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你先别忙说再见。”雷文竹没去握苗康的手，却上前拉住马缰，“我还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苗康同志！希望你再重新考虑一下，慎重地考虑一下……”
“唔！”苗康笑容满面说，“昨天夜里我不是告诉过你？我考虑过，很慎重地考虑过，并不是轻易这样决定的。”
“别走吧！同志！”雷文竹紧紧握住苗康的手，“播完种，我们就要开办流动兽医站，这是非办不可的事情。你知道，附近大大小小有十几个牧场。先不要说预防瘟疫了，我们经常看见，牧民们的牲畜害了一点点病，因为得不到及时医治就活不成。可是，兽医站没有人怎么能行呢？人是顶重要的，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留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无济于事呵！”兽医的语调仿佛充满了自卑感，“我能做什么呢？我什么也担当不起来。”
“不！你能担当起来的。”雷文竹近似央告，“留下来吧，苗康同志。趁现在还不晚，留下来吧！我不是以个人名义请求你，我以十多个牧场的名义……”
“哎呀呀！别开心了吧！照你这么一说，好像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了。”苗康谦逊万分地说，“雷文竹同志，你明白，假如我的确不能够离开这里的话，组织上就不会批准的。好了！看耽误你的工作，该分手了！”
“怎么，你是一定要走喽？”农业技术员灰心地说。
“再见了！”苗康重又伸出右手，“常写信哪！”
“如果你非走不可，那么……照理，在临别的时候，不应当再讲什么难听的话让你一路上都不愉快。”雷文竹丢开马缰，直视着兽医的眼睛说，“不过，请你原谅，因为以后恐怕没有机会让我讲这样的话了。坦白地说，你留在这里对于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可是我从来都不希望你走，从来都不希望你离开农业站。你要知道，你是在农业站最困难的时候离开我们的。好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请你记住我这句话，你将来会为你自己的行动感到羞愧的！”
“啊！也许。谢谢你的教育！”
兽医苦笑了一下，把伸去给雷文竹握别的手收回来，牵动了一下马缰，转身走了，昂首阔步像一只鹅似地走了！
雷文竹返回库房的时候，正碰上畜牧师和气象员迎面走来，他以为她俩是来给苗康送行的，于是说：
“你们来晚了！”
倪慧聪知道他是指什么说的，但她装着不理会。林媛可是真的不明白。
“喏！那里！”雷文竹向远处指去。
苗康已经绕过土包，正走在坡道上，因为他是下坡，所以走得很快。不多会，他的背影便被森林的黑暗处所吞没，无踪无影地消失了。好像道路上从来没有过他似的。
雷文竹无奈地叹息了一声：“非走不行呵！我说了又说，劝了又劝……”
“走就走呗！有什么好劝的呢？”林嫒撇撇嘴，以不加掩饰的鄙弃的语调说，“我们离了他也能过得去的。像这样的人，顶好是让他走。你还记得他来的那天，在欢迎会上讲了些什么话不记得？够多热情，够多动听呵！哼！哄鬼去吧！现在我可弄清楚了，他主动请求到边疆来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装璜，为了镀金，为了往自己睑上镀一层金！”
5
藏文课已经结束，下边就是林嫒的课，所以她只得出来，留下倪慧聪继续在和斯朗翁堆夫妇攀谈关于秋枝的麻烦的婚事。
林媛领着学生们走出教室到林场去了。不要以为她是带着孩子们去玩。哪里是玩？她是在给学生们上课，上着很重要的一课。
