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簒权
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新军纷纷响应，而北洋新军清政府又轻易不能调动，只好请袁世凯出山。从此，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
袁世凯可是个狡猾的阴谋家，他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派北洋军阀攻打武昌等南方的革命政权，逼迫革命党人屈服于他；一方面又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策划下，假惺惺地要与革命政权和谈。
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宣布退位。这样一下子使袁世凯身价百倍，许多人认为朝廷的倒台是袁世凯的功劳，袁世凯是赞成共和反对帝制的。孙中山为了稳固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也答应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这样，在10月10日，袁世凯成了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
当大总统，并不是袁世凯的最终目的，他每天做的都是皇帝梦。所以，他当上大总统后，一改与革命和谈的嘴脸，开始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著名领袖宋教仁，又下令逮捕黄兴和孙中山，镇压了黄兴、李烈钧领导的“二次革命”（辛亥革命被称做“一次革命”），掀起血腥屠杀革命者的高潮，仅在湖北省，1913年一年中被袁世凯杀害的革命人士就达4000多人。
为了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首先从俄、英、法、日、德五国手中借来9000万元，作为镇压革命的经费；不久又承认外蒙古“自治”，使我国失去领土的完整；最可恨的是，他为了做皇帝答应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许多大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为使自己做皇帝名正言顺，袁世凯还搜罗了一批反动文人，为自己歌功颂德。在这批反动文人中，最著名的是梁士诒和杨度。
梁士诒本来是革命党人，后来投靠了袁世凯，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是他的拿手本领。一天，袁世凯问梁士诒：“以我现在的功绩，你认为我可以当皇帝吗？”
梁士诒满脸堆笑，连忙应道：“那是当然，大总统功德无量，早就应该成为中国的皇帝了。”
梁士诒的一番话将袁世凯心里说得美滋滋的：“算你聪明，但就不知道老百姓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梁士诒一下明白了主子的意思，慌忙上前说：“您不必担心，天下百姓其实早就在盼望有一个圣主明君的出现。您老是真龙附体，做万岁是理所应当的。”梁士诒还嫌溜须得不够火候，又信口说道：“为了宣传您的功德，我专门办了一张报纸，那上面……”
“快拿来给我看看。”袁世凯一听大喜，急急地对梁士诒说。其实这些都是梁士诒为讨好袁世凯信口胡说的，又怎么会有这份报纸。他没想到袁世凯会让他马上拿来，他一下慌了神，连忙搪塞道：“现在天色已晚，我看还是明天给您送来吧。”
梁士诒一回到家就着了急，连忙请来他的狐朋狗友为他出谋划策。有个“精明”的家伙对他说：“你不如将计就计，就办张报纸。不过你要知道，现在全国反袁大总统的声浪很高，我们办的这张报纸只能出版一张，而且只能给袁大总统一个人看，千万不要把反袁的消息写进去就行了。”
梁士诒一听拍手叫好，当即聚集一帮乌合之众，胡编滥造了一些吹捧袁世凯的文章，连夜找人编印了一下，第二天就给袁世凯送了去。
袁世凯看完大喜，立即给梁士诒加官晋爵。他还真的以为全国的人都拥戴他当皇帝呢。
梁士诒得到袁世凯重用后，可急坏了袁世凯的另一个谋臣杨度。他非常忌妒梁士诒，挖空心思去吹捧袁世凯，希望能得到重用。他先后发表了许多“拥袁做皇帝势在必行”的文章，又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个人组织了一个“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吹大擂。
筹安会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组织各种请愿团，什么“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还有什么“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等，他们拿着杨度等人起草的“请愿书”，高呼“袁世凯万岁”在北京游行，要求袁大总统“高升一步”。有一次，由流氓地痞组成的“乞丐请愿团”嫌筹安会给的赏钱太少，就在杨度回家途中将他痛打了一顿。
经过袁世凯的文臣武将的一番折腾，在北京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呼声表面看来还挺高。袁世凯看火候已到，就搜罗他的党羽进行所谓公民投票，其实选票都是事先填好了的。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做了皇帝，并下令将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元旦正式登基。
护国运动
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卖国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发表《讨袁檄文》，号召人民起来“杀此民贼，以救我国民”，并曾联合广东陈炯明、广西陆荣廷的军队准备北伐，虽然都因陈炯明等人的叛变而失败，但人民反袁的斗争却是越来越激烈。
