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汗晚年多病，终于1581年去世，他的长子黄台吉继承了俺答汗顺义王的爵位，并按照父亲死后应以继母为妻的古俗，要求三娘子嫁给他。黄台吉作恶倡乱，反对蒙汉友好，三娘子说什么也不愿意嫁给他。一气之下，她竟率众而去，这一举动不仅使黄台吉难堪，而且也使他失去了广大部众的拥护，土默特部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当时的明朝总督郑洛意识到这一点，就立即派人去劝说三娘子，晓以大义，希望她能够理解。三娘子历来尊重明朝意见，即以大局为重，终于成为第二代顺义王的夫人，嫁给黄台吉。
黄台吉开始还想打进中原，破坏马市贸易，但遭到三娘子的强烈反对。后来黄台吉年老多病，又沉湎于酒色，一切政事均由三娘子主持，马市贸易才得以维持下来。
没过多久，黄台吉病死，他的长子扯力克继承王位，仍然娶三娘子为妻，明朝政府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这时候，蒙古族的两个部落首领牙答汉和洪卖分别掠夺明朝边关助马堡和偏头关，三娘子发现后，依照法令给以严厉惩罚，因此别的蒙人也就不敢侵扰明朝边境了。
为表彰三娘子的功绩，明朝于1587年封三娘子为一品“忠顺夫人”，1612年，三娘子病逝，明朝也遣使给予赐祭七坛的隆重祭礼。
作为封建时代的女性，三娘子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坚定地执行了俺答汗的各项政策，使俺答汗的事业得以延续，维护了土默特部的统一和繁荣。她主政的30多年，是明代蒙古最为安定的30多年，是长期战乱后人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宝贵30多年。正因为如此，她的名字，她的业绩在蒙、藏、汉各民族中久久传诵，人们敬仰她，怀念她。
后宫三疑案
万历皇帝在位时，明朝朝政已经十分衰败，关外有后金军极大地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而在北京后宫内却围绕着皇帝宝座的争夺发生了三个疑案，分别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先说“梃击案”。事情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当时，一个乡村莽汉手持枣木棍跌跌撞撞地打入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门卫也没拦住他。这个汉子见人就打，一直往里闯，最后被内官们捉住，押在牢里。
万历皇帝知道这件事后，十分重视，立即命令刑部官员严刑拷问，定要问个水落石出。一开始这个汉子只说自己名叫张差，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说。后来，在审判官员的酷刑拷打下，这个汉子又供说他真名叫张五儿，这次闯慈庆宫是庞保、刘成两位太监让他干的，并说事后给他重赏。
上述供词一出，又牵出更重要的人，因为庞保和刘成都是郑妃宫里的太监，显然这事是和郑妃有关了。看来郑妃是想谋害太子，而让亲生儿子当太子。
万历皇帝立刻带随从来到郑妃宫中，气呼呼地让她看供词。郑妃一看阴谋败露连忙跪倒磕头，哭泣饶命。
万历皇帝看着自己的爱妃，本来就不忍心处分她，这次也就算了。但他知道有了这件事，郑妃之子朱常洵不可能再成为太子。
第二天上朝，万历皇帝在百官面前说：“我立长子常洛是古今公理，现在却有人想谋害太子，我坚决不能允许。”接着他就把张五儿、庞保、刘成三个人都杀了，“梃击案”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明光宗朱常洛继位时，又发生了“红丸案”。朱常洛身体虚弱，但他却不顾身体健康依然花天酒地纵欲享乐，后来终于得了重病。郑贵妃指使内太监崔文升入诊，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泻泄不止，一天竟至三四十次。
