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夏末秋初，身为华东民政部副部长、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的赵朴初和刘宠光部长一起，为分配救灾物资一事到山东、安徽进行调查研究。经过调查，他们发现，这一年夏天，水灾最严重的是皖北，因饿、病而死者，光皖北就有1000余人，遭洪水死伤者达2000余人。
不久，华东军政委员会生产救灾委员会和中央同意了刘宠光、赵朴初提出的分配救灾比例：皖北地区占21.5%，皖南地区占3.5%，山东全省占5%。
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机关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运动开始后，报刊上不断刊登挖出贪污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的消息，气氛越来越紧张。这可是新中国第一次打击腐败的运动啊！上上下下动员起来了。
赵朴初曾经手巨额捐款和救济物资，尽管上海市市长陈毅相信赵朴初的人品，但根据政策，赵朴初所经手的救济总署的账目，仍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
一个人经手这么大的巨额经费，谁能担保不出问题呢？于是，组织上派工作队进，来“打老虎”了。
工作队的人认为，上海市救济总署自1949年夏天以来，经手那么多的物资，这里肯定有“大老虎”，说不定，还是个“老虎”窝呢！一时间，空气变得紧张起来。
有人在猜：赵朴初一定是只“大老虎”。
有人甚至怂恿上海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说，要大胆怀疑，揪出“老虎”！
赵朴初以平常心对待这场运动，工作队进来后，他以严肃的态度对下属提出三条要求：“1.不乱说自己；2.不乱说别人；3.不自杀。”当时，有个别当事人，不了解党的政策，胆战心惊，乱讲乱咬，结果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工作队一进上海救济总署，就把赵朴初的会计科、管理科打得一塌糊涂。工作队先把赵朴初招去的几个工作人员，如李文杰、赵公跋、王沼贤三个处长先当“老虎”对象打了一下。
解放初期，一切工作刚开始，并没有什么可以鉴戒的经验。工作队甚至对几个工作人员采取了罚跪等措施。与此同时，为了“打老虎”的需要，工作队封锁消息，把赵朴初彻底孤立起来。
赵朴初作为宗教界人士，尽管受到保护，没有被直接当“老虎”打，但内心仍然很苦闷。当年和自己一起在难民所工作的老朋友周克，这时已调到上海华东青委工作，并在机关内主持开展“三反”运动。
一天，心情苦闷的赵朴初来到周克的宿舍。他说：“老周啊，这是怎么回事情呢？我相信李文杰他们都是好人啊！”
周克跟赵朴初说，“朴老，现在问题不在他们那里，人家是在怀疑你嗳！打开他们的缺口以后么就好……”那时候，周克按老习惯，称呼赵朴初为朴老。
赵朴初听了，大吃一惊说：“啊！他们竟然怀疑我啦？我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周克给他解释说：“现在的运动就是这么排队的：你管的物资有多少多少，就可能是只‘老虎’；增加到多少多少物资就可能有一个‘大老虎’，是这样子的！比方说，你那里进出的物资是100万，就有可能是一个‘老虎’！到了多少多少万，可能有多少只‘老虎’，就是这样排队的呀！现在的发明很多，这里是‘窝虎’，一窝；那里是‘群虎’，都不得了。你国际救济总署接收了那么多物资，肯定是‘老虎成窝’了！现在只能让他们打吧，怎么办呢？他们总不会胡说八道吧？”
赵朴初说：“我也不能去看望他们。”
周克说：“你还是不要去看他们吧！他们有事就有事，没有事么也打不出什么事来。反正你自己没有事最重要。你一没叫他们贪污，二假使有贪污的话他也没送给你东西，你就不管他了。”
赵朴初说：“有些东西组织上应该会证明的吧，我把衣服、鞋子、奶粉那些物资都交给组织了，交给党了。我没有拿过这些物资，也没有变成钱。”
经过层层审查，结论是赵朴初经手的巨额款项和物资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无一笔糊涂账。到1950年12月底，物资清理委员会收受的物资中，用于华东、上海生产救灾的有：上海，米337万斤、现金104.995亿元、麦皮5万斤；皖北，杂粮5050万斤、药品及现金37.600亿元；山东，杂粮1500万斤；苏北，杂粮850万斤；皖南，杂粮770万斤；苏南，什粮435万斤，现金7亿元。此外，上海1950年支援华东灾区农村兴修水利、防止灾害的经费496亿3千万元。帮助各地政府来沪筹集救灾经费350余亿元，寒衣210万件（来沪灾民的遣送经费不计在内），等等。
