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上午在北京空军司令部科研部会议室， 由魏部长主持召开会议， 研究投放核弹飞行员的防护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空军司令部科研部二处的霍处长、王参谋， 三机部的陈与楫处长， 510厂的郝丹生， 空四所的毛守金等人。上级所以这样重视， 是因为前次核试验中防护出了问题， 飞行员眼睛受到了核闪光的刺激， 发生了炎症。当时******总理派专机把飞行员接到北京治疗。这次空军司令部科研部要求要重视飞行员的防护， 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在会上各单位进行了工作汇报， 中午时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空军进入了战备状态， 会议暂停， 各单位回去待命。事后， 我们才知道发生了“9 ·13”事件， ****坠机蒙古的温都尔汗。
1971年11月初， 我又去北京参加了空军司令部科研部和三机部三局召开的会议。会议确定由510厂负责防核闪光盔的设计， 空四所负责生理指标与鉴定， 由空军司令部和三机部联合发文下达任务。
1972年初， 510厂成立了科研设计所， 由廖耀明任所长， 主抓的第一个产品就是防核闪光盔。工厂成立了防核闪光盔研制小组， 由郝丹生、施品瑭、戴志勤3人组成， 任务本身是绝密的。
510厂防核闪光盔研制组与空四所毛守金同志首先去部队调研。去了空5师 （强5机）、空10师 （轰5机）、空36师 （轰6机） ， 写出了调研报告， 提出了配套方案与建议， 经空军司令部批准， 决定在执行核试验任务的轰5机上使用防核闪光盔。接着510厂完成了防核闪光盔样件的试制， 1973年4~5月在北京对防核闪光盔进行了鉴定测试， 做了低压舱10000 m高度停留2 h试验； 低温舱-19~ -15℃停留0． 5 h检查面板的去雾试验。两项合格后， 又去空10师进行了试飞， 由空10师独立大队李桂山中队长担当试飞员， 飞了一个直线， 效果良好。1973年6月去新疆马兰机场， 给执行核试验任务的轰5机飞行员进行了现场试戴， 因为领航员头盔前缘影响观察， 改戴防护眼镜， 飞行员和后舱炮手均戴头盔执行了21-711任务， 任务完成较好， 得到了上级机关的肯定。返厂后， 510厂又对头盔进行了改进， 设计了轻型防核闪光盔， 解决了领航员的戴盔问题。1973年10月又去马兰机场进场头盔试戴， 完全满足使用要求。1974年5~6月在马兰机场由轰6机执行21-710任务， 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们解决了轰5、轰6机执行核试验任务的飞行员防护问题。1974 年12 月由空四所牵头， 510厂、空一所、21基地、空36师航医室等单位参加， 用一个多月时间， 进行核试验工作10年总结。1976年防核闪光盔设计定型， 型号TK-6 ， 主管设计员张立鳌。
为了未来核战争的需要， 510厂又提出了自动防核闪光飞行盔的研究， 这是一项高新技术。1982年1月在三机部三局和空军司令部科研部的主持下， 在510厂召开了自动防核闪光盔的方案论证会， 510厂任组长单位， 负责头盔的设计与配套协调； 空四所任副组长单位，负责生理指标与鉴定试验； 清华大学化工系负责光电开关的研制； 五机部228厂负责偏振片的生产；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负责光电陶瓷片的研制。我们采取产、学、研三结合， 开始了新的征程。
1991年8月在清华大学对预研成果TK-6 B自动防核闪光盔进行了评审， 该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该项目1992年获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这是510厂牵头研制的课题首次获得国家奖项， 主管设计员郑炎安因此获湖北省政府特殊津贴。