1915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天津法租界的一个秘密小屋里，一老一少在油灯下热烈地讨论着什么。那老者就是著名的维新派人物梁启超。梁启超曾是袁世凯的追随者，也为袁世凯的复辟出了不少力，但终没有被重用，在全国人民的反袁怒潮中，他也走到反对复辟的队伍中来了。坐在梁启超对面的，是一个英俊的年轻军官，他就是梁启超的学生、著名爱国将领蔡锷。这时就见蔡锷神情激昂，用力挥舞着手臂说：
“袁贼倒行逆施，全国人民都愤怒到了极点，我们可不能助纣为虐，成为千古罪人！”
“袁世凯可给了你高官厚禄呀。”梁启超试探着说。
“嗯！”蔡锷一拳打在桌子上：“要不是这老贼把我骗来北京，我早就拉起我的队伍反袁了。”梁启超听罢脸上露出喜色。
“如果你真想灭这个国贼我倒有个好办法！”
“先生请讲。”
“我们来个文攻武斗：我发表文章，号召全国人民积极讨袁，这叫文攻；你秘密潜回云南，拉起队伍反袁，这叫武斗。如此行事，我想讨袁必成。”
蔡锷不由对梁启超的办法拍手叫好。
蔡锷回到北京后，为麻痹袁世凯和不引起其猜忌，他只有装出与老师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逢人便说：“我们那位梁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
麻痹袁世凯奏效后，蔡锷又以“近患喉病，日火未愈”为理由，试探性地呈请袁总统准假五天，以资静养。袁世凯不知是计，欣然准假，并要他去汤山休养。
五天假期期满后，蔡锷又以病情加重为由希望袁世凯继续让他修养七天。袁世凯不知道蔡锷的打算，同意了蔡锷的请求。
就这样，蔡锷以治病为名，名正言顺地公开离京回到了云南。
1916年元旦，正当北京歌舞升平，袁世凯在新华宫登基坐殿，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蔡锷、李烈钧领导的“护国运动”也应运而生，“护国军”也随即兵分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兵，讨伐袁世凯。
护国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令袁世凯始料未及。贵州、广西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一看形势不妙，赶紧向列强求救。但是，欧洲列强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救不了袁世凯的命。狡猾的日本看袁大势已去，对他失去信心，把他一脚踢开，转向扶植新的统治工具，袁世凯已走投无路。
而这时袁世凯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都不愿再为帝制卖力，不再为袁所用。更与护国军暗通关节，密谋反对袁世凯。
袁世凯已众叛亲离，陷入人民反抗的汪洋大潮中。在全国的声讨下，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23日颁布法令废止“洪宪”年号，总共当了83天皇帝。
袁世凯受到打击，一病不起，于1916年6月6日可耻地死去，护国运动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张勋复辟
就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一年多以后，民国再次发生了一次复辟事件。
1917年7月1日，北京的大街小巷、各家各户都挂起了一面面的小黄龙旗；许多人从箱子底儿掏出原来清朝的衣服，套在身上，趾高气扬地招摇过市；旧货店里生意兴隆，那些本来要毁掉的大清服装如今却价格高抬，霎时被抢购一空；就连唱戏用的行头，装殓死人的寿衣现在也成了抢手货。大家都知道，民国建立以后，人们都把辫子剪掉了，可如今，一条条假发辫又挂在许多人的后脑勺上……
这是怎么回事呀？原来，一个叫张勋的军阀拥立大清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复位了，前面所看到的一幕幕丑剧，是大清的遗老遗少们所表演的。
张勋，江西人，人送外号“双枪将”，因为这家伙是个大烟鬼，在什么时候烟枪、手枪都不离身。大清灭亡以后，人们都把发辫剪掉了，可张勋不但不剪，也不允许他手下的军队剪，所以人们把他的军队叫辫子军，张勋就是长辫帅。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共同执掌北京政府。其实当时中国是军阀割据的局面，各个军阀都投靠帝国主义，寻找靠山。黎元洪投靠了英美，段祺瑞则得到日本的支持。
这时欧洲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为抢夺德国在中国的利益，极力怂恿段祺瑞政府对德国宣战；而英美担心这样一来会使日本独占中国，他们的利益有受损害的危险，就指使黎元洪反对中国参战，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府院之争”，府指总统府，院指国务院，就是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争执，实际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
后来“府院之争”越演越烈，段祺瑞要求解散国会，而黎元洪则下令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整个北京都闹翻了天。为了能消灭对方，府院双方都极力拉拢各军阀势力，张勋则是被他们拉拢的最主要对象。两人甚至同时给张勋发电，要求他带着辫子军进京：调解府院之争。
张勋接到他们二人的邀请电后，大为欢喜，认为恢复大清帝国的机会到了。他立刻找来他的谋臣们，商量如何对付此事。
张勋的参谋长给他出主意说：“大帅可亲统五千精兵，打着调解府院之争的名义北上。到天津后，设法取得段祺瑞的信任，然后带兵进京，赶跑黎元洪，请出宣统皇帝，大事可成。”
张勋闻听大喜，立即点齐五千兵马于1917年6月4日从徐州浩浩荡荡向北进发。到天津后，张勋假装愿与段祺瑞合作，将段稳住；又向黎元洪发电，表示要与他共同对付段祺瑞。于是黎元洪打开城门，五千辫子军顺利进入北京城，并迅速占领北京各个要塞。
