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忠直之士为人敬佩，为人赞扬。他们往往是以自己的忠直之谏，不惜身家性命去为民请命。如果只从个人利益出发，他们完全可以忍耐住自己的个性，图个高官厚禄，但是为社稷江山，为黎民百姓，他们不仅不能坐视不管，相反，他们忠言劝上，直言犯上。他们也知道必死无疑，但是如果只为苟延残喘于世，就不尽自己的职责，这些忠义之士是绝对不肯干的，他们是不会屈从的。可是他们拼却性命地去直言进谏，难道就是最好的办法吗？不可能人人都如魏征，得遇圣明的君主，更多的是遇到昏聩的王侯，所以直言当看对谁，可以直言的当然要去尽自己的职责，但是不值得你去进忠言的，你不能审时度势，无疑是过于迂腐、愚忠了。这时候你就要听人劝，耐住性子，忍住要直言相劝的冲动，首先保护好自我，再以图发展。
婉转地批评别人，不逞一时的刚勇，同样能达到批评对方的目的。在西汉时期汉武帝身边有个大臣叫东方朔，头脑聪明，言辞流利，又爱说笑话，当时人称他为滑稽派。
汉武帝刚即位就下了一道诏书，叫各郡县推举品行端正、有学问才能的人，当时有上千人应征。这些人上书给皇帝，多半是议论国家大事，卖弄自己的才能，其中不少建议皇帝看不上，提建议的人也就没被录取。东方朔的上书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自己怎么博学多才，聪明过人，怎么身材高大，五官端正，怎么勇敢灵活，正派守信，最后说：“像我这样的人，真该当皇上的大臣了。”汉武帝看这份上书与众不同，有些意思，就让他待诏公车。东方朔虽然被留在了长安，但薪水很少，也见不着皇帝。
过了些日子，东方朔想出个让皇帝注意他的主意来。当时皇宫里有一批给皇帝养马的侏儒，东方朔骗他们说：“皇上说你们这些人一不能种田，二不能治国，三不能打仗，对国家没一点用处，准备把你们全杀了呢。”侏儒们都吓得哭起来。东方朔又教他们：“皇上要是来了，你们赶快去磕头求饶。”不久，汉武帝路过马厩，侏儒们都嚎啕痛哭，跪在武帝的车子前连连磕头。武帝觉得奇怪，问道：“你们干什么？”侏儒们回答：“东方朔说您要把我们全杀了。”汉武帝知道东方朔鬼点子多，就把他叫来责问：“你为什么要吓唬侏儒？”东方朔说：“侏儒身高不过三尺多，每个月有一袋粮食、二百四十钱。我东方朔身长九尺多，也只有一袋粮食、二百四十钱。侏儒们会撑死，我却会饿死。皇上要觉得我不行，就放我回家，别留着我在这里吃白饭。”武帝听了哈哈大笑，让他待诏金马门。待诏金马门比待诏公车的地位高，他也就渐渐地能接近皇帝了。
有一次，汉武帝让手下的人玩“射覆”的游戏，东方朔连猜连中，得了很多赏赐。汉武帝身边有个姓郭的舍人，也很聪明，能言善辩，见东方朔这么得意，很是眼红，就对武帝说：“东方朔刚才都是碰运气，并不是真会猜。现在我来藏一样东西，如果他猜中，我愿意挨一百板子；要是猜不中，您把刚才赏他的东西都给我。”结果东方朔又猜对了。汉武帝命令左右打郭舍人的屁股，郭舍人痛得直喊“哎哟”。东方朔嘲笑他说：“呸！口上没有毛，声音叫嗷嗷，屁股翘得高。”郭舍人又羞又气，喘息着说：“东方朔辱骂皇上的随从，该杀头！”武帝问东方朔：“你为什么骂他？”东方朔急中生智，回答：“我怎敢骂他？是让他猜谜语呢。”武帝又问：“怎么是谜语？”东方朔信口胡编道：“口上没毛是狗洞，声音叫嗷嗷是鸟儿在喂小鸟，屁股翘得高是白鹤弯腰啄食。”武帝见他说得头头是道，没法再追究，郭舍人只好吃了个哑巴亏。
又有一次过节，汉武帝下令把肉赏给身边的官员、随从们，可是执行命令、主管分肉的大官丞迟迟不来。东方朔对同事们说：“今天过节，该早点回去，请原谅我占先了。”说着拔出剑来，割了一块肉走了。大官丞知道后报告给汉武帝。第二天，东方朔进宫来，汉武帝责备他：“昨天你为什么不等大官丞来宣布命令就擅自割肉？”东方朔赶紧脱下帽子，跪在地上请罪。汉武帝说；“你起来，自己责备自己吧。”东方朔拜了两拜，爬起来，像背书一样有板有眼地说：“东方朔，你过来！东方朔，你过来！你接受赏赐不等命令，多么无礼啊！拔出剑来就割肉，多么豪壮啊！只割一小块，多么廉洁啊！回去送给妻子，又多么有爱心啊！”汉武帝忍不住笑，说：“让你责备自己，你倒夸起自己来了！”不但没办他的罪，还赏给他一担酒、一百斤肉，让他带回去给妻子。
对于他人的指责，不是强辞夺理，而是机智应对，有理有节，这其实就是说话的艺术。东方朔控制住心中对他人的不满，控制住对告发者的气愤，不失时机地批评他人的错误，还保全了自己。
9.精明与糊涂孪生
做人之难，往往与不好把握这样两个词有关——“糊涂”与“精明”。每个人都不想成为糊涂之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人与人之间总存于相处的关系之中，彼此之间难免有是是非非。那么究竟该怎样办呢？答案是，最好做到，大事与小事相对，精明与糊涂孪生。意思是说，对于大事应当精明，而那些无关原则性问题的小事，则应该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
其实，怎样对待小事与大事，是一个人智慧与否的象征。郑板桥有一句名言：难得糊涂。这句名言流传了几百年依旧为人们所乐道，自有其道理。其实，真精明与真糊涂两者间只有一步之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经常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天底下只有他最精明，别人都是些傻子，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事事计较，处处谋算，玩弄心机权术。结果，到头来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
还有一类人，总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精明”，什么东家长西家短，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可是一遇大事则不知所措。其结果正如清末名臣左宗棠所言：“凡小事精明，必误大事。”
在现实生活中，再有一种人则是表面含含糊糊，小事糊里糊涂，可是心里却明镜一般地透亮。一切都让他看得清清楚楚，遇到大事一点也不含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在精明与糊涂的问题上，前两种人是最可怕的，我们可能称之为“大愚若智”者。而小事不计较、不在乎，或者根本???是稀里糊涂的，大事却不含糊的人则属于大智若愚者。
