备她没有把子谦教育好。她忽然有点气急，说：“子谦是觉得自己的家庭不完整，才想到外面寻求感情。他长大了，父亲对他很重要，我再努力也代替不了。”
陈志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辞职回家教育儿子，你养我？”
陈志文说话仍然这样极端。难道多关心儿子就一定要辞职回家？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就没有兼顾和平衡的可能吗？当然建立平衡并不容易，但是一开始就采取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呢？红叶一口气被堵在胸口，整个胸腔都胀得难受，似乎爆炸开来倒舒服些。她稍稍平静一些，心想，也许是我自己的语气有问题？不管怎样，她刚才的话没有说错，至少丈夫没有理由责怪她。
红叶又气又伤心，结束了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