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不仅有凝聚力，还有一种自始至终的精神，他们一旦认定目标，就会矢志不移地发展下去。这一点表现在他们的资本转化上。他们不同于山、陕商帮那么眼光短浅，也不像有些商帮那么冒险，他们自始至终都将资本投于商业。他们有两大支柱业：即轮船航运业和银行业。
轮船航运业开始是沙船，沙船贩运需要很大投资，又有很大风险。尽管如此，但沙船贩运利润相当高，许多宁波商人就是以此发家的。沙船贩运不但赚钱多，还可以强化他们与沿海各大港口城市和长江沿岸城市的联系，扩大宁波商帮的势力。
随着欧美洲制造的轮船开进中国，沙船一下子矮了一大截。宁波商帮见情况不妙，于是直即果断地决定转营轮船贩运。早在光绪十一年，宁波商帮就创办了外海商轮局和永安商轮局。当时外海商轮局资本共三万多元，有一艘六百吨位的海门轮船。永安商轮局资本共四万多元，有两条轮船行驶于宁波与余姚之间。在宁波商帮创办的轮船贩运业中，最有实力的要算朱葆三航业集团和三北航业集团。
朱葆三的航业集团包括镇昌、顺昌、越东、同益四家轮船航运公司，共有六艘轮船。三北航业集团共包括三北轮埠公司、宁兴轮船公司、鸿安商轮公司、鸿升码头堆栈公司。其中三北、鸿安、宁兴三家公司合计资本在1917年共有320万元，资产达到700百万，轮船18艘。沙船航运与轮船航运不但让宁波商帮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还为宁波商帮的对外交流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银行业就是先前的钱庄业。宁波商帮一直十分重视银行业的高额利润，他们既用商业资本投资于钱庄、银行，又用钱庄银行的贷款来促进商业活动。宁波商帮还将进账制度和山西票号的汇兑等方法兼收并蓄，共同应用于上海钱庄业，很快宁波商帮的钱庄就在上海拥有雄厚的资本，逐步垄断了上海钱庄业。其中经营钱庄业的宁波富商有叶、李、严、方、朱、宋、董各大家族。
宁波商帮不但开设钱庄，还放眼未来，积极组建更先进更适应潮流的银行。他们很早就意识到钱庄终究会被淘汰，所以积极地在银行业上寻求发展。于是他们相继在上海组建了四明银行、中一银行、正明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在天津组建了明华银行、东陆银行等，宁波的富商豪贾像朱葆三、虞洽卿等，还投资外国银行。上海的许多大银行都由宁波商帮控制，像大来、恒利、中国通商等银行。由此可见，宁波商帮在上海银行业中已到了举足轻重、呼风唤雨的境地。
除了两大支柱产业，宁波商帮还经营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
宁波商帮在传统行业中，主要经营药材业、海味业、成交业、银楼业等。药材业是宁波商人经营时间最早，也是地地道道的传统行业。他们在全国各地的药店主要有：北京同仁堂、温州同仁堂、天津“京都达仁堂乐家老铺”、“上海胡庆余中药店”、绍兴震元堂等。海味业也是宁波商帮的长项，像上海由宁波商人经营的海味业，每年每户的收入达到一百万两白银，足见其规模之大。一般海味的经营品种分为三类一是综合海味，如各色鱼翅；二是西洋海味，如开洋虾米、龙须堆翅；三是干货海味，如海带、海蛰皮、刺参、干贝、鱿鱼等。宁波商人仅在上海的海味店就有：东源、润大、顺昌、余发、源余、鼎裕、乾丰、阜和、益源、新茂和、茂昌、源康、振大等著名商号。成衣业宁波商帮刚刚形成时经营的行业，最著名的是南京的李顺昌服装店，店主是宁波人李宗标，他手下有88个工人，专请宁波的裁缝，服装质量十分可靠，加上他店铺规模大，资金雄厚，当时就誉满南京，成为国民党政府达官显贵经常光顾之地。另外，宁波商人著名的成衣店还有天津的马源昌、王元记、张兴茂、周和昌、复兴祥、向庆昌等十几家，上海则有凤翔、张发记等110多家，苏州、南京也有几十家。宁波商帮的银楼业以质量可靠、工艺精细著称，有许多著名的老牌商号，如沙市的老宝成、老丹凤、老万年、老天宝、老同震、新凤祥等；在天津有物化楼、天宝、薪宝华、恒利等金店；在上海则有新凤祥、方九霞、杨庄和、老凤祥等。
这些传统行业既稳妥又有特色，足以安身立命、持续发展，这样，既为宁波商帮积累了资本又为从事新行业打下了基础，使老行业体现出了价值。
宁波商帮对新生事物十分敏感，他们开拓进取、勇于探索，一旦认准目标，往往会全身心投入其中。他们经营的主要新兴行业有：日用洋货业、房地产业、钟表眼镜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洋布业、五金业以及进出口贸易等。他们在上海开设的房地产公司主要有：大同、上元、天丰、地丰、黄丰、三星、五埠、树德等；开设的保险公司则有上海的华成、泰山、宁绍水处、华安水火、华兴水火、华安保群人寿、宁绍人寿、信平、肇泰四明等保险公司，在天津则有茂华产业、长城产物、中国天一、华商等保险公司，在厦门则有华通、重庆则有中国人寿等保险公司；开设的证券公司则有上海的通利、长丰盛、辛泰、立丰协记、永祥、泰来、裕兴、汇记、大康成、勤益、瑞大、厚丰、贸信、立丰协记等多家公司；开设的五金业则有上海的元泰五金号、五金洋货行、慎裕五金号、恒大祥五金号等商品；开设的公用事业事业则包括电力、电话、煤气、自来水以及照相馆、游艺场、高级宾馆、豪华饭店、出租车等服务性行业。
宁波商人对新兴行业的接纳与投资，进一步奠定了他们在近代发展的基础，新兴行业同时又使他们对未来的商业活动充满了胜利的希望。
温州商帮