课程进行中，林嫒望见坡道处走过来两个骑马人。
这是工委书记和警卫员。因为奔忙于本地区首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苏易好些天来一直在各家土司以及各大寺庙里周旋，并且还到几个主要村庄和牧场去跑了一转，所以很久没有到农业站来了。现在他特意绕道，想到农业站来看看，当然也顺便到更达小学来看看。
林嫒向父亲走去，苏易也下马迎上来。他本想告诉她说，他在路上遇见了背道而去的苗康，可是他没说。这倒不是因为他悟到提起兽医会引起林媛的特别不快——女儿的私事他从不过问——而是因为提起这个没有出息的青年人来会引起工委书记自己的特别不快。
“女教师！学校怎么样？”父亲快活地问，“空板凳比较前些天更少了吧？”
“为什么说是比较！”女教师也快活地回答，“最近根本没有缺课的！”
说话间已来到林场。苏易看见，学生们像一群忙碌的蚂蚁，围住一棵被放倒的挺直的红桦树。有的正满怀兴致地用斧头刮树皮，像河藕一样白白的树身被剥露出来。没有工具的孩子则在折断梢头，发嫩的树枝清脆地响着。
“你们做什么？”工委书记说，“这么好的一棵小树，为什么给砍倒了呢？”
林媛没作声，她含笑望望学生们，意思是让他们来回答。于是，一个小姑娘站了起来。苏易认得，这便是因为争夺小刀割破了同学手的那个女孩子。她仰起脸，带着显然是仿效成人的庄重神色说：
“这不是小树，是旗杆。”
“旗杆？”
“是旗杆！插国旗的旗杆。”一位男同学讲解道，“国旗，你看见过没？我们老师有，在她屋子里放着呢！我们看见过，都看见过。”
“再没有哪一样旗子能比国旗更好看的了！”那么红，红艳艳的！天上的红云彩也没有那么红。”
“啊哈！原来是这样！”苏易高兴极了，“那么说，你们学校是要……”
“要升旗！”孩子们抢先说，“你不晓得吗？就要过节了呀！过大节呢！”
“什么时候过节呢？”
“10月，10月的头一天就过节。”骑在树干上的一个学生说，“过节的一清早，我们就升旗。”
“噢！我明白了。10月节早上要升旗。可是，在升旗的时候你们该怎么做呢？”工委书记进一步试问。
“要排队。”学生们同声说。
“要排得齐齐整整的。不许乱讲话，不许乱动，”一个孩子摆着架势，“要规规矩矩地站着——就像这样。”
“还有，要唱国歌！”最先答话的小姑娘说。
“国歌，你会唱吗？”苏易惊喜异常。
“会呀！怎么不会呢！”
“唱给我听听好吗？”
“不！”女孩子摇摇头，习惯地眨动着她那长长的向上弯曲的睫毛，“我不唱。”
“为什么呢？”
“这又不是别的歌儿，不能随便就唱呢！”
苏易深深被这女孩子的庄严动人的话语和神色所打动了。他把她拉近自己，用手指梳理着她的卷曲的头发，久久地望着她那洗得干干净净的黑红的小团脸，望着她那在眼下印遮了一道阴影的长睫毛。
“叫什么？”
女孩子眼珠转动了几下，想了想，随后回答说，“丹夏！”
苏易惊奇了。她怎么是丹夏？这是没有即位的更达小土司的名字呵！
是这样的：照年龄说，丹夏应当是入学儿童。不过，倘若他要到学校里去的话，确实是有许多困难。别的且不说，有一桩难处是根本无法克服的。王子怎么能和别的孩子在一起坐呢？但，在这一所从古未有的学校里，如果只是差巴们的后辈在求取知识，而没有贵人家里的子女，那又未免过于有失体统。格桑拉姆宗本觉得左右为难。最后，还是俄马登登涅巴出了一个主意，花钱顾了一个“学差”。顶丹夏的名字在学校里念书。这样，问题被两全其美地解决了。
女教师作过解释，苏易笑了笑，重又对那小姑娘说：
“我是问你，问你的名字。”
“学差”仿佛迫不得已地悄悄回答道：“我叫札茜。”
