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至解放前的近百年间，中国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当中。当然，彼时，几乎整个世界都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说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混战”，一点也不过分：内战外战纵横交错，全国各地更是“遍地开花”。经济增长自然是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有些事是拦不住的，别说中国，连号称“日不落”的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60年的积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4年全打光了。见袁腾飞，《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4》，希望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41页。
但即便是这样，中国经济还是处在一个向前发展的趋势当中，甚至可以说是迈出了不可思议的一大步。为什么？因为经济发展了，因为“发展”的含义要比“增长”广泛、深刻得多。“增长”比较直观，而“发展”则涉及除了增长之外的政治、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那么经济怎么就发展了？中国由传统走向了现代。
这一步够大了吧。咱们下面从头说起。
如果把世界经济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在过去的300年里世界经济现代化经历了四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主要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欧洲农业革命和运输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第一次浪潮的核心，它首先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工业革命不是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发生在工厂和矿山里的一种静悄悄的变化。在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里，只有极少数国家成为赢家，少数国家紧紧跟进，多数国家仍然沉睡在农业经济的美梦里。在1820年到1870年期间，英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经济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870年到1913年期间。与第一浪潮相比，第二次浪潮也是由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的，不同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已经英国转移到了欧洲大陆和北美；并且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科学为基础，以电、内燃机和电气化为特点，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技术为基础，以煤、蒸汽机和机械化为特点。
经济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发生在1946年到1970年期间，包括工业国家的黄金时代和农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主要的技术创新有人工合成技术、电子技术、工业自动化、新材料、新能源和航空航天工业等。在此期间，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成长大大快于美国，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接近美国。见《回眸世界300年，展望中国新世纪——〈中国经济现代化报告2005〉解读》，中国科学院网2005年3月17日专题。
第四次浪潮发生在1970年之后，不在本节的讨论范围之内，暂时搁置。
在鸦片战争后至解放前的这将近一百年间，中国有过两次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努力：一次是在清朝末年，晚清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做出了初步的现代化的尝试，特别是洋务派的三十年苦心经营，结果被日本发动的1894至1895年间的甲午战争给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中华民国政府进行的现代化努力，结果是在1937年再一次被日本打断。具体的发展阶段见表21。
这也就是说，其实中国的反应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慢。虽然我们不可能领导现代化的潮流，但是我们赶上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尾巴，全程参与了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只是推进的广度不够（也就是从那时埋下了工业发展不平衡的种子）。
这里有很多实证。作为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核心，机械化在中国从1865年就开始了，采矿业自1875年开始得到大规模发展见李治亭（主编），《清史（下）》，第1405页。更“洋”的是，一些在第二次浪潮到来之时才在欧美广泛兴起的现代化产业，比如电信业，在中国从1880年就开始发展起来。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架设电线之事“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资，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资，以冲经费”。见李治亭（主编），《清史（下）》，第1414页。看见了吗，还是股份集资，按揭还款。电报总局开办之后，首先架设了天津至上海的干线，继而又贯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延至广州，此后长江线、广梧线、广九线和汉渝线等干线相继架成，并逐渐伸至边远地区，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基本上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电信网。同上，第1415页。
阶段状态大致时间历史阶段特点经济
转型经济
地位工业化起步准备1840-1860鸦片战争外资造船业
和银行业无下降清朝末年起步1861-1894洋务运动外资和
官办工业起步下降调整1895-1911维新立宪民办轻工业比较慢下降局部工业化探索1912-1927共和早期民办工业化比较慢下降民国时期探索1928-1936民国早期官办工业化比较快下降调整1937-1949混战时期战时工业化慢下降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5年报告《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
以上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当然“发展”涉及更广的层面。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变迁，我们可以知道，在第一个阶段，也就从是1840年到1911年，历经72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向带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
在这72年中，外来侵略战争不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侵略战争在不断推动着这样的过渡。比如，外国商业扩大到中国内地，促进了中国商人阶级的发展。中国商人不久就接管了西方商品的销售。早在1869年，英国一位官员就说道：“由于在语言上占优势、拥有市场、开支较低，中国人几乎垄断了商业经营。”没错，国人比咱们现在想象的要能干得多。后来，中国制造商开始建造火柴厂、面粉厂、纱厂和纺丝厂。这些新的经济领导人往往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喜欢欧洲的统治，因为这种统治授予外国商业竞争者以特权。但是他们也不太喜欢北京的帝国朝廷，因为它既不能有效地抵抗外国人，也不去充分地了解现代经济的性质和需要。因此，咱们中国商人认为无需忠于清政权，就像印度商人早先认为无需忠于德里的莫卧儿政权一样。结果，正是他们提供了促进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这一运动在20世纪初发展起来。第一次排外运动由沿海城市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也爆发在这些城市里，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由于这段历史读者一般都比较熟悉，我将着重介绍第二个阶段。这第二个阶段也被称为“民国经济史”，书中的观点仅为我的一家之言。教科书上对这段历史的“标准叙述”是：