左宗棠这个人为人处世之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头脑。他认为，精明与糊涂是一对矛盾的字眼，人们又比较倾向于“精明”一词，这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谁不首先考虑自己呢？但是有些时候，如果你把糊涂融入自己的做人之道中，或许就会游刃有余。
左宗棠的“凡小事精明，必误大事”的认识无疑是一种大智慧。与左宗棠“同乡布衣之交，共事日久，相知最真”的杨昌浚对左宗棠的一生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凡有利于国家之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见无不为，为无不力。”也就是说，在国家大事上，左宗棠特别认真，从未糊涂过。另外，在教育子女这样事关耕读家风能否传延，左家门风能否光大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也从未糊涂过。而在一些小事上，他却很少去计较。比如，在他的一生交往中，胡雪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如果真要是不分大事小事一概计较的话，胡雪岩的许多行为都是左宗棠所不能容的。但是，左宗棠从未去计较这些，而是只关注粮饷的筹集，别的一概不过问，从而既维持了自己与胡雪岩的朋友关系，又保证了部队的供给。
小事精明必误大事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只关注局部，忽视整体和全局，甚至不能从全局的高度和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也许尚无大的过失，但对一个领导者来说，必然贻害无穷，给事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小事上糊涂，在大事上认真这种道家的智慧，不但在社会生活中能让人从容处事，成就大业，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是一副润滑剂。因为，家庭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细胞。在家庭中，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什么真理可言的。如果一味地事无巨细，样样件件都要一是一，二是二，教条而死板，没有一点余地和灵活性，那么，这个家庭肯定要出现危机。反之，如果夫妻双方彼此在许多家庭琐事上都装点糊涂，不斤斤计较，再把度掌握好，这个家庭保证温馨和睦，其乐融融。
总之，“糊涂”与“精明”的关系非常微妙，要在不同场合用之，不能在必须要办好一件有关全局的大事时，糊涂为之，造成大失误，而是要精明为之，踏踏实实。与之相反，有些生活中的细琐事情，可以糊涂之法待之，不必斤斤计较，死缠不放。
10.找到人才就有了一切
在人际交往中，要善于为自己找到人才，靠人才成就心中事，此为智者所为。所以，人际交往不仅是只为多交聊天的朋友甚至是酒肉朋友，而是要找到能做事的人才。这是人际关系的一门学问。
先秦时期的四大公子各养有门客数千人，以应付各种事务。到清代，名臣曾国藩的麾下也集中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薛福成说曾门幕府是“播种之区”、“众流之汇”，“故其得才尤盛”。曾国藩和谋士之间首先有合作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年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于率军“东征”之始，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尊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查，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罗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辄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有爱才之名闻于全国。
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以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救星，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崇拜。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藩篱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壅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升发无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另外寻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识分子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需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识为乐，一与交游为荣。所有这各类人物，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辛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现仅以曾国藩直接指挥的一个湘军支派“曾湘军”为例。