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会正式确立了新三民主义政纲。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自求解放；民权主义主张民主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确定“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这样，新三民主义既反映了中国民营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广大工农群众当前的基本利益。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同。会议还正式确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会议中还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健全了中央领导机构。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沈定一、于树德和林祖涵等10人分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随后召开的一届一中全会上，谭平山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有相当一批共产党人在中央党部和地方执行部中担任了其他重要领导职务。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在历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国共合作顺利进行，取得了重大成果，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国共的合作，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马日事变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领导人的位置。1926年11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后，便加紧和帝国主义、旧军阀官僚相勾结，公开反共，镇压革命。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14次纪念周的演讲中甚至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1927年4月12日清晨，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上海一伙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了闸北的上海总工会会所，正当工人纠察队进行英勇反击时，蒋介石指挥的反动军队来到现场。他们颠倒黑白，说是“工人内讧”，以维持治安为名，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上海工人阶级通过多次浴血奋战建立的一支武装力量，一下子被解散了。当天上午，受蒋介石指挥的流氓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又占领了上海总工会会所。
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激怒了上海人民，12日下午，闸北工人从反动派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并宣布全市举行总罢工。第二天，工人们高呼着“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冒雨游行，途中遭到早已埋伏好的反动军队的袭击，上百名工人和市民倒在血泊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以后，湖南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右派分子和一些反动军官又迅速聚集起来，迫不及待地在蒋介石唆使下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
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是策划“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1927年4月底，他利用湖南军阀唐生智去河南北伐前线之机，邀集一些死党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的反革命军事叛变。
随后，何键委托其心腹军部中校参谋余湘三去湖南具体策划。余湘三到长沙后，取得了代省主席兼军事厅长张翼鹏的支持，选定许克祥的独立三十三团充当叛乱主力。许克祥本是一个惯于在军阀厮杀中东奔西投的亡命之徒，其父在湘乡老家受到农民斗争，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一经余湘三等人诱以官禄，激以父仇后，就毅然充当了反共急先锋。
5月17日，叛乱干将余湘三、许克祥等人在小吴门外许克祥团部开会，决定用公开军事行动彻底摧毁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机关，推定许克样担任指挥，于5月21日晚上行动。
5月19日晚，三十五军驻长沙留守处部队开始公开寻衅，收缴了工人纠察队10多人的枪支。三十三团许克祥部唆使伤兵向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无理取闹，并进行毒打。长沙城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面对剑拔弩张的敌人，中共湖南省委（原中共湖南区委）、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虽然于5月20日夜采取了一些对付反革命的紧急措施，但由于全省工农武装尚未组织起来，各县农民的自卫武装还处于零散状态，又没有掌握可靠的部队，因此无力阻止反动武装对革命政权的进攻。
5月21日，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爆发了。当晚11时许，1000多名荷枪实弹的叛军，在许克祥的指挥下，分途向长沙城内各革命机关进行突然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其他革命机关，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省特别法庭、国民党省市党部及工运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等，均遭叛军疯狂袭击。至22日上午，被捣毁和袭击的革命机构达70余个。
叛军在长沙整整捕杀一夜，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达100余人，被捕的40余人，被临时拘押的则无法计算。与此同时，在押的土豪劣绅则全部开狱释放。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总队奋起抵抗，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没有能够击退敌人的进攻。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这次长沙反革命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南昌起义
蒋介石发动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汪精卫又在武汉发起反革命政变，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无数的共产党人倒在了汪精卫集团的屠刀下。这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共产党此时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关键时刻，共产党人选择了以革命的武装反抗敌人暴行的策略。共产党内部也进行了调整。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周恩来等5人被选为常委。常委作出了发动南昌起义、发动农民秋收起义和召开党的紧急会议的决定。
中央经研究决定，趁南昌城兵力空虚的时机，派贺龙领导的第20军和叶挺领导的第11军24师迅速集中到南昌，并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武装起义。参加起义部队的有3万余人，而在南昌的国民党军只有6000余人。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了。起义的战士们奋不顾身，猛烈冲杀，只用4个小时，就全歼守敌，占领了整个南昌城。
起义胜利后，马上组织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革命委员会，又发表了周恩来、宋庆龄等起草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庄严地提出，打倒蒋介石集团，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势力，实行土地改革，维护工农利益等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同反革命集团展开了斗争。
南昌起义的胜利让国民党集团大为震惊。蒋介石随即调兵遣将，准备扑灭革命的烈火。面对优势的敌人，南昌起义军主动撤出了南昌，转而南下。一路上，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最后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了。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并为创建人民军队打好坚定的基础。这一天，也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日。
