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子说：“这是因为晋国的人才多。但是，这些人才原本都是楚国人，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屈建说：“愿闻之详。”
声子说：“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既不过分赏赐，也不滥用刑罚。因为赏赐过多了，坏人就有可能受益；滥用刑罚，好人也可能无辜受屈。现在，楚国刑罚用的太多了，许多有才能的人冤屈遭罪，迫使他们离开楚国逃到了别的国家，反过来又危害楚国。雍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被逼无奈，来到晋国，晋国国君赏赐给他不少土地，并让他参与国家大事。彭城那次战役，楚国之所以败给了晋国，就是因为雍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啊！”
屈建听到这里，不禁大惊失色道：“看来这滥用刑罚的危害真是太大了！”
声子继续说：“伍举是楚国最优秀的人才，可惜被谣言吓到了郑国，现在又逃到了晋国。听说晋国国君要拜他为大夫，还要分封给他土地。若是伍举将来助晋攻楚，楚国恐怕无人能敌吧？”
屈建听后十分害怕，立即派了伍举的儿子前往晋国，把伍举接了回来，伍举重新受到了重用。
赏罚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可鼓舞士气、稳定军心。用不好，则会众叛亲离、陷入绝境。只有赏罚都使众人心服，才算是用好了这把威力无穷的“剑”。
一代名相诸葛亮就很懂得赏罚有度的重要性，在他对魏延的使用上就很能体现出这一点。
魏延是蜀汉名将，他跟随刘备入川后表现突出，得到刘备器重，屡次被委以重任。诸葛亮北伐时期，魏延作为诸葛亮的左膀右臂，为蜀汉立下了汗马功劳。魏延为人孤高，善养兵卒，勇猛过人，但诸葛亮料定其以后必会谋反，因此，一边重用他，一边防范他。
起初，魏延出生入死、屡建功勋，诸葛亮对他褒奖有加。虽然魏延心高气傲，但该得到的也都得到了，所以也算是本份了一些日子。
后来，魏延不听诸葛亮的安排，擅自行事，结果打了败仗。此时，诸葛亮念他昔日之功，赦免了他，把他留下来日后使用。
等到诸葛亮病危之际，有一次出兵，魏延断后，结果他在回来的路上举兵反叛，还是诸葛亮生前留下的锦囊妙计，让马岱砍下了魏延的脑袋。
如果认定魏延日后必会造反，就对他弃而不用，不仅是个损失，还会逼使魏延投靠他人，给自己树敌。如果在他没有造反前就杀了他，也会让将士心寒，显然难以服众。
诸葛亮正是把握准了赏与罚的时机，使一个犹如玩火的难题迎刃而解，实在让人佩服。
古代帝王之所以对“赏罚分明”四个字格外重视，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国家衰亡、朝代更迭，大部分都是和用人不当、赏罚不明有关。通过邓通的故事，我们就能体会到赏罚尺度对于掌握大局是何等重要。
邓通最初只是一位在宫中划船的船工，因其长相英俊，处事谨慎机灵，很受文帝的喜爱，逐渐得到了文帝的宠爱。邓通也用尽自己谄媚之所能事，时刻陪在文帝身边，文帝对此十分满意。
后来，文帝赐邓通钱财数十万，并把他升为上大夫。有一次，文帝派一位精通相面的人给邓通看相，相面人看后说：“此人当贫饿死。”
文帝不以为然地说：“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
于是当即把蜀郡严道的铜山赏赐给了邓通，并允许邓通自己铸钱，一时间，“邓氏钱”流通全国，邓通也从此富甲天下。
邓通为了使文帝更加宠信自己，更是竭尽全力去侍奉他。文帝有一次生了毒疮，邓通便替他吸吮疮中的脓水，文帝对此十分感动，遂问邓通道：“天下之人谁最爱我？”
邓通别有用心的答道：“莫若太子。”
此时正巧太子来探问病情，文帝便让他给自己吸吮脓水，太子面有难色。文帝见状，对邓通更加宠爱，而太子却从此恨死了邓通。
邓通仰仗着文帝对自己的宠信，在朝中逐渐无法无天起来，他目中无人、我行我素，甚至对丞相申屠嘉也是很没有礼貌。文帝此时逐渐醒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遂对邓通有所疏远。
后来，在文帝的支持下，申屠嘉设计，狠狠地整治了邓通一次，邓通的气焰才有所收敛。景帝继位后，邓通被免职，并被没收全部家财，邓通最后负债累累、一文不名，寄死在别人家里。
文帝仅仅因为自己喜爱邓通，就对他大肆奖赏，这种只看表面不顾实事的赏罚方法，自然不能使众人心服。小人这种建立在弄虚作假基础上的“功劳”，也不会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等哪天露出了马脚，离丧命也就不远了。
