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的中庸的道理,讲究的就是不偏不倚,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而“中庸”体现在做事方面,则必须要做得恰到好处。不及肯定是不好的,太过了则会“大贞凶”。所以,最好的道就是中庸之道。
一个人要想做到中庸,就必须要加强自己的品德与修养,提高自我调控的能力,使自己的言行、情感、欲望等都要适度恰当,避免“过”与“不及”。
“中庸”强调的是做事守“中”,也就是说既不左冲右突,又不参差不齐。其实这种人生哲理,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中都可以体现出来。
商汤的开国大臣伊尹,不仅能把握做菜口味的“中庸”技巧,甚至干脆就把它上升到“齐家治国”的高度上来了。
伊尹辅佐汤推翻了夏桀的残暴统治,建立起在我国历史上维系约600年之久的商朝。伊尹原来不过是汤身边的厨师,也是汤的妻子陪嫁的奴隶,他之所以被汤看中而委以重任,是因为他确实有一番才干,并且也善于从生活中发现人生的智慧。
比如,当伊尹看到汤成天为与夏桀争夺天下而忙碌的时候,显得十分焦急,以致于一日三餐都食不甘味。于是,伊尹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引起汤的注意。他把第一顿饭菜做得特别咸,然后,做下一顿饭菜又故意不放盐,让汤吃得感觉不对味而来责备他。接着,他又把每顿饭菜都做得咸淡适中,美味可口,让汤吃得十分满意。
伊尹能算计到汤一定会表扬他。果然,有一次饭后,汤对伊尹说:“看来你做菜的本事确实不凡啊。”
这时候,伊尹早已成竹在胸,他不等汤把话说完,就借题发挥说:“大王,我做饭的本领并不值得夸奖,菜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只要把佐料调配得当,人吃起来才自然觉得可口有味。这其实和你治理国家是一个道理,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急于求成,只有掌握好分寸,才能够把事情办好。”
孟子后来对伊尹的评价是:“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意思是说,伊尹在天下太平时能入仕做官,在天下动乱时也能入仕做官。伊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他善于把握好分寸,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可以说,他是深悟中庸的为人处世哲理了。
而下面这个“傻小子做客”的故事也颇发人深省。
一个傻小子到朋友家去做客,朋友殷勤地做了几道好菜来招待他。因为一时匆忙,朋友每一道菜都忘记了放盐,所以每一道菜都淡而无味。
傻小子吃了几口后,对朋友说:“你烧的菜怎么都淡而无味呢?”
朋友立刻想起忘了在菜中放盐了,于是就赶紧在每道菜里加了一点儿盐,并请他再尝一下试试。
傻小子吃了以后,觉得这一回菜都变得非常可口了。于是,他就自言自语地说:“饭菜之所以鲜美可口,就是因为放进了盐的缘故。只加一点儿盐,味道就那么鲜美,若加多一点儿,那一定更好吃了。”
这样想后,他连菜也不吃了,就抓起大把的盐往嘴里塞。当然,他咸得哇哇大叫。
就常理来说,盐不能吃得太多,也不能吃得太少,要恰到好处才对身体有好处。同理,炒菜做饭不能夹生,也不可太烂。生熟恰到好处时,饭菜才最好吃。这个恰到好处,就是我们要说的“中”。
再比如商人们卖东西,如果要价太贵了,人们就不买了;如果要价太低,他自己又赚不了钱。所以,必须是在要价适中的时候,才恰到好处。此恰到好处,也就是“中”。中庸之道既讲恰到好处,又讲因时而中。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
南怀瑾先生又解说了“大贞凶”的意思。他说:“什么都死死板板的很正,像学理学的人,在这个时代,还是言行呆呆板板,矫枉过正,并不是好事,所以大贞则凶,也就是说人生要通达,不通达就不对了,不知道变则是大贞凶。”
有时候,坚持固然是一种良好的品性,但在有些事情上,过度的坚持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浪费。就好比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目标的态度。人要想获得事业上的成功,首先要有一个目标,这就是人生的起点。如果人没有目标,就不会有动力,可是这个目标必须是合理的,也就是说要合乎实际情况。如果不适度合理,即使你再有本事,付出千百倍努力,你也不会获得成功。
诺贝尔奖得主莱纳斯·波林说过:“一个好的研究者知道应该发挥哪些构想,而哪些构想应该丢弃,否则,会浪费很多时间在差劲的构想上。”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有些事情你虽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最后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你所走的路线也许是一条死胡同。这时候,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抽身退出,去研究别的项目,再寻找成功的机会。
牛顿早年一直是永动机的追随者,当他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失败之后,他很失望,但是他很明智地退出了对永动机的研究,而是在力学研究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最终,许多永动机的研究者都默默而终,而牛顿却因摆脱了那些无谓的研究,而在其他方面脱颖而出了。