它连下安庆、江宁两座省城，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立下第一功，是湘淮军中最为突出的一支。如果把它比喻为一个人的话，曾国藩及其幕府恰如它的头和躯干，作战部队则恰如它的四肢。四肢不仅靠头脑支配其行动，还要靠躯干供应其营养。西汉初年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什么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曾把战争比为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猎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尤有筹饷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自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六月）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六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一千六百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它湘军早已饥溃，何成功之有？曾国藩所谓“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绝非夸大之词，至于曾国藩刊行《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更是离不开幕僚的努力。否则，他很难挣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
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亦为不薄。众幕僚入幕之初，官阶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且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亦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他们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数十年间，红、蓝顶子纷纷飞到他们头上，若非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鸿章的经历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末入曾国藩幕，后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说：“此时崛起草莽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李鸿章听其劝告，重返曾幕。果然，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间位至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同曾国藩之间已是双峰对峙，高下难分了。试想，如果李鸿章不回曾幕，能够如此顺利吗？恐怕要谋得按察使实缺亦并非易事，虽然他此时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衔福建延建邵道道员。
当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这种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说明这种情况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冯卓怀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职。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一向对曾国藩非常崇拜，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弃条件优越的工作去当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曾国藩兵困祁门之时，冯卓怀又放弃四川万县县令职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后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国藩的当众斥责。冯卓怀心不能堪，决心离去，虽经曾国藩几次劝留皆不为所动，最后还是回家闲住，宁可丢官职也不能忍受曾国藩对自己的无礼举动。李元度是曾国藩最困难时期的少数幕僚之一，数年间患难与共，情逾家人，致有“三不能忘”之说。不意其后曾国藩两次参劾李元度，冷热之间悬若霄壤。究其缘由则不外“改换门庭”四字。
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表面上看虽然是主从关系，然而其维系纽带却全在私谊。私谊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任何一方如有违背，这种关系即会解除，甚至造成私怨。
11.记住学人长，
补己短六个大字每个人都有所长有所短处，再伟大的人物也是如此。前文说成就大事应该找到人才，可是怎样的人是人才呢？这就涉及到了识人的问题。识人，不仅要识人之所长，而且在识人之短时要见短中之长；识人者不仅要自知己之短，而且要识己之长中之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成为识人的真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