赵朴初身边的几个工作人也很干净。虽然他们在受检查过程中，吃了一些苦头。
事情结束后，赵朴初很高兴，对周克说：“终于可以证明我历史清白，经得起历史考验了。”
后来，周总理听说赵朴初没有一点问题，十分高兴，称赞说：“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啊！”
从此，就有了赵朴初是“国宝”的说法。
为陈毅索书与总理推介
1952年夏日的一天，东吴大学老同学梅达君带来一把白纸扇，对赵朴初说：“陈毅同志索书，要你以围棋为题赋诗。”梅达君当时任华东局统战处处长，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直接在陈毅市长领导下工作。
折扇如同棋手的道具，陈毅市长嗜好围棋，下棋时手不离扇。赵朴初深知陈毅酷爱此道，且棋力不凡。战争年代，战事前后，无论时局多么紧张，陈毅总爱与人手谈几局，颇有曾国藩遗风。根据围棋引征的道理，陈毅将新四军的一支小股部队，安排到了远离主力军队的地方，后来果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陈毅常以此下围棋缓解日理万机的困乏和劳顿。往往一局棋罢，他又精神抖擞，重新投入工作。
梅达君的话，叫赵朴初浮想联翩。他应命作词《清平乐·围棋，赠陈将军》，云：
纹枰对坐，谁究真中味？胜固欣然输可喜，落子古松流水。
将军偶试豪情，当年百战风云。多少天人学业，从容席上谈兵。
“将军偶试豪情”一句中的“偶”字说明，陈毅市长解放后下围棋的次数少了；“多少天人学业”是说，围棋包含了丰富的知识。当时，军队还没有授军衔，故赵朴初习惯上喊新四军军长陈毅“将军”。
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上海市文管会主任夏衍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商量接待一国外友好代表团之事时，《解放日报》社的袁鹰来了。夏衍示意客人坐等一会，继续和姚溱谈话。
袁鹰坐在一旁，听他们说话。说着说着，只见夏衍拍了一下桌子，说：“我想来想去，就是请和尚出来的好。”
姚溱拍手说：“我也这么想。我打个电话找他怎么样？”
夏衍摆摆手说：“不用了，我刚才已经打了电话，请他来一趟。”
袁鹰纳闷，接待外宾，为什么要一个和尚出面呢？
这时，办公室的门开了，进来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满面红光，微露笑脸，身上穿着干部服，十分整洁，一看就是一位民主人士的装束。
夏衍笑着说：“说曹操，曹操到。”
袁鹰这才知道，“和尚”是赵朴初。赵朴初的大名，袁鹰早就听说了。但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呢！
很多年后，袁鹰有一次在北京朴老寓所闲谈，谈起夏衍同志，说：“朴老，我第一次见到您，就是在上海夏公的办公室里。”
朴老有点惊讶，眯起眼微笑：“是吗？我真的不记得了。”
夏衍调到北京后，任全国文联副主席。
一次，周总理听说久有诗名的赵朴初还没有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对夏衍说：“作家协会应当吸收赵朴老为会员。”
赵朴初开始以为，这是周总理的一句闲话，并没有在意。夏衍也以为，总理是说说而已。后来，周恩来在另外一次宴会上问赵朴初：“你现在参加作协没有？”
赵朴初很惊讶，周总理居然还记得此事，回答说：“还没有。”
周恩来当即对在场的作协同志说：“你们拿表来，我作介绍人。”
事后，夏衍说：“赵朴初同志很光荣，是总理亲自介绍他参加作协的。”
听圆瑛大师论佛法
1952年10月2日—13日，宋庆龄、郭沫若等倡议发起的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37个国家共378人出席会议。宋庆龄致会议的开幕词，75岁的圆瑛法师和赵朴初、明旸法师9月底从上海到北京，出席了这次盛会。
圆瑛法师自1928年被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后，连任七届会长，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经圆瑛大师介绍，当年在上海净业社任秘书的赵朴初皈依佛门。因此，赵朴初是圆瑛的嫡传弟子。