札茜是学校的光荣，不用说，也是教师的光荣。林嫒常常趁各种各样的机会对人家讲起“我的小札茜”，现在，在工委书记面前，她自然也没有放松。听过她的一番炫耀的言词之后，工委书记想考一考这个优等生。他要求札茜写几个字看。可是，小札茜有些不好意思，总望着女教师。女教师对她轻轻点了点头。于是，她便折了一根树枝，以十分有把握的但却过于歪扭的笔触在地面上划了几个很大的字。起先，工委书记没能辨认出小札茜写的是什么。但接着他看出来了，她是把藏、汉两种文字紧紧地靠拢，写在一处了，混同起来了。又仔细地一看，认清了，藏文和汉文是写着相同的一个名字——毛泽东。
6
10月1日。
山民们很早很早便起来了。这时候，如果你能同时到各家去，你会看见，所有的人都在忙于完成自己的节日装束。特别是没有出嫁的或出嫁了的年轻女子，更不愿意马马虎虎度过这盛大节日。为了防备烈日和寒风侵害面色，有些人平时总爱往脸上敷一层极不雅观的树胶。现在，她们把胶液洗去了——只是在逢年过节或访亲赴宴时才要洗去——同时，女人们花费很大时间来重新编过自己的几十条辫子，并且随着发辫在身后加上一条又长又宽的红带，带子上结连着一串串的贝壳或银币，走动时便会发出叮叮的声响。她们换穿了绝不轻易穿出的衣服、筒靴以及华丽的围裙，戴起了平常藏在箱子里的耳环、戒指、项圈。甚至还把若干真正的蓝宝石附加在头饰上，山民们是顶重视头饰的。不过，在这方面一无所有的姑娘——秋枝便是其中之一——也并未因此而自甘逊色。她们趟着露水跑到坡地上去，采集各色各样的野花，编成庞大的、发出香气的花冠，戴在头上。所以倒显得更为生动耐看呢！
太阳出来了，从东方出来了！仿佛是一个巨人的庄严温和的脸，开始把她那爱抚的光芒撒向四面八方。于是，这边远的荒漠的土地从沉睡中苏醒了，焕然地苏醒了！天边，低沉浓积的云层，像被点燃一般立时变成了缤纷的朝霞。在朝霞映照下，雪峰、树木、冰河、山庄、牧场以及一切一切都披上了异样的光彩。
农业站和更达的山民们用劳动迎接了这灿烂的一天。
人们成群成队，宛如在同一时刻正涌往天安门广场的行列一般，向田野开进。
走过刚刚落成的校舍时，大家不约而同停住了脚步。学生们正在异常肃穆的气氛中把一面国旗升向高杆顶端，鲜红的国旗像水波一样在晨风中飘呀飘的。
路上，不知道是谁引了一个头儿，人们都拼着自己的嗓音高唱起来——他们怎么能不唱呢！——这纵情的歌声掠过森林上空，向远方传开去，撞击在山崖上又折转回来，在宽阔的河湾里回荡着，仿佛群山、森林、河水以及整个的大地都随同他们歌唱起来了。
然而，在田里，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人们忽然停止了喧闹、说笑和任何声响。田野变得那么寂静，像激战尚未打响以前的一刻那样寂静。
一种并非正式的、但却相当隆重的仪式开始进行了。同志们一定要工委书记掌管马拉播种机在田间作第一趟穿行。苏易知道，他不能把这件事完成得像个样子，田里的活计他什么也没有做过，可是他十分乐于接受。他一大早就怀着激动的心情跑到农业站来，不仅是为了能够看见，而且是为了能够像别人一样，亲手把种子埋进这不知荒芜了多少年的肥沃的土壤里去。
苏易郑重地扶着播种机。因为他驾驭不了牲口，所以站长陈子璜在前头帮忙拉着马嚼口。其余的人，全都不声不响紧紧跟随在背后走着，仿佛掌管一台小小的马拉播种机便需要农业站全体出动。而每个人的神情又都是那样振奋、严肃，每个人的眼睛都闪烁着光亮。要知道，播种机所投下的，是种子，同时也是每个耕耘者对这处女地充满了希望的心！也是每个耕耘者所要献给祖国的这一壮丽高原的全部的爱情！
起初，山民们显然抱有疑虑。他们依照自己的唯一的方法进行下种时，可以清清楚楚看见种子从手指间撒出去，落到泥土里。可是现在，农业站竟使用一辆小“车子”来播种。不错，“小车”上有木箱，木箱里装了种子，可是它从什么地方、又怎么样能够掉到地下去呢？只怕把一块地走完，种子还会好好地装在箱子里。于是，当播种机过去之后他们纷纷跪下去，在浅浅的壕沟里挖着，找着。结果，像发现奇迹似的，山民们发现金粒般的种子已经埋在土里，均匀地埋在土里。
