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下来的碧油油的绿茶，还有一道大工序——炒茶。这也是一门大学问。茶叶先要理一理，采得再仔细，总有老叶子、断梗子、碎片儿，须一一挑出或者掐掉，掺了杂质，卖不出好价钱。理清之后便开始炒茶了。东明山下的人家，家家户户都有部泥砌的灶头，通常炒一锅茶，须得三个人，一人炒，两人打下手。主家娘子都是炒茶的好手，一双巧手，右手才将一锅碧油油的芽子捧起，扶着锅沿的左手便顺势接住，一抖，一撒，一锅的叶子还是一张不少地落回锅里。炒茶要手艺，更要耐心。火头急了，会焦。最是嫩芽，恁地娇贵，禁不起烈火烹油般的虎狼火候。但火头要是忒弱了，有气无力的连锅子都冷一阵暖一阵的，叶子就会红，泡出来混混沌沌的，似隔了年的陈茶。茶未入锅，先要把铁锅子烧暖预热，这第一锅，叫做“打草汁”。在机器炒茶过程中，这道工序被称作“炒青”。“打草汁”全在一个“打”字，即指将新鲜茶叶脱水。一锅茶，须均匀受热，炒的时候转得要快，用力要匀。待到叶质柔软，盛到竹筐里，倒在擦拭干净的八仙桌上，把茶叶搓成浑圆的一团，便开始揉捻，这样可以教叶子里的汁水快速蒸发，加速炒干；同时也能够阻止茶叶受热后发酵，使茶汁的精华保留了下来。当叶片被揉得皱缩成条，茶汁沁出粘手感时，即可停止。然后将那一团热乎乎的叶子细细拆散，因为如果不抖搂开，叶子会结缠到一块儿，炒干后结成“茶乌龟”，也算破相了。抖开冷却之后，再扫入熟锅。不断地翻炒，直至条索紧细，散发出馥郁的茶香，到七八成干了即可出锅。炒一锅茶大致需要三刻钟的样子。当然，也有大规模机器炒茶的，速度快多了，但是不比人工的细致周到，炒出来的茶叶价格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茶叶炒好之后，存储也有窍门。因为要吃整整一年，必然要小心存放。取一只大小适中的小口瓮，多少的茶叶，配备多少的熟石灰，放多了会有石嚎气，放少了又容易受潮。江南雨季湿润燠热，更有黄梅天气，保存这道工序不做到家就算功亏一篑了。
这整整一个茶忙月，勤快些的主妇采、理、揉、炒全部一人揽下，真似强行军般的忙碌。因为茶叶每隔一两天便老一批。最初的都是白茅，笔尖笔尖的两根嫩芯子，好比未上脸的女孩儿，叶面尚有细细的粉毛；采完后不几天，雨润风熏，第二茬又孜孜地冒出来了，此时，已是两瓣鲜绿的嫩叶了，又好似清纯少艾的姑娘，水滴滴的，嫩得掐得出水来；再往后，全然长开了，则是青春正盛的大姑娘，郁郁葱葱的叶子全都打挺了；最后，繁忙过后，剩下最迟的一茬孤老枝头，终难免韶华逝去，合了宝玉口中的珍珠变鱼目。然而我们遗弃的这批“下脚料”茶叶沫子，仍然能够物尽其用的。泡桐花开的时候，山上会有人专门用黑色的大装黑塑胶袋子，扛着双人采茶机来收拾那最后一茬。加工之后运往新疆、运往内蒙，因为北疆之人贯食腥膻，诸如羊肉之类，臊味浓重，需浓茶酽茶清肠，这类“粗茶”正好相宜。此外，便是拿去做成廉价茶包，专销一些小型餐厅旅馆。
茶分三六九等，品茶的功夫也各有等差。若是粗布短褂的汉子喝来解渴，琛兰窨片和凉白开水都无分别；但若是一些资深老茶客，冲上一壶，倒入盖碗，闭上眼睛徐徐呷一口，甚至吃得出这是春茶还是秋采、冲泡的是山泉还是溪水。泡茶的水，西湖边的虎跑自然名满天下，然而本镇大遮山顶群仙道观前的那一口龙眼泉，亦是集天地山林之精华的天然活水，山上禅院道观的僧众道士都自龙眼取水烹茶。山中高情自是迥别尘世饮食的，下界的人们，一瓢苕溪水，便沏做茶了。