1939秋天，圆瑛法师因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经赵朴初等人营救出狱。解放前夕，有人劝圆瑛飞往南洋，圆瑛拒绝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明旸法师1911年出生，小赵朴初4岁。
会议期间，圆瑛感慨地说：“我们既为佛子，当做佛事。什么是佛事？保卫世界和平乃是最大的佛事。”赵朴初认为，法师这几句话指出了“佛事”与“世事”的一致性，指出了今天佛教徒努力的方向。出席1952年的国庆招待会后，圆瑛对赵朴初说：“见到毛主席，参加国庆盛典，是老衲一生中一件极其光荣的大事。”
1952年10月间，为了振兴旧中国奄奄一息的佛教，国内有代表性的佛教人士齐聚北京，探讨成立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指导今后全国的佛教工作。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可是振兴佛教千载难逢的时机啊！
11月5日，虚云、喜饶嘉措、陈铭枢、吕澄、赵朴初等20人举行会议，讨论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并通过了赵朴初起草的《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该发起书提出，“准备在适当时期召开成立会，邀请各方面佛教人士参加”。
这天晚上，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在招待中国佛教协发起人的宴席上说：“政府对于宗教是采取保护政策，今天保护，将来也仍然保护……”
李维汉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朋友，湖南新民学会会员，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大革命时期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和瞿秋白一起主持了“八七”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之一。在赵朴初眼里，大自己11岁的李维汉是一个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领导，是一位析理精微、虑理高明、令人敬仰的长者。
圆瑛法师对《楞严经》造诣极深，在大家的要求下，他于1952年冬天在上海圆明讲堂为四众弟子做“祝愿世界和平水陆道场讲经法会”，赵朴初不仅参与组织，且听了他的14场全部讲经。
1953年正月初九，圆瑛法师起七（7天中第一场讲经），正月十五日圆满。大家觉得不解馋，未饫法味，请圆瑛继续做禅七（第二个7天中的第一场讲经）。法师满足大家的要求，于正月十六日起禅七，至二十三日解七（两个7场讲经中的最后一场讲经）。
圆瑛法师讲话如拉家常，却包含了许多道理。他在禅七开示中，具体说了僧人如何用功，如何做法事：
行香时，颈靠衣领，脚步紧跟前面的人走，心里平平静静，不要东顾西盼，一心照顾话头；在坐香时，胸部不要太挺，气不要上提，也不要向下压，随其自然。但把六根门头收摄起来，万念放下，单单地照顾话头，不要忘了话头。不要粗，粗了则浮起，不能落堂；不要细，细了则昏沉，就堕空亡，都得不到受用。如果话头照顾得好，功夫自然容易纯熟，习气自然歇下。初用功的人，这句话头是不容易照顾得好的，但是你不要害怕，更不要想开悟，或求智慧等念头。须知打七就是为的开悟，为的求智慧，如果你再另以一个心去求这些，就是头上安头了……
赵朴初听了圆瑛大师的话，笑容满面，一一记下。
继承和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
1953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西四阜内大街25号广济寺举行。汉、藏、蒙、傣、满、苗、撒里维吾尔（后称裕固族）7个民族的法师、活佛、喇嘛、居士代表共141人出席了成立大会。
会前，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主任赵朴初主持起草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草案），并请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呈毛泽东主席审阅。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毛主席仔细看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草案）》，亲笔加进了“继承和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一句话。