历史上像文帝那样对某个臣子过于宠爱的皇帝并不少，哀帝时，董贤也是凭着相貌俊美而得到哀帝的宠爱。
董贤貌美，哀帝对他甚为喜欢。于是先拜他为黄门郎，不久又升任他为驸马都尉侍中。后来，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到了常人难及的地步，董贤出则与哀帝同辇，入则侍奉哀帝左右，甚至经常和哀帝同床共寝。
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哀帝竟然想把江山禅让给董贤，在文武百官的劝谏下方休。后来，哀帝又要封董贤为候，这引起了丞相王嘉等大臣的极力反对。哀帝坚决为之，还将反对封侯的公卿们责骂了一番。
王嘉再一次上书哀帝，陈述其中的利弊，然而，哀帝不但对王嘉的劝谏充耳不闻，还对他怀恨起来，而他对董贤的宠信更是有增无减。
傅太后死后，哀帝假托遗诏，加封董贤二千户食禄。王嘉对此仍是不肯屈从，他第三次封还诏书，不予办理。哀帝大怒，逼迫王嘉自杀。而王嘉坚信自己无罪，不肯服毒自尽。哀帝又下令将王嘉关入大牢，王嘉在狱中受尽凌辱，终因不食呕血而死。哀帝闻之，竟以董贤代其位。最终，汉祚的灭亡自不待言。
其实，邓通和董贤所遇的情况都差不多，但文帝迷途知返，最终避免了一场闹剧的发生。而哀帝却是在错误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最终不能自拔，以至于把自己和江山都搭进去了。由此可见，赏罚不明就是违背了做官的规律，最终的结果就是失去民心，而失去了民心后的政权也便像那没线的风筝般摇摇欲坠了。
总之，统治者只有赏罚有度，军士的热情才能够真正得到鼓舞，百姓才会安居乐业、维护朝廷。军民一心则社会安定，看来，赏和罚都要让众人心服才行。
立政第四
[原文]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则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三本者审，则便辟无威于国，道途无行禽，疏远无蔽狱，孤寡无隐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众。
以上摘自《管子》第一“立政第四”
[译文]
君主要明察的事情有三个：一是臣下的德望与地位不相称，二是臣下的功绩与俸禄不相称，三是臣下的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这三个问题，是国家混乱的根源。
因此在一个国家当中，对于德义没有著称于朝廷的人，就不可授予其尊贵的爵位；对于功绩没有突出于全国的人，就不可给予其优厚的俸禄；对于办事没有取信于民的人，不可委以重要的官职。
所以说德行深厚而授爵低微，叫做有过；德行浅薄而授爵尊贵，叫做有失。宁可有过于君子，而不可有失于小人。有过于君子，带来的怨恨浅；有失于小人，带来的祸害深。
因此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有人德义未著称于朝廷而爵位显贵，贤良的臣下就得不到进用；有人功绩不突出于全国而俸禄优厚，勤奋的臣下就得不到鼓励；有人办事不能取信于民而却身居要职，有才能的臣下就不会努力。
弄清了这三个根本问题，臣下就不敢妄求爵禄；这三个根本问题不清楚，邪妄之臣就有了用武之地，君主身边的小人就会玩弄权术。这样一来，君主就会耳目闭塞，到下面则政令不通行，正道也被抛弃，坏事情一天比一天多。
弄清了三个根本问题，君主身边的小人则无法玩弄权术，路上就看不到被押送的犯人，疏远的人不会遭迫害，孤寡的人也不会受冤狱。所以叫做刑罚减少而政务清简，朝廷无需召集大臣们议事。
[实例应用与分析]
用人以德为先
“《管子》第一”中的上文部分为管子对任用人才与封官晋爵的看法，“君主要明察的事情有三个”，首先“臣下的德望与地位不相称”，其次，“臣下的功绩与俸禄不相称，臣下的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这三个问题，是国家混乱的根源。因此在一个国家当中，对于德义没有著称于朝廷的人，就不可授予其尊贵的爵位”，“所以说德行深厚而授爵低微，叫做有过；德行浅薄而授爵尊贵，叫做有失……
因此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有人德义未著称于朝廷而爵位显贵，贤良的臣下就得不到进用；有人功绩不突出于全国而俸禄优厚，勤奋的臣下就得不到鼓励；有人办事不能取信于民而却身居要职，有才能的臣下就不会努力”，可见是否以德望来决定授爵，关系着国家的安危与百姓的祸福。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用人以德为先”。