民国经济史分为四个阶段：民初实现宪政的阶段（1911－1915年），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7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28－1938年），以及抗战和国共内战时期（1938－1949年）。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近代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不久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侵略，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一个发展机会，进入了“黄金时代”。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夕，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再加上封建军阀混战，缺乏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使民族资本主义受挫。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整顿税务、控制金融、改革币制、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及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而展开的“改订新约运动”，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显着发展。而这种发展的势头被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所打断。利用战时经济的环境，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本和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迅速膨胀。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失败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依靠接收日本侵华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明显的优势甚至垄断地位。国统区的民族资本企业在美货倾销、官僚资本排挤压制、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和通货膨胀等多方面因素打击下，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自1911年中华民国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变动更为急剧。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分裂。在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协的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见高华2005年文章《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大约历经38年，中间经过了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见表21）。
一般认为，民国初年中国经济发展迟缓，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寻找解决国家功能的途径过程中逐渐滑向统一合法的国家暴力失效，出现了军阀混战局面。其实增长确实是非常缓慢的：1912到1949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下降，而到了1937到1949年的战争时期，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可能还是显着下降的。然而，经济发展还是很明显的。在这一时期内，经济现代化的深度开始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农业、现代工商业以及影响交易效率的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几个部门。
1.农村经济
就生产力而言，混战并没有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为例，稍高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小麦单产相当于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后。
就生产关系而言，混战反而给了农村经济获得新发展的契机。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由于中国一直以来都缺乏长子继承权，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再加上战乱连绵，所以每户的土地被分割为很小块。这就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时50%的农业人口与租佃制密切相关，其中，30%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
长江流域细密的水路运输网促使这一地区形成了区域性粮食市场，这一块的分工专业化、城市化自宋朝以来都是最发达的。到了这个时候，专业性的租佃经纪人出现了（类似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专业的房地产经纪人）。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更富有，他们已经形成资本主义式租佃，雇工商业化农业经营的萌芽在这个时期滋生出来。
有人会说，你瞧，农民都成了佃户了，这还不是经济倒退吗？按照已故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的说法，恰恰相反。他认为，长久以来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由于对现代经济学的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如国民党）的机会主义口号。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的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其后果是破坏了有效率的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见杨小凯文章《民国经济史》，刊于《开放时代》2001年9月号。而民国时期的这种租佃契约制才是朝着现代化经济制度方向的进步。杨小凯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记载了当时租佃契约的多样化：1932年，中华民国内政部对849个县进行调查，在220个县内普遍存在租地压金，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字分别为60%、15%和24.62%，而劳务租占0.24%。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出固定实物地租12.9%，高出固定现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43.3%。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
杨小凯认为，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这些理论说，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最有效率；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当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是在特定条件下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都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好的情况。
并且，现代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也证明，在一些条件下租地比买地更有效，而在另一些条件下，自有土地比租地更有效。因此，在不同条件下，说自耕农制度都优于租佃制度的命题是错误的。在自由契约下，自发出现的多样化的制度都是在不同条件下面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的最优折衷。
杨小凯拿美国的一段历史作为例证：1879年，美国25.6%的农户为佃农，到了194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4.5%（高于三十年代中国的完全佃户比率），但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在1879到1945年间大大提高。所以租佃制比率与生产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负相关关系。
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于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以及地主卖地后可以永远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
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改革（其长期效果往往是负面的），而在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企业的保护，这些方面的改进会促进分工网络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见J.SachsandX.Yang.2001.DevelopmentEconomics：InframarginalversusMarginalAnalyses.Cambridge［MA］：Blackwell.我们应当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民国时期的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和法律制度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