这句话，一直成为赵朴初指导佛教工作的指导思想。晚年，赵朴初在讲话和文章中，多次探讨了佛教传统文化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质问赵朴初：“佛教还有什么优良传统呢！”赵朴初默不作声，不好说这是毛主席的话。但他心里想，这些人无知啊！
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式上，赵朴初作《关于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经过和筹备工作的报告》，其中，谈到了中国佛教协会不设会员制的原因，他说：“中国佛教协会所联系的既是全国各地佛教徒，它在佛教四众中所起的作用应当是全面的、普遍的，而不应当对佛教四众在名义上、权利上或义务上加以区别。因此章程草案中没有会员制的规定。”
因为“不设会员制”，今天的佛教徒没有会员证。“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佛教协会对章程有所修改，提出了对地方佛教协会的指导等问题。当时，全国还没有成立地方佛教协会呢！
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佛教协会的章程，确定了该会的性质是“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组织”，以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40年后，赵朴初觉得，这个提法不太明确了。因为，天主教称“爱国组织”，基督教称“教会组织”，佛教是爱国组织，还是教务组织，或者兼而有之，不很明确。他根据中国佛教协会的实际作用，将该会的性质，定义为教务组织。
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达赖、班禅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选举圆瑛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1953年9月19日，赵朴初与明旸法师陪病重的圆瑛老法师上天童寺。
初见太白山麓下的天童寺红墙、无数的参天松树，赵朴初精神一振，真是十方丛林的好所在啊！在天童寺，圆瑛法师乘竹舆，明旸法师和赵朴初步步随行。见寺中上下，大小和尚互相尊敬，课诵不废，赵朴初印象深刻。
中秋节就要到了，天童寺这一夜的月亮特别圆。晚上，应慈法师在月下陪同赵朴初等漫步。应慈法师须眉飘逸，面若神仙。
赵朴初问他：寺里的和尚参加劳动吗？都做些什么呢？
他说：“寺里的僧人，终日劳动，没有一个是闲人。已开荒八十多亩，种稻、菜和茶叶。此外，他们还烧砖窑、伐木，修缮房屋。”
赵朴初问：“你们和周围的老百姓关系处得怎么样？”
“很好，唯一的矛盾就是老百姓要砍树，我们要护树。有棵很大很大的树，老百姓要砍，许多僧人用身体把树围起来，把那棵树保护下来了。”应慈法师说。
赵朴初很高兴，吟诗赞扬他们“同心戮力务工农，真见勤劳养道风”。这个思想，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一部分。
9月下旬，圆瑛大师在天童寺圆寂，世寿76岁。在《佛教常识问答》一书中，赵朴初这样评价自己的入门老师：
圆瑛是一位宗说兼通，禅净双修，精研《楞严》的大德，他热爱祖国、热爱佛教，一生讲经、建寺、兴办各种福利事业，奖掖引导后学，不遗余力。
1954年初，赵朴初因住会办公，自上海迁到北京大拐棒胡同17号定居。
离开上海前，两袖清风的赵朴初突然感到资金紧张了。想来想去，赵朴初带了一套珍贵的线装书，到老朋友吴企尧居士家借钱。
在赵朴初的朋友中，他可以张口向对方要字画的不少，随意可以借钱的却不多。吴企尧居士，大小算个资方代理人，曾多次向难民捐款，并经赵朴初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其人很忠厚，有多余的钱，赵朴初便想到了他。
听说赵朴初要钱，吴企尧呵呵乐了，还没有听说菩萨借钱的呢！这可是积德的事啊！他二话没说，开了一张几百万元（相当于现在几千元）的支票给赵朴初。
赵朴初带了一套珍贵的线装书，意思是把它作为信押。吴企尧说：“这是你的心爱之物，我怎么能要呢？”
第一次到日本