对于官场政事，管子看得无比清楚，弄得非常明白，“君主要明察的事情有三个：一是臣下的德望与地位不相称，二是臣下的功绩与俸禄不相称，三是臣下的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这三个问题，是国家混乱的根源”，而占据首位的，当属“臣下的德望与地位不相称”，并且可能因此带来祸害。
可见，任人授爵的时候，德望是多么的重要，是需用考查与考虑的首要因素。
德才兼备者是所有用人者孜孜追求的人才，但既有德又有才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康熙帝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始终把德放在选人用人的首位。
康熙曾对吏部说：“国家用人，只要是有才能的就可以任用，但忠厚老实的人对治理国家也许更有帮助。每个部院都有几个有才能的人，他们之所以未能得到升迁，是因为他们有才能而不能安分守己而已。有才能的人总是恃才傲物、一意孤行，这样的人很可怕。我认为德才兼备是最好的，如果才优于德，对于治理国家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才与德相比，德更重要。”
在亲政的最初几年，康熙就与大学士熊赐履谈论过用人之道，熊赐履说：“德行的标准是统一的，而才气则各有各的要求，难以一概而论。对人的使用要根据各自的特长，择其优势而用，不可求全。全人是没有的，天和地之间一切物体都能包容，圣贤看人也是各有各的用处。”
康熙也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衡量人才的标准是，先观人心术，其次再看其才学。一个人如果心术不正，便有才又有何用？”
康熙帝选才可谓英明，如果一个人空有满腹理论但没有贤德的话，就不能对其委以重任，因为朝廷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去做，就是对百姓和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
德是为官之本，乾隆帝在选人用才上，也是宁可用品德胜于才能的人，而不用才能胜过品德的人。
乾隆帝十分厌恶那些无德的官员，他要求负有考察、举荐和参劾官吏职责的官员遵循德居首位的原则。
一次，贵州总督张广泗向乾隆推荐了王廷琬，称他是一个可重用之人。乾隆帝曾经听说这个王廷琬因贪污被革过职，于是让人调出他的档案进行查阅，结果发现在王廷琬任职期间，私收钱财数量巨大。当年王廷琬犯事，按大清律例应判重罪，只因正逢乾隆登基而获得赦免，侥幸逃脱了惩治。乾隆批示此人行为不端，不必启用，对张广泗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训斥了一番。
陕西巡抚陈宏谋，向乾隆举荐王乔林说：“淡泊自甘，意念中常存民物。风力素著，严正还寓慈祥。”
这次，乾隆帝还是让人把王乔林的档案调出来核实，发现他在江南镇江府任职时，曾因错拟罪名而被降级使用，后来在西安署任知府时又因滥用刑罚而被革去官职。
乾隆遂批示道：“天下焉有存心慈祥之人，而借拟罪名，滥用非刑者乎？可将此询向陈宏谋，令其回奏。”乾隆用人的严格可见一斑。
乾隆帝认为，官员的德不仅仅表现在忠诚、廉洁方面，更重要的是应体现在爱民上。乾隆对那些关心百姓疾苦，时刻以民为念的官员总是采取保护的态度。
直隶总督方观承政绩突出，当年永定河经常泛滥成灾时，他集思广益，采取了正确的治水措施，引永定河水入大清河，减轻了水害，得到了两岸百姓的称颂。有一次，因天津一带发生水灾，科道官员多人上疏弹劾他时，乾隆帝却极力维护，乾隆帝说：“直隶事务繁琐，又值灾欠，措置不无竭蹶。言易行难，持论者易地以处，恐未必能如方观承之勉力支持也。”
乾隆帝对有德之臣甚为爱惜，名臣刘统勋为人忠厚刚直，为官十分清廉。他不畏权贵的品格很受乾隆的喜爱，在他任左都御史时，曾连上两疏弹劾三朝宰相张廷玉和总理吏、户两部的尚书公河亲，揭发他们两人独揽大权、于朝中遍植亲党的罪状，因此名震朝野。
刘统勋常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外出，办理重大案件，勘察河务工程，督运军饷，每每都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三十八年冬，刘统勋在上朝的路上逝世。乾隆闻讯后，亲自到刘府吊唁，当他亲眼看到刘统勋家俭朴非常时，泪流满面地说：“刘统勋不愧为真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