临河的茶座常年客满，一个铜板叫壶茶，暑天可以解渴，寒日可以暖手；更好的是，还有说书先生抑扬顿挫的故事听。每天午后一点和夜间七点，准时开讲，常年如此。说的多是《杨家将》、《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等长篇章回小说，惊堂木“啪”的一记脆响，就这样，真命主、大忠臣、奇女子、狠英雄……世事千年如走马，那些兴替存亡，那些业报辗转，那些因果流传，都从旧布长衫的说书先生口里悠悠道来，江湖、游侠，正统、杀伐，都是升斗小民们所喜闻乐见的。末了，说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便暂且结束了这一回合的是非纷纭。而煌煌五千年的历史，在文字尚未普及的年代，也幸赖这些卑微的说书人，于最原始的口耳相传中绘声绘色地一代代流传下来了。
时光悠悠流转，那些茶店和戏班子，那些伶人和口技人，现在早已无从寻觅。但是这些可亲可敬的民间艺人留刻在勾栏瓦舍间的故事和回忆，是无法被遗忘或抹煞的。他们的吹弹与歌喉，搬演与逗弄，在那个声光电未到来之前娱乐匮乏的年代，为小镇增添了许多的欢笑和热闹。
安溪产茶，还出竹木。桥北多山，东明山的绿竹，大遮山的白粟，峨墅岭的青棡，冬枯夏荣，生生不息。于是山货行也便成了安溪独有的行业。解放以前，由于全杭州城的居民都烧木柴，经久易燃的麻粟柴索求庞大。通常，山农们将整株的麻粟整株砍倒后锯成段，每段五十公分，名曰“反白”，再劈好，细心地用竹篾扎成捆，五十市斤一捆，整整齐齐装满了乌篷船，在欸乃的橹声中沿着苕溪进入奉口陡门从西塘湖送去湖墅——那里，有着全省最大的米市和商货交易场所。安溪的米，是上好的罗尖米，鼎革以前甚至一度是送入京城的贡品。“青梗尖”、“四候尖”，每个品种都讲究精耕细作，一年只种一季。也因此亩产很低，才不过五百斤。每年收割之后，新谷出水，即要晒干。一般要十足的秋阳，结结实实晒上三个太阳，直到掂在手里沉甸甸的，握起来流沙般沙沙地从指缝里落下来，才算干透了，然后盛入麻袋在米囤里存放起来。
通常，在新米出砻后，家家户户都会选这一日吃新米。然而在新米入口之前，还是要费一番工夫的。先将晒好的谷子倒入木砻，撁砻去皮。除砻糠这第一步出来的还是咯嘴的糙米，尚不能食，需要“舂米”。当时全省十一府，钱江以南的浙东上八府多山地，土地贫瘠，很多人为了温饱离乡背井来到地气丰沃的下三府。东阳木雕之乡，那儿的人流落到此之后，也不脱老本行，多揽木匠活儿水泥活儿；绍兴出师爷的地方，那儿过来的人也头脑活络，看似顶着毡帽日日游荡山间田野，其实早和镇上的酒楼饭馆接好了头，捕了麻雀卖与他们；然而民初那会儿最多见的，还是萧山人，其勤勉而肯吃苦，是出了名的。安溪本镇人就以逸待劳雇了他们“舂米”。这是件苦差，先把糙米放在三尺见方的大石臼里，以石锤抡击，一天下来，只能打一石左右，是极辛苦的力气活。可农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人力耕作的年代，只能全凭他们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一颗谷子，从田里的种子到碗里的米饭，这一路，其间不知经过多少道工序，堪称“粒粒皆辛苦”。然而也恰是这等不遗余力的精耕细作，安溪才出了贡品级别的罗尖米。解放之后，改朝换代了，凡事自是个新。举国上下奋力抖掉几千年来的旧包袱，拼了命地扬新弃旧赶英超美。那是一种幼稚的狂热，因为空白而激烈，因为落后而躁进。五八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现代化步履蹒跚地开始起步走，头一桩便是引进高亩产的双季稻，淘汰单季的罗尖米。从那以后，安溪，再也没有贡品罗尖米了。