鸿胪寺丞李可灼又手捧红丸进献皇帝，称这是祖传秘方所制，百病皆除。光宗也是病急乱投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药吃了。没想到第二天光宗果然精神倍增，红光满面，他十分高兴，不仅大大称赞了李可灼的忠心而且让他再献一颗。当晚朱常洛吃完第二颗红丸，却疼痛难忍，一命呜呼了。
谁也搞不清皇帝怎么会忽然暴病死去，这个神秘的“红丸案”也就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光宗死后，明熹宗朱由校登位，又发生了著名的“移宫案”。
引起“移宫案”的是光宗原来4个选侍之一的李选侍引起的。李选侍由于受到光宗宠幸，光宗死后，她便控制了乾清宫，并与心腹太监李进忠密谋，阻止朱由校与廷臣见面，企图挟皇太子自重。
这时，给事中杨涟等和司礼太监共同设计从乾清宫骗出朱由校，拥住慈宁宫。随后，便以李选侍占住乾清宫违制为由，多次上疏力促李选侍移宫，皇太子朱由校也明确表示支持。李选侍无奈，只好灰溜溜地搬出了乾清宫，搬到宫女住的宫里，至此，李选侍争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终成画饼。这就是明史上的“移宫案”。
徐光启研究西学
徐光启是上海人，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在他出生之前，上海沿海一带遭倭寇骚扰十分严重。徐光启小时候，就经常听父亲讲上海人民反抗倭寇侵略的英勇故事，很受启发和感动，心里滋长起爱国的激情。
徐光启长大以后，有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路过南京，听说那儿来了个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常借传教机会，讲些西方科学知识。有不少读书人跟利玛窦交往。经别人介绍，徐光启也认识了利玛窦。他听利玛窦讲的科学道理，都是自己过去在古书上没有读到过的。打那时候起，他对西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中国人不信西方的天主教，朝廷也不支持西方人来明朝传教。利玛窦传播科学知识，主要是为了方便传教。他认为皇帝不支持，他在中国的传教就很难扩大。
后来，利玛窦请地方大臣在明神宗面前帮他说话，他自己也到北京去了。通过宦官马堂，送给明神宗圣经、圣母图，还有几只新式的自鸣钟。明神宗不懂得圣经，也不知道圣母是什么人。但是对新式自鸣钟，倒很感兴趣，命令马堂把利玛窦带进宫来。
明神宗接见利玛窦的时候，问他是何方人氏。利玛窦本来是意大利人，因为郑和七下西洋，明朝与西洋各国交往密切，他为了自我炫耀，就说自己是大西洋国人。有人一查万国地图，找不到什么“大西洋国”，就怀疑利玛窦来历不明，要明神宗把他撵走。但是明神宗不听这个意见，倒赏赐给利玛窦一些财物，并允许他在北京传教。这样，利玛窦就经常同朝廷官员接触了，他的传教活动也在北京扩大开来。
过了几年，徐光启考取了进士，也到了北京，在翰林院做了文职官员。听说利玛窦也早已到了北京，很高兴，他认为学习西方的科学，对国家富强有好处，就决心拜利玛窦为师，向他学习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各方面的科学知识。
有一次，徐光启到利玛窦那儿去学习。利玛窦跟他谈起，西方有一本数学著作叫《几何原本》，是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一本重要著作，可惜很不容易用汉文把它翻译过来。
徐光启说：“这本书这么好，只要你肯指教，我一定要把它翻译成汉文。”打那以后，徐光启每天下午一离开翰林院，就赶到利玛窦那儿，跟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翻译记录。那时候，还没有人译过国外数学著作，要把原著准确地翻译成汉文，确实难度很大。徐光启整整花了一年多时间，逐字逐句，反复推敲、修改，常常是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终于把前六卷《几何原本》的汉文翻译完成。