北京大拐棒胡同17号，是一个小三合院，院门红色，门口有两个狮子石雕。日月更替，冬去春来，说不定，从前这里住过历史上很耳熟的人呢！
院里有北房、东房、西房。小三合院南面是山墙，长满了爬山虎。山墙下有一小片空地，地上堆满了煤块。
搬到北京以后，赵朴初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上班之闲，他在院子南山墙下，种了很多花，如牵牛花、六月菊、美人蕉、百日红等。到了夏天，院子里花红叶绿，生机盈然。这些花，给赵朴初的紧张生活增加了许多诗情画意。
1955年8月2日，赵朴初作为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乘飞机去日本，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
赵朴初身穿一套白色西装，神采奕奕，这是他第一次去日本，参加的是去尚未与新中国建交的日本的第一个非官方代表团，成员还有廖承志、成仿吾、谢冰心等人。
这次去日本，除了开会，赵朴初还有两个心愿，一是寻访四祖赵继元之妻王太夫人著的《三十六鸳鸯吟舫诗词》。据说，这本未付梓的诗词原稿，抗战时流落日本。1938年6月，安庆沦陷，赵家安庆状元府成了日本鬼子的养马的地方，家中的藏书，也被洗劫一空；此外，赵朴初想在飞行途中，看一眼太高祖文楷公出使过的琉球岛（冲绳）。
琉球国1868年编入日本国，1879年改为冲绳县。历史上，琉球自1429年建国，一直作为从属国向中国进贡，国王加冕必由中国朝廷派钦差大臣册封。嘉庆四年（1799年）8月，琉球国中山王尚穆去世，16岁的孙子尚温即位。嘉庆帝命赵朴初的太高祖赵文楷为钦差册封正使，1800年7月24日，赵文楷在藩属清朝琉球国主持了册封大典，宣诏尚温为中山王。赵文楷在琉球期间，不谋私利。他走后，琉球那霸港臣民建立清惠祠纪念他。《清史稿》说赵文楷，“廉洁之声，著于海外，（琉球）举国敬仰，造祠纪念”。
155年过去了，沧桑巨变，许多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赵家已延续了六代。当年，赵朴初的太高祖乘海船，几经磨难，才抵达琉球，而他的五世孙，今天乘飞机一瞬间就飞过去了。高空中翻滚着奇异的云彩，让人感到人类的渺小和人生的短促。湛蓝的海面中，那一丁点大的孤岛早已不见了。这往来无垠的时空，曾经发生过多少前后承接的有趣故事啊！赵朴初回神端想，慨然作叹，吟诗《飞过琉球》道：
星槎吾祖昔曾游，诗卷惊涛浩荡秋。
百五十年无限事，飞鸿一瞬过琉球。
当年，赵文楷在该岛屿写诗《嵯上存稿·游中山王新辟南园》，有句云：“海上烟霞丹嶂远，山中草木白云多。”山中是什么样子呢？有没有先祖留下的痕迹呢？赵朴初希望有那么一天，自己能够登上该岛，寻找先人的遗迹。
写罢小诗，赵朴初将诗笺递给同座的谢冰心看。谢冰心55岁，穿着蓝底白点的短袖旗袍，看上去很精神。她接过赵朴初的诗，惊问赵朴初“吾祖”156年前旧事。
听了赵朴初的介绍，满舱代表团的成员都很感慨。廖承志团长用日语说：“这是中日友好的盛事啊！”廖承志日语发音完美，腔调是连地道的东京人都自愧不如的江户口音，他甚至能娴熟地背诵日本明治时代的一些词语。
谢冰心是文坛大家。她于1946年到日本东方大学讲学，1951年回国。
赵朴初问她：“为何不做诗？”
谢冰心笑答：“避君才笔。”
广岛素以风景优美闻名，十年前，美国向广岛投原子弹后，广岛伤痕累累，满目疮痍，时至今日仍可见被原子弹破坏的痕迹。在广岛医院，到处是受伤的残疾病人。一位妇女浑身癍痕，只有背上一块皮肤完好。原来，1945年，美国的原子弹爆炸时，这位妇女身背幼儿逃命，幼儿烧成灰烬，保住了母亲背上的一块皮肤。盲人妇女、断臂女孩，一个个苦难者的形象，深深地嵌在赵朴初的脑海里。
晚上，赵朴初等到八芳园赴宴。席中，一道菜是酱萝蔔（卜），日本人叫“泽菴”，配以茶泡饭。泽菴原是一个和尚的名字，他留学中国时，经常用酱萝蔔下茶泡饭，并将这种吃法带回日本。因为今天来的是中国贵客，所以八芳园特地上了这道菜。
嚼泽菴时，谢冰心说：“我怎么觉得像我们农村的腌萝卜菜？”
赵朴初大笑，说：“正是。吾国茅蓬风味也！”
开大会期间，京都市市长来找赵朴初，说大谷莹润先生请您去他那里。然后，市长亲自驾车，送赵朴初去见大谷先生。从这天起，赵朴初离开了代表团，和日本佛教界接触了。这也是新中国佛教界和日本佛教界的第一次接触，开始了赵朴初与日本佛教界高僧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
赵朴老是我的外号
1956年是佛涅槃2500年，印度比哈尔省政府为建设好释迦牟尼成佛处，设立了国际咨询委员会，邀请中国派两人参加。3月13日，赵朴初、哲蚌寺堪布坚白乘列两人乘“空中霸王号”飞机由昆明起飞抵达加尔格答。