民初的安溪，陆上交通不似今天这样四通八达，兼之门前即苕溪，水运无疑更为便捷。广济桥下船只往来频繁，因为一年四季镇上山货、地产、鲜蔬不断，多销往湖墅。尤其每年十月之后，装载大米的货船更如过江之鲫。水路的行程路线主要有以下几条：由奉口陡门，走西塘河往南到良渚，过祥符桥，至武林门；或者从良渚沿西塘河一直到湖墅；还可走安溪陡门，过长命桥，到三墩；也有往东去的行程：过獐山港，入京杭大运河，到塘栖。塘栖水乡的造纸业在当时是颇有名气的，芦苇正是造纸的主要原料，而东苕溪上的安溪正富于此——据康熙大字典，“苕”字条目下有如是注释：“苕，从艹，召声，本作‘芀’，苇子之华”。源自天目南麓的苕溪两岸，一路沿河长满了万蒿芦苇（其得名“苕溪”亦来自于此）。每年秋天，站在广济大桥上凭栏远眺，常能看见装满了苇子往来安溪塘栖之间的船只，行得远了，遥遥望去，水天相接的无限辽远处只白茫茫的一个小点。再看两岸，浩浩乎弥望皆白，实可为“秋雪”之注。秋风盈盈拂过水面，万杆芦苇迎风而动，头顶玉宇澄明，眼底清江如练，大江上下，一片苇花悠悠扬扬点缀波心，那景象，真是美极了。
家祖父年轻时曾摇着小舟往来其间。因为风向、水流都不一定，塘栖也好，湖墅也好，通常打一个来回，要预备上一日一夜的功夫。那时家中艰难，伙食也清简。隔夜先熬好一锅稀粥，盛在一个大白瓷杯里，便是这一天的饮食了。菜是再寻常不过的大头菜，北塘上，特别是秧丝墩那里，沿着苕溪堤岸一路俯拾皆是。煮好了拣几块，撮进一点盐花儿，再用洗净的箬叶包好带着上路（食物用箬叶包着不招蚂蚁）；或者带上家中自己腌制的洋姜——这种野菜蒸煮都极难吃，腌过之后却很下饭。玻璃瓶里挖出一两个，乌漆抹黑的卖相，入口味道倒还不错，微苦而后甜，就着稀饭能喝一海碗。
提起那片长满洋姜的秧丝墩，老一辈的人说来还有一段国仇家恨的。安溪自古有“苕溪八景”，“大塘古樟”便是其中一景。据镇上老人们说，苕溪的两岸塘上曾经遍栽松树和樟树，唐朝的时候便已经栽下了，因为民间素有樟树辟邪的传说（不单樟树，很多木本诸如柏树、桃树也都是祛除不祥的神木）。那些古樟，便是西险大塘的镇塘之物。苕溪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水患，大水冲坍塘堤，毁稼伤人。根据史书记载来统计，自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至清光绪八年（1882年）间，出现塌塘圮闸的记录一共多达十四次。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抽调农民疏浚河道加固了险塘，把防洪标准达到了20年一遇的水平。现在，在兴建泄水闸、改造陡门以及退塘拓宽河道等各种现代水利措施的养护之下，苕溪洪灾的隐患更是已经降至最低了。然而在没有这等人力财力的解放前，人们只能指着樟树公公和松树爷爷保佑地方平安，所以人们都亲切地称那批古木林为“唐樟”、“唐松”（也恰好与“塘”谐音）。有些树，虬枝盘曲，看得出确实德高望重“上了年纪”了，其中特别惹眼的，是几棵数抱有余的香樟树，主干上的空洞大得都可以摆上小圆桌，坐上几个人喝茶乘凉了。可惜民国26年，在杭州成为沦陷区后，日本兵在境内横行霸道，操起油锯将那么多的古树都斫倒了，还抓了许多附近居民将木材扎成木排运回国去。