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中央又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与会者共21人，包括瞿秋白、李维汉等，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李维汉任会议主席，瞿秋白任翻译。
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重要文件。
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认为中国革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必须自下而上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会议指出，现在本党的总方针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为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的武装暴动，并且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革命基础较好的地方发动秋收起义。
会议同时对党中央进行了改组。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有：瞿秋白、任弼时等9人；又选举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等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在革命的非常时期为党指明了前进方向，是党的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共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了数次起义。毛泽东领导了湖南的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起义从破坏江粤铁路开始。一时间，敌方铁路交通陷入瘫痪。起义最初目标是进攻长沙。9月11日，毛泽东指挥部队取道浏阳向长沙进发。首取白沙镇，旗开得胜，士气大振。乘胜攻下浏阳东门市，但遭敌人反扑，敌人分四路包围，形势非常不利。毛遂率部队撤往浏阳上坪。
毛泽东分析了形势，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军事计划，改退萍乡。并写信给湖南省委，要求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随后，各路起义部队在1927年9月19日在浏阳文家市会师。
毛泽东当晚就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上具体分析了敌情变化及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主张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到湘赣粤边境上去坚持农村斗争。毛的主张得到多数委员的同意，最后前委决定部队撤离湘东地区，实施战略退却。
这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进攻方向由向长沙进攻改变为向农村山区进军，由以攻占大城市转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在历史上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折。
九一八事变
1928年6月4日5时2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途经南满铁路皇姑屯一段时，被日本人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于当日上午9时30分死亡。为保时局稳定，东北地方当局谎称张作霖只是受了轻伤。当时，身在兰州的张学良得知关东军已开始秘密调动，打算浑水摸鱼，趁乱占领沈阳。为防不测，他化装成一个伙夫，跟随部队秘密赶回了当时称为“奉天”的沈阳。
回到沈阳后，张学良才得知父亲的死讯。为保国家大业，张学良强忍悲痛，模仿父亲的笔迹签发命令。等到把一切相关事宜都安排好了，东北地方政府才对外宣布张作霖的死讯。
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日本人并没有把这位“少帅”放在眼里。当时，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起草了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傀儡。
出乎土肥原意料的是，当他把这份精心策划的文件送到张学良面前时，少帅当面质问他：“你让我当什么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碰了一鼻子灰的土肥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夹起皮包，悻悻而去。
1928年12月12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当时，在东北有不少日本间谍，但事先对此事却毫无察觉。
从1929年到1931年夏，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搜集情报，拟订各种计划方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积极为侵略东北作准备。
1931年4月，原驻日本仙台的第二师团轮驻辽阳；为对付沈阳城坚固的城墙，日本又从东京调运两门24厘米榴弹炮，配属日军驻沈阳第二十九联队兵营，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7月，又从本土增派一个师到朝鲜，准备随时渡过鸭绿江参战。同时，日本还将熟悉中国情况，担任张作霖顾问多年的本庄繁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将一直从事于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等。
此外，日本还施展调虎离山计，策动阎锡山与汉奸石友三等人挑起反对张学良的战争，将介入1930年中原大战的东北军主力继续吸引在关内，致使东北兵力空虚。至此，日军在东北的准备基本就绪，只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了。
1931年6月26日，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率领的间谍组一行四人被东北军屯垦三团捕获，随即于次日由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下令处决。间谍组携带物品，除留重要文件资料上报外，一律焚烧灭迹，投入洮儿河内。但是，一个不易被察觉的细小失误，却成为了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
在审讯中村震太郎过程中，他的态度十分蛮横。眼见罪行暴露，中村欲夺取卫兵武器逃生，旋即被在场军人七手八脚将他打翻在地。格斗中，中村佩戴的日军军官专用“三道梁”手表被打飞，落在门后。适巧，屯垦三团团部司务长李德保进门送夜宵，瞥见后不声不响地拾去。后来，李德保去洮南府嫖妓时，将其押于大兴当铺内，消息随之走漏。
当以上消息传到时任日本驻满洲间谍总头目土肥原贤二耳中时，土肥原当即大喜过望。年前，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满洲”，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而他正在发愁无从下手。这突如其来的所谓“中村事件”正好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
于是，土肥原密令当时在天津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连夜赶到沈阳，命令她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中村大尉的那块手表，以作为东北军“图财害命”的确凿“证据”。川岛芳子得令后立即星夜赶往齐齐哈尔，设计诱捕李德保，得到了中村震太郎的“三道梁”手表。
“证据”到手，日本陆军省便在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宣称：“中村事件”“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他们以此为契机，煽动复仇，叫嚷发动侵华战争。日本朝野和民众团体也一窝蜂地总出动，要求陆军“武力征服满蒙”。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以日本军官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7名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磨刀霍霍的日军迅速向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了进攻。而此时，北大营中驻守的中国部队正在酣睡。
当时，东北军的总人数有30万左右。除参加中原大战随张学良进关的11万余人外，留守东北的尚有20余万人，另有公安、警察部队若干。而日本关东军此时在东北的兵力只有1万余人。由于执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东北军将士对突如其来的进攻毫无戒备，致使日军偷袭得逞。
19日零时20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实施进攻。同时，又令驻东北的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集中，攻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各部队进攻南满铁路沿线的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凌晨3时，日军攻入沈阳。留守的沈阳公安总队在警务处长黄显声的带领下同日军展开了巷战。凌晨4时，驻扎长春、宽城子等地的日本军队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