在中国的版图中，没有哪一个地域板块，没有哪一个地域品牌，能够像温州这样既被高度地神圣化，又被高度地妖魔化；在中国，提起商帮，谁也“绕不过”温州。今天的温州人已支撑起了中国的很多品牌企业，使中国的消费者享受到价廉物美、质量可靠的产品，并使许多产品走向世界。是什么力量，让温州获得这么大的发展？这里我们可以从一个确实存在的群体中找到答案，这就是温州商帮。
温州人的足迹遍布各个角落。温州人走到哪里，就把生意做到哪里。早在国家号召支援西部，进行西部大开发时，温州人就在西藏的拉萨做起了生意，在新疆开始种起了棉花。他们不仅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还把生意做到了海外。在世界各地，遍布着从事各行各业的温州人。温州人曾昌飚在朝鲜包下了朝鲜的百货商场；温州人吴建海在喀麦隆开了“中国商城”。温州人无处不在，温州人的产品也无处不在。现在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当美国人用高科技迫使全世界为他们打工的时候，他们身上穿的却是温州人做的衬衣，听的是温州人做的半导体，早晨唤醒他们的是温州人做的闹钟，吸烟用着温州人做的打火机，戴着温州人做的眼镜。温州人的力量不可小觑！
温州人仿佛天生就是经商的材料。他们从小就对商业有着独特的认知，对金钱有着特殊的感觉。
在传统观念里，中国人是耻于言利的，但温州人并不这么认为。温州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很坦诚。他们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温州人大多都不安于给别人打工，他们总会选择自己创业，温州人创业的目的其实很现实：那就是赚钱！威力打火机有限公司老板徐勇水面对“你创业成功的动力是什么？”的提问时，他的回答是：就是为了赚钱，过上好日子。温州人认为，只要是自己辛苦赚来的钱，都是好的，没有人们传统思想里的“脏”钱和“净”钱之分。一开始，人们并不能接受温州人的思想观点，但随着温州人越来越多的财富积累，证明了温州人的观点是正确的。温州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温州人对待金钱的态度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它——金钱。它只是工具，并不是可耻的万恶之源。因此，我们可以说，温州人改变了中国人的财富观。
温州人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是中国人中最能赚钱的人群。这个群体身上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温州人能吃苦。他们能吃一般人不能吃的苦，所以他们能赚一般人赚不到的钱。无论是高山峻岭，还是冰山雪地，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的足迹，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在那里做生意。
第二，温州人对商机有独特的嗅觉。温州人总能在纷繁复杂的信息里找到有利于自己的商机，并能利用商机赚钱。
第三，温州人信奉有钱大家赚。温州人所特有的“朋友、义气就是商业”的人脉观念是推动温州人成功的重要因素。遍布世界各地的温商都会自然形成一个小圈子，圈内的人可以方便地交流信息、资金、经验。当然，温州人的人脉网络不仅仅局限于圈内，温州人不但老乡之间愿意合作、易于相处，到了外乡，他们会很快的认识新的圈子，新的朋友，很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圈子不仅是温州人在外地的生存网络，还是他们的致富秘诀。
温州人信奉朋友就是财富，有义就有利。他们和朋友间的利益并不是直接金钱的交往，而是相互帮助。比如，在商会组织的活动或朋友聚会中，温州人会在相互交流中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他们将这些信息变成钱，也就实现了朋友间的利益共享。温州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找到了中国传统的关系文化同现代市场接轨的关键点。
第四，温州人抱团打天下。温州人做生意不吃独食，往往是以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姓，一姓带一村，一村带一镇，一镇带一县，进而形成规模大、协作好、分工细、效率高、竞争力强的经商模式。我们经常说的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便是明证。
温州人的财富观念值得我们思索，温州人的赚钱方式值得我们借鉴，温州人的商机意识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中国新时代商帮的典型，基于温州商帮30年的形成与发展的经验，可以为中国未来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从整体上提高中国企业家个人和群体的素质，从而逐步打造出适应国际竞争、勇于创新、善于成功的中国新商帮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