除了《几何原本》之外，徐光启还跟利玛窦和另一个西方传教士熊三拔合作，翻译过测量、水利方面的科学著作。后来，他又在研究我国古代历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当时欧洲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科学知识，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徐光启研究科学是多方面的。父亲病死那年，他回到上海守丧。这年江南遭了大水灾，庄稼全被淹了。水退下去以后，农田上颗粒无收。他就帮助老百姓从福建引来一批甘薯秧苗，要大家栽种，自己在荒地上带头试种，过了不久，长得一片葱绿，十分茂盛。后来，他特地编了一本小册子，推广种甘薯的办法。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就移植到江浙一带来了。
徐光启不仅研究科学，对国事也非常关心。一次，徐光启提出练兵的主张，得到明神宗的批准，徐光启满怀希望，决心练好新兵，加强国防。不料朝廷各部门腐败透顶，练兵衙门建成以后，徐光启要人没人，要饷没饷，急得团团转。好不容易要来一点儿军饷，就到通州检阅新兵，谁知七千新兵大多是老弱残兵。他大失所望，只好请求辞职。
明神宗死后，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也接着病死，神宗的孙子朱由校即位，就是明熹宗。明熹宗执政后，又召徐光启进京。徐光启复官后，见后金对明朝的威胁越来越大，又竭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兵部尚书却极力反对，为此，他们之间争执不休，矛盾很大，结果徐光启被排挤出朝廷。
徐光启辞官回乡时，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他本来对研究农业科学很有兴趣，回到家乡后，又在自己的田地上，亲自参加劳动，作一些试验。后来，他把他平日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著作，叫做《农政全书》。
宦奸魏忠贤
“万岁爷”是封建社会皇帝的专有称谓，王公贵族有时被称为千岁。作为一个太监，能被称为仅次于皇帝的九千岁，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明朝的大宦官魏忠贤一人曾经做得到。
魏忠贤，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出身于市井无赖，20多岁的时候，他因为赌博欠了一身债，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索性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
魏忠贤入宫后，结识了内宫总管太监马谦，去管理化妆品，他凭借权力，用化妆品结交了不少宫女。他看到朱由校（后来的明熹宗）对奶妈客氏的感情十分深厚，就千方百计地去向客氏献殷勤，和客氏结成了名叫“对食”的假夫妻，客氏于是也经常在朱由校母子面前不断替他说好话。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魏忠贤倚仗皇帝的宠信，升为司礼秉笔太监，从此开始了七年乱政活动。
不久，魏忠贤独掌了司礼监，攫取要职后，魏忠贤先是尽量博取皇帝的欢心，引导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朝政。魏忠贤发现熹宗有一个特殊的癖好，喜欢自己躲到一边，制作工艺品。他就利用了这一点，每逢皇帝制造楼阁亭台等，做到最高兴时去奏事，皇帝就会不耐烦地说：“你都看着办吧，怎么办都行！”这样一来，许多事都可以不奏报，魏忠贤的旨意就成了皇帝的旨意，后来，皇帝又让他掌管东厂。
控制了皇帝之后，魏忠贤便大力结交朝臣，安插亲信，迫害异己。对于魏忠贤所为，皇帝不管，群臣不敢言。
魏忠贤在全国各地的党羽，想尽各种办法讨好他，浙江巡抚潘汝祯竟想出了为魏忠贤建生祠的“高招”，接着群起效尤，应天建祠虎丘，杭州建祠西湖畔，雄居岳飞祠上，蓟辽、延绥、大同、京师各门等，到处都是魏忠贤的生祠。对于不肯建生祠，不肯拜祭，不肯为他作颂文的人，魏忠贤都找借口杀戮，以此作为衡量天下人心的分量。