比哈尔省会八纳城是阿育王朝古都，阿育王时的石柱长20米，赵朴初用手摸上去，竟有细滑如脂的感觉。柱础后有宽阔的平台，高2尺余。不远处，屋址的卧室、浴室、更衣室，清楚可辨。据说，这里可能是阿育王结集三藏处。
佛逝世那年，其弟子约500人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举行了第一次结集；佛逝世110年后，700僧众进行了第二次结集；佛逝世235年后，阿育王时代进行了第三次结集。当日巍峨的百柱堂只剩下了今天这100个础石磴子，令赵朴初浮想联翩，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的一千比丘，正出入鳞次栉比的僧房，群会于此。
参观八纳城、王舍城后，汽车向耿鹫山行去。蓝天飘着白云，还是当年的太阳照在耿鹫山上，赵朴初似乎有一种幻觉：佛仍在说法。突然，一个迷茫的感觉出现了，在那虔诚的信徒中，有自己的前身吗？
下一站，是访问比哈尔省伽耶城的南郊波罗奈城——释迦牟尼成佛的圣地！为了寻求解脱，释迦牟尼离家后，剃光了须发，经历六年苦行，追随外道六师学法，徒劳无功。苦行无益后，释迦牟尼决定学禅定，日中一食。释迦牟尼正是壮年，一个人苦修，身体越来越糟了。幸亏一位牧羊女施舍了羊奶，使他活了下来。
一天，释迦牟尼在尼连禅河中，洗去了六年的积垢，恢复了气力。追随他的五个人以为他放弃了努力，便离开了他，继续苦行。释迦牟尼没有怪他们，独自走到一棵毕钵罗树下，铺上了吉祥草，向着东方盘腿而坐，发誓说：“我今如不证到无上大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起此座。”中夜，释迦牟尼突然开悟了，他战胜了最后的烦恼魔障，获得了彻底觉悟而成了佛陀。
那棵毕钵罗树因佛坐在其下成道，得到了菩提树之名。从此，所有毕钵罗树都叫做菩提树。菩提就是觉的意思。这棵菩提树在二千数百年中曾两次遭到斫伐，一次遭风拔，但都重生了新芽，现在的菩提树是原来那棵树的曾孙。
释迦牟尼悟了什么呢？他悟出了宇宙的真实、生命的真相和生命的流程——无明缘行、行缘识，即轮回的过程。悟出生命的真相是万法从缘生，一切事物都是条件的组合，没有单一的存在。
站在菩提树下，赵朴初油然升起一种虔诚的心情。正是这棵看似平凡的古树，成就了释迦摩尼几千年的事业，使千千万万的人走上了一条与佛结缘的道路。
50年代的一天，赵朴初和廖承志一同去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周恩来突然问廖承志：“人家都叫你廖公，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说罢廖公，周恩来又问赵朴初：“赵朴老，你今年六十几啦？你年纪不大，早早地就被人称作赵朴老，这是怎么回事呀？”
在周总理眼里，66岁才称“老”，65岁不能算老，可赵朴初才40来岁，头发漆黑，眉清目秀，一点也不显老。平常，周总理喊“赵朴初同志”或“赵会长”，今天，也喊起“赵朴老”了。
周总理几句轻松问话，使室内谈话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赵朴初笑着回答：“咳，‘赵朴老’是我的外号，人家跟我开玩笑哪。”赵朴初的一声安庆话“咳”，又让周总理和廖承志笑了起来。
赵朴初30岁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上海办了一个救亡报纸《救亡团体》，请某某老、某某老做名誉主编，为了掩护，把赵朴初也叫“赵朴老”了。
“你那时多大啊？”周总理问。
“那年，我才31岁呢！”赵朴初说。
周总理听了，拊掌大笑。此后，周总理也喊“赵朴老”了。
195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一次会议，宣布中国基本完成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探索的新时期。
赵朴初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突然之间，社会主义已经到来了。在民主革命时期，许多烈士奋斗的目标一下子实现，他真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在《原来是这样的不可思议》长诗里，赵朴初满怀豪情，迎接社会主义的到来：
社会主义就是祖国的繁荣，
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的幸福。
社会主义就是世界的和平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