在人生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审慎地运用智慧,做正确的判断,选择正确的方向,同时别忘了及时检视选择的角度,并适时调整。一味过分地坚持并不是一件好事,很多时候,放掉无谓的固执,懂得变通的道理,冷静地用开放的心态去做正确的抉择,那么,每次正确无误的抉择将指引着我们走在通往成功的坦途上。
让我们再看一看“中庸”。孔子说,如果两个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应该使它能够中和,各保留其正确的一面,舍弃其不对的一面,才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同时还感叹说:中庸“民鲜久矣”。对此,南怀瑾先生也慨叹,那些一般人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许多时候,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在很多学者们看来,中国人的生活最高典型应属于中庸的生活。林语堂在《谁最会享受人生》中,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
林语堂先生说:“我相信主张无忧无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要叫我们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理应隐居到山中,去竭力模仿樵夫和渔父的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朴实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渔父一般去做绿水之王。不过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那种哲学,终究是拙劣的。此外还有一种比这自然主义更伟大的哲学,就是人性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这里,他提倡的其实就是一种中庸的境界。
然而,理想毕竟是理想,更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常常是走向两个极端:不是在劳累中死去,就是在懒惰中堕落。一个以悲壮的方式,告别了本来可以给他慰藉的生活,而另一个则以一种可鄙的态度,宣告了对生活的抗争。两个极端,分别从幸福的左边和右边滑过,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
有的时候,不讲究中庸之道还会引来杀身之祸。
清朝大贪官和珅可以说众人皆知,但鲜有人知道他早年的身世。据历史上记载,和珅3岁丧母,9岁丧父,留下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弟弟和林,弟兄俩相依为命。后来,和珅在咸安宫官学里读书,因长相和才华出众而被大学士冯英廉选为孙女婿,之后和珅开始走上仕途,且一发不可收拾。
许多野史都强调和珅官场得意是由于乾隆帝的错爱,这种说法应该有失偏颇。想一下,如果他没有一点真本事,恐怕只能是扶不上墙的烂泥,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说和珅这个人办事能力是很强的。
不过,和珅有个毛病,那就是太贪了。也许这是因为他小时候的日子过得太苦,所以他穷怕了,而且因为长期受到亲友的冷眼,因此使得他有一种疯狂敛财的心理,所以和珅在为官期间,千方百计地聚敛财富,正因为不知收敛,以至于贪到富可敌国的程度。民间有话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据统计,和珅聚敛财产的三分之一就价值二亿二千二百万两白银,还有玉器珠宝、西洋奇器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从和珅的故事中,我们看不到半点的“中庸之道”。退一步来说,如果和珅能够做到“适可而止”的话,相信就算他贪,也是不会使他送命的。“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这是和珅在狱中写的一句诗。为什么会二十年来枉劳神呢?都是因为这“过分”二字啊。
生活中,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讲究中庸之道,做到适可而止。其实,在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古今哲学当中,我们至今也可以说,还没有发现有一种比中庸更深奥的真理。中庸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有条不紊的一种生活,所以理想的人物,应该一半有名,一半无名;于懒惰中暗自用功,在用功中又有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今天的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完全不用工作;也许会弹琴,但是技艺不是十分的高明,只能弹给知己的朋友们听一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自己消遣;古玩也可以收藏一点儿,书也可以读读,可是不会死坐十几年的冷板凳;学识也许挺广博,但是又成不了专家……这种生活应该说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了。
事实上,中庸作为一种处理事情的法则,现在也正在被西方学术界所认可,博弈论实际上就可以认为是中庸的经济学表达。历史上的中庸往往会被认为是没有原则,或者是简单折中的平庸,实际上,中庸是一种平衡的艺术,它强调凡事都要有一个“度”,应该平衡各种分力,而且能够兼顾各种矛盾,让各种冲突徘徊在一种合适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彻底消灭和纵容。