有一次有个官员称魏忠贤是“九千岁”，这可把他乐坏了，重赏了这官员，魏九千岁的称号一下子在全国传开了，连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个九千岁，就比皇帝小一点。
魏忠贤这样黑暗的统治早就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左副都御史杨涟看在眼里，十分气愤。于是他上书弹劾魏忠贤24大罪状，而且每个罪名下都有事实作证。但这份奏章却很快传到魏忠贤的司礼监。魏忠贤看到这奏章，立刻召集宫内的心腹，又将客氏请来，密谋了半天，然后分头行动。
魏忠贤和客氏急忙赶到皇帝面前，假意哭诉他们对皇上的忠心，表示要辞去东厂的职务，以免杨涟等人攻击，客氏又在旁屡进谗言。熹宗果然不辨真伪，下令严责杨涟。
有了皇帝的允许，魏忠贤立刻吩咐手下爪牙去逮捕杨涟、左光斗等人，一片腥风血雨，共有数百名大臣被牵连。
杨涟和左光斗被关在东厂监牢里，身受数次酷刑，但他们始终不肯认罪。他们相信魏忠贤一定会有报应的，魏忠贤等人想方设法折磨杨涟、左光斗，发泄自己的仇恨，最后又凶残地将他们杀害了。
正当魏忠贤权势熏天时，23岁的熹宗突然死去，朱由检（崇祯）继位，朱由检深知魏忠贤是个大奸臣，所以上台第一件事就是罢了魏忠贤的官，赶出京城，并把他的心腹党羽一个个都杀了。这真是大快人心。
魏忠贤控制明朝长达7年的日子终于走到了头，在走到阜城（今属河北）后，上吊自杀。这个鼎鼎大名的大奸宦永远遭到人民的唾弃。
葛贤痛打税监
明神宗朱翊钧贪财如命，追求享乐生活，把国库挥霍一空后，就向民间搜刮，不放过任何机会聚敛钱财。
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逐步发展，东南沿海的商业也日渐繁荣。在苏州，丝织业特别发达，家业较大些的织机户纷纷开设工场，雇用织工，城里的织工总共有几千人，资本主义已在这里出现了萌芽。
这种商业城市的繁荣情况，使明朝统治者认为有利可图。为了榨取更多钱财，明神宗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开始派一批宦官到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去收税，这种宦官就叫做税监。税监不但征收大量的苛捐杂税，还乘机敲诈勒索，坑害百姓。
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神宗派税监孙隆到苏州征税，孙隆当过苏杭提督织造，熟悉苏州丝织业内情。他一到苏州，就跟当地地痞恶棍勾结，在苏州城各处设立关卡，凡是经过关卡的绸缎布匹，都要征收重税。商贩交不起税，就不敢进城做买卖。
这一年，正好又碰上一连两个月阴雨，许多桑田被淹没，机户只好停工。在这种情况下，孙隆一伙还要向机户收税，规定每台织机收税银三钱；每匹绸缎，收税银五分，这样，许多织造工场只有关闭，甚至破产，织工也就失业了，弄得民愤很大。
有一天，织工葛贤路过葑门，见到孙隆手下的几个税棍，正在围打一个卖瓜的农民。葛贤一打听，才知道那瓜农挑瓜进城，经过税卡时，税棍逼他交税，交不出就抢他的瓜；等瓜农卖了瓜，买米出城的时候，税棍又抢他的米顶税银。瓜农不答应，就遭到税棍的痛打。
葛贤平常对税监的强盗行为早就窝着一肚子气没地方出，看到眼前的情景，怒火中烧，再也忍不住了，他挥动他手里的芭蕉扇，高声呼喊：“打这些恶棍！”路边的群众一呼百应，像潮水一样涌到葑门税卡。
税棍黄建节见势不妙，想夺路逃跑，但他已在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群众起乱石、瓦片向黄建节扔去。这个作恶多端的恶棍，被乱石当场打死。
这时候，人越聚越多，群情激奋。葛贤看到大伙打死了黄建节，知道事情闹大了，就和群众一起，到玄妙观开会商量。大家一不做，二不休，推举葛贤等二十多人当首领，找税监孙隆算账。
葛贤和众人商定了行动步骤和联络暗号等，分成六队，每队由一人带领，以摇芭蕉扇为号，一路浩浩荡荡，杀向苏州税监衙门，捉拿孙隆。一时间，呐喊声震天动地，孙隆吓得战战兢兢，从后院墙爬了出去，逃到杭州去了。
由于织工的反抗声势浩大，并得到了市民的拥护，苏州知府朱燮元被迫宣布撤销新加的各项税收，抗税斗争以织工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