所以现在北塘上已没有二抱以上的古樟了，只剩下今天秧丝墩三十多株大樟树，为日寇劫余之物。那庞大的树冠密密匝匝的撑起一片蔽日的浓荫，四季常青。在早些年、还是包产到户的时候，每逢“双抢”，农人们劳作后总会去树下乘会儿凉，喝口茶，吸支烟，边谈论着庄稼和收成，或者索性在树下眯缝着眼睛打个盹儿；放牛的小孩子们则会顽皮地上树掏鸟窝，运气好的话也能捉到松鼠，拿半个空蛋壳往枝桠一搁，便有松鼠自投罗网，它们一旦呆头呆脑地把头探了进去，罩了蛋壳便再也逃不掉了；苕溪里的往来船只，每每行到这里，船工们也总要立在船头遥望，遥望那一道几百年来依然恪尽职守坐镇北塘之上的绿色城墙。
不过古樟群那里风景虽好，却没有河埠，所以安溪出发的小舟通常都在大桥埠解缆。小船儿载着芦苇秆子，缓缓启程。经过广济大桥宽阔幽深的桥洞，经过高大的安溪陡门，经过水乡塘栖的十里回廊……那时的船，都是人工摇橹、拉纤加风帆的木质大乌篷船。舟子的脚力要好，膂力也要劲，船才行得稳健，主顾也才愿意请。后来，
乌篷船改成了结实的水泥船。换了水泥，更坚固耐磨了，也不必再定期整修常年泡在水里坏朽的木头。但是六月里毒日头直直打下来，晒得船身如着了火般的烫。卸完货赶回程，人还是要坐下来，一橹一橹地摇，一桨一桨地划。很多行船的人，当时正富于年，也不以为苦。后来年纪大了都落下了关节上的病根，最常见的是风湿。祖父也不例外。然而现在回首望去，他们似乎并无多少怨嗟，那段清贫的岁月都已云淡风轻，只留下零星几瓣记忆的碎片，茶余饭后，白发苍颜的老爷爷只当说故事般，时为膝下小儿孙略道一二：“记得1963年的夏天，那一年雨水特别多，苕溪水涨得冲毁了北塘，大水一直没到民嘉圩。晚上回安溪，风高浪急，小舟一直在汹涌的江心暴起骤落，一不留神就要祭江神了，一颗心几乎提到了嗓尖。那一刻脑子里什么也不敢想，只管拼了命地竭力稳住划子……平安靠岸后，衣襟湿了一大片，是冷汗”；“也有一次，很夜了，三更时分回到安溪，远看小镇，灯火点点；更远处的东明山只是一个庞然黑影，岿然端坐，有如老僧入定；回首十里苕溪，水流如带，影湛波平；天地间一派澄宁，唯听见耳边一片悠悠桨声”……
烟波钓徒“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雅人深致，手足胼胝向着六合讨生活的船夫是无法领会的；然而归航一刻，望见那片亲切的灯火人家将到而未到，想起孺人稚子正倚门等候，心中的欢喜，或许也并不亚于武陵人“缘溪行，忽逢桃花林”的温柔与美好吧。“吭——呦——嘿，吭——呦——嘿——”疾劲的江风吹得芦花儿漫天飞坠，缥缈中仿佛又传来那纤夫的号子，一声声，朴实，有力，透着归来的喜悦。
那是天下间有情有义的声音……
当时安溪的市井风情，大致如此。隔了漫漫一个世纪，回首望去，柴米油盐里的汤汤水水，依然那么亲切而真实。然而百年间镇上的人事变迁，却是一段伴着血泪与礼乐山河共同历变的坎坷岁月：轰轰烈烈的民元革命、腥风血雨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即使共和国成立之后，仍然还有诸多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乱世，如同一把大筛子，把人筛得流离失所，把无数个家庭筛得支离破碎。时代的伟力，主宰了它们的兴衰浮沉，但同时，它们也留刻了时代踉跄的足迹。镇上许多人家的荣辱，都可为那一段历史之管窥。桥北的沈家即是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