得知张勋占领北京，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又乐开了花，他们奔走相告，向天磕头，口呼“苍天有眼，该我大清不灭”，一时间原来清廷的官员们纷纷拥向北京，为复辟出谋划策。
一天晚上，张勋正躺在床上吸着大烟，幻想着复辟成功，自己就是大功臣，前途无量。忽然，手下报告说康有为求见，张勋连忙坐起。
康有为告诉张勋：“如今首要之事就是将黎元洪赶下台，废除民国共和制度，夺取段祺瑞的兵权，解除他对北京的威胁。然后通电全国，宣布恢复大清帝国，大事即成。”
“就依先生所言！”当即，张勋就派辫子军去捉拿黎元洪。黎元洪得知此事后，慌忙逃进日本使馆躲藏起来；接着，张勋又把康有为以皇帝的名义起草的诏书通电全国各省，声称恢复大清是天意，各省必须服从大清统治，张勋还命人连夜赶制一万面黄龙旗，发到北京各家各户，要求每家都得挂一面小黄龙旗，违令者就地枪决。
1917年7月1日，在张勋、康有为精心策划下，宣统小皇帝正式宣布复位。清朝的遗老遗少们无不兴高采烈，他们天真地认为，有张勋、康有为这样的文臣武将，大清一定会兴旺发达。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一幕。
但就在宣统召开复位大典的时候，全国各地却掀起了激烈的反对复辟怒潮。
这时在天津的段祺瑞看到利用张勋驱逐黎元洪的阴谋得逞，就宣布张勋“复辟帝制，祸国殃民”，并组织“讨逆军”，利用全国人民的反复辟怒潮，大举进攻北京。张勋的五千辫子军哪里抵挡得住庞大的北洋军，只一仗就溃不成军。7月12日，“讨逆军”攻克北京，张勋逃到荷兰使馆避难，由这位长辫帅一手导演的复辟闹剧只开场12天就偃旗息鼓了。
五四运动
张勋复辟失败以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大功臣自居，继续北洋军阀的专制卖国统治。而这时候的欧洲，英、美、法、意、日等五强在巴黎举行和会，当时的北京政府也专门组织了代表团参加这次和会。
巴黎和会其实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骄横的列强对于落后、腐败的中国政府的要求根本就不予理睬，甚至百般阻挠、嘲笑。
中国代表团此行原计划的目的是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归还中国，取消“二十一条”，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并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
但是会谈后，中国代表团的这些计划一个也没有实现，列强根本就不理会中国的要求。尽管中国是战胜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也只是拿中国问题作为同日本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它们根本不可能也不想使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全面让步，更不愿意让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受损，相反他们还要谋求在中国的更大利益。
对于胶州湾，日本声称事实上为日本占有，而且1917年9月北京政府在同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中已对于日本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所以日本振振有辞地提出，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只能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到中国，让国人十分愤慨。本应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要让别国拥有特权。列强分明是摆明了欺负中国。谁叫中国政府软弱无能呢？
中国人民不承认这次合谈对中国的结果，国内马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由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得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而学生则成为这次运动的排头兵。1919年五月份，北京各学校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开始组织起来，决定联合各学校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打倒北京政府”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学生游行队伍行至赵家楼的曹宅时，曹汝霖闻讯逃走了，却正好抓住了在曹宅的章宗祥。学生们放火烧了曹宅，又痛殴了章宗祥。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北京政府妄图镇压学生运动，派出大批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并进行爱国宣传。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似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并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
迫于压力，北京政府在5月6日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达了制止学生干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