和光同尘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意思是说“道”就像一个硕大无比的容器,但它里面所蕴涵的内容,其运用的领域却是用之不竭的。
“渊兮,似万物之宗”,是说它来自于万物的内在本质博大精深,就像是万物发源的根源。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说的是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要不断消磨认识的锋锐部分,消除各种认识的意见分歧,融合各种观点的光辉,最终形成共同的观点。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说的是我们不知道“道”是怎样产生的,好像是在天地形成之先(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道”是客观存在,却又深奥莫测。
《老子》一书中的这一段话,说的是大道的本体是虚空的,但它的作用又是永无止境的。它是哪吗深奥,它仿佛是万物的宗主,它消磨掉万物的锋芒,化解开万物的纷杂,协调好万物的光辉,混同了万物的尘垢,而自己依然深不可测,永远存在。人们都不知道大道是谁生出来的,在“万物之母”以前,它就已经存在了。
南怀瑾先生读到这段话时说,修道的基本,首先要能冲虚谦下。能够做到冲虚而不盈不满,自然可以顿挫坚锐,化解纷扰。然后参和它的光景,互同它的尘象,但它依然是澄澄湛湛、和而不杂、同而不流地若存若亡于其间。倘使真能达到这种造诣,具备了这种素养,便符合了“道”的精髓。
道能冲而不盈,和合自然的光景,与世俗同流而不合污,周旋于尘境有无之间,却不流俗,混迹尘境,但仍保持着自身的光华,南怀瑾先生认为,将这种“挫其锐,解其纷”、“和光同尘”战略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代表人物,便是中唐时期的郭子仪了。
郭子仪被唐德宗封为尚父。在古代,尚父这个称谓是一个十分尊崇的称呼,自古以来只有周朝武王这样称过姜子牙。由唐玄宗开始,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这四朝都是由郭子仪保驾的。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爆发,玄宗提拔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命令他带领朝廷军队讨逆,从那个时候起,唐朝的国运几乎都系于郭子仪一身了。
唐代宗在位的时候,天下大乱,新疆的回教联合西藏的回教一同造反,几乎快要打到长安城了,皇帝只好下诏请郭子仪出山。
当时,郭子仪手中一支部队都没有,跟在身边的只有数十位老部下。在接到诏命后,他只好临时凑合出发,勉勉强强把没有经过训练的后备兵、退伍的老弱兵一起加以整编,最后也只凑了5000人,而敌人却有十万雄兵。
于是,郭子仪对跟随军队一起出发的儿子讲,这仗不能打,他要一个人去敌营,或许还能有一点办法。就在郭子仪将要出发之际,他随军的儿子紧紧地拽住父亲的马说:“听说回纥人如狼似虎,父亲大人你可是堂堂的元帅,怎么能自己送上门去当俘虏呢?”
郭子仪却告诉儿子:“现在敌强我弱,如果硬拼的话,我们父子都要战死,那么,江山社稷也就会更加危险了。如果能与回纥谈判的话,就有可能说服他们倒戈,那就是我们黎民百姓的福气了,能不能扭转战局,就在此一举了。”
说完,他推开了儿子,一个人骑马向回纥军营而去。
敌军将领听说郭子仪来了,都是将信将疑,他们生怕有诈,于是就命人弯弓搭箭,严阵以待。而只见郭子仪在军帐前摘下了头盔,脱掉铠甲,同时放下兵器,一个人缓缓而行。
当他来到那几位首领面前时,回纥酋长们一起拜倒在地,表达了他们诚心诚意的欢迎。就这样,郭子仪凭借自己一己之力说服了回纥的首领。郭子仪单骑退兵,从此名震千古,被传为佳话。
之后,只要是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郭子仪都能一一化解危机。当天下太平无事,皇帝又担心郭子仪功高盖主,因为朝中的文臣武将大都是郭子仪的部下,于是皇帝就下令让他归隐。所以,很多时候,郭子仪一旦发现皇帝心存疑虑,想要罢免他时,他就马上主动上书申请辞职,把事务移交后就坦然离去。可是,等国家有难的时候,他总是一接到命令,又不顾一切马上行动,因此,尽管郭子仪屡黜屡起,但是四代君主都离不了他。
可以说,郭子仪是我们知道的能够将冲虚之道运用得挥洒自如的那类人,他常以雅量容忍身边的事与人。据说,在唐代宗面前有一个颇有权位的太监叫鱼朝恩,这个人常常用各种花样专门来整郭子仪,但郭子仪从来都不记恨。到了最后,鱼朝恩居然指使人在暗地里挖了郭子仪家的坟墓,对此,郭子仪也是不动声色。
当唐代宗来吊唁慰问的时候,郭子仪向皇帝哭着说:“臣带兵数十年了,士兵们在外面破坏别人家坟墓的事情,我常常是顾及不到,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人给挖了,这也许是因果报应啊,与别人无关哪。”一个人的宽容与胸襟,由此可见一斑。
郭子仪还很洞悉世事人情。他的汾阳郡王府从来都是大门洞开,不论是贩夫走卒还是文人墨客,都能随意进进出出。郭子仪的儿子们多次劝告父亲说不能这样,一个堂堂的王府怎能任人走动,没有规矩呢?郭子仪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咱们家的马吃公家草料的有500多匹,家里的奴仆们吃官粮的有1000多人,如果咱们筑起了高墙,不与外面相来往的话,那么,只要有人与郭家有仇,或者是那些嫉妒郭家的人在上边煽风点火的话,咱们郭氏一族很可能就会招来灭族之祸啊。现在我大开府门,任人进出,咱们家里什么样子都在人眼里,这样就算是有人想诬陷我们,恐怕也找不到借口啊。”儿子们这才恍然如悟,都很佩服父亲的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