站长陈子璜本想撇开一切事务，像一个真正的庄稼人似地在地里干一天活。他从入伍那天起，离开土地已经十多年了。现在，他回到土地上来，心中有难以说出的、像重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的感动。他感到自己的精力正从身体内部洋溢出来。他感到自己的一双手正渴望把整个荒坝翻转过来。但他没有能够如愿，一会儿是这个庄子上的人来找站长，一会儿又是那个庄子上的人来找站长，他不能不一一接见，答复和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有些人，原来只是为了适应农业站的需要，才答应在自己地里扯出一小条来种植冬麦。而现在，他们却忽然改变了主意，想要拿出整块整块地来种冬麦。甚至，原先对冬天种麦子大不以为然的山民，也忽然改变了主意，想舍出一片地来试试看。他们想，如果这样做是傻气、冒险的话，农业站就不会在大半个坝子里播种冬麦了！所有这些人，全都来找站长，要求能够借给他们种子。本来，在第一年，农业站不应当是出借而应当是赠送。但无代价地赠送更会引起山民们对于冬麦种籽的不信任，所以还是决定出借。
因为大家都在忙，陈子璜只好自己去帮助库房管理员，把浸选过的麦种弄到地里来，并且分发给蜂拥而来的借贷者。起初，他还在小本上记着姓名和数字，李月湘认真地在过秤。后来，因为人挤得太多，也就顾不得这些了。他们俩一面忙手忙脚地分发，一面叮嘱说：
“你们自个儿记着吧，谁家借多少明年还多少！”
借到种子以后，山民们接着又纷纷来找陈子璜：
“站长‘本布’，我想使使你们的‘车子’！行不？”
“站长‘本布’，让你的‘小车’替我撒撒种子吧！我只有不大一块地。”
“站长‘本布’……”
农业站总共有3台马拉播种机，为了满足山民们的请求，当即决定，用2台去帮助开荒户播种。
播种机像贵客一样被迎来接去。当它还在第一块土地上奔忙的时候，第二、第三块土地的主人已经站在一旁急切地等候它了。
不过，老斯朗翁堆不打算这么办。他挑选了一块不仅窄小而且很陡的坡地来种冬麦。这块地很不适于使用马拉播种机，因此，像往常一样，他挥舞着铁镐在打土块，让秋枝兜着围裙随在背后撒种。
虽然斯朗翁堆再三向女儿提示，不要她东瞅西望，以免种子撒得过稠过稀或遗漏重复。但秋枝今天格外不听话，她总时时把头偏过去，远望正在别人家地里穿来穿去的马拉播种机。
“你瞧！你瞧！”父亲突然嚷起来，“你在做什么？瞌睡了吗！”
原来，当秋枝侧身向平坝上久久地张望时，麦种像一道细细的山泉似地从她的裙角处悄悄流下来，在地上聚了一摊。于是她慌忙弯下腰去收拾。
“我说过多少遍了。”父亲唠唠叨叨不住地教训起来，“撒种不比捻羊毛。眼睛得要看清，得要留神，要不就会糟蹋种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每一颗麦粒……”
“阿爸！”秋枝委实耐不住了，否则她不会截断父亲的话，“我看，我们也种一块冬麦吧！你看人家！”
“怎么了？我们这不是在种吗？你围裙里包着的是什么！不是冬麦种子？”
“可是，这块地算什么地呀！我是说，我们该把河湾里那一片平地种成冬麦！”
“行了！少废话。我种地已经有40年了，还没有谁对我指手划脚告诉我该这样该那样呢！”
“那你说，农业站还能存心哄人吗？”
“我知道，农业站不会存心哄人。可是，”斯郎翁堆深思熟虑地说，“农业站的种子是北京种子。你明白吗？北京种子在西藏的土里能不能生长，那可就难说了啊！”
7
为了使几台播种机不闲歇，节省往返走路的时间，陈子璜吩咐把中饭送到田间来，大家换班工作，换班吃饭休息。
担任送饭任务的人是洛珠。
苏易和陈子璜正预备吃饭，洛珠走过来，带着十分严重的语气说：
“‘本布’，有人在占我们的地！”
“怎么？占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