空四所牵头的“核环境中航空部队医学防护研究”1991 年获总后勤部科研一等奖、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510所的TK-6防核闪光盔是飞行员保障的重要部分， 解决了轰5、轰6机核试验飞行员的防护难题。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欣慰和难以忘怀的事。
我国空降兵第一代伞兵伞研制成功的思忆
刘长明
1985年第11期《航空知识》刊载了谢础主编的《世界航空大事记》， 其中有一条用醒目的大字写着：“1955年12月20日， 降落伞 ‘试放’ 国家鉴定委员会通过了两种国产航空降落伞的鉴定报告， 并得到空军司令部和二机部的批准。宣告我国国产航空降落伞试制成功。”
这两种国产航空降落伞的试制成功， 标志我国航空降落伞制造业从此走上了正规发展的道路， 我国空降兵部队从此用上了自己研发的降落伞了。
读了这则消息， 你们可知道我当时的心情是多么地激动！ 多么地兴奋啊！“激动、兴奋”还不足以形容！ 因为我是这两种国产航空降落伞 （即112型空降人用伞和113型备份伞） 的主管设计员， 当时只有25岁， 大学毕业后从事航空降落伞的研制工作才两年多的时间。
55年过去了。在我国航空工业创建60年之际， 再次重温这则“大事记”， 现在的心情可用秋瑾烈士的两句词来形容“一度相逢一度思， 最多情处最情痴”。我的思绪何止万千！
我国空降兵第一代人用伞和备份伞
新中国第一座航空降落伞厂———南京513厂 （现南京宏光空降装备厂） ， 成立于抗美援朝战争烽火之际， 是为了解战争中空军急需降落伞装备之急而成立的。
空降兵是在敌后作战的一种兵种， 所有大国军队的编队中均有空降兵。空降兵的作战特点是能迅速抵达离作战地区较远的地域， 出其不意地对敌人实施攻击， 置敌人于死地， 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就有了空降兵师， 为了满足部队的作战需要， 1953 ~1954 年两年时间内， 我国试制了空降兵人用伞和训练所用的备份伞。
空降兵人用伞是将大量的空降兵从飞机上在短时间内空降到面积不太大的着陆场上的航空人用伞。
备份伞是空降兵训练时的必备装具。主要是在训练伞开伞不正常或完全失效情况下应急使用的。
112型空降兵人用伞和113型备份伞通常配套使用。112型伞常用做空降兵训练伞， 但正式作战时就不用113型备份伞了。
空降兵人用伞需用量很大， 从国外购买花钱很多。我做过比较： 从苏联购买一具降落伞价格比国内制造的贵6倍， 从美国购买一具降落伞要比国内贵9倍。
112型空降兵人用伞和113型备份伞的试制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在1953~1954年两年时间内， 513厂要试制出合乎苏联技术资料要求的降落伞， 困难是难以想象的。首先， 要培训技术人员和工人。我们整天忙着消化苏联112型伞图样和113型伞图样资料， 有时还要自己描图， 哪有时间去培训技术人员和工人？ 后来， 在专家的指导下， 我们逐渐建立了“工艺规程”制度和“操作卡”制度。其次，要试制112型伞， 需要数十种特种棉织品， 试制113型伞又需要特种真丝纺织品， 当时这两种产品奇缺。为此， 我和一起分到厂里的大学生张敏诗、房瑞华、郭瑞泉经常跑往上海， 有时甚至是住在上海， 与苏联专家一起， 向他们讨教。工夫不负有心人， 在上海纺织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 进行了新的特种纺织材料试制工作。第三， 要建造中心实验室， 以便复检进厂的材料， 保证材料的质量。为了绘制出合理的中心实验室的工艺布置图， 我与邓笙同志一道去上海进行调查。第四， 要建造定温定湿仓库， 以保证原材料和降落伞不发生霉变。这项工作主要由郭瑞泉同志负责。第五， 要组建和培训跳伞试验员， 以便进行降落伞试验。第六，要建设试放场地和购买测试设备。这一切的一切都待我们去完成。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和全面提高513厂的生产技术水平， 二机部四局从苏联请来了以米朗罗诺夫为首的专家组来513厂指导工作。专家组包括绳子专家、跳伞专家、帆布专家和金工专家等。四局还成立了降落伞科， 张韩同志任科长； 王弼副局长自告奋勇地提出领导降落伞的工作。他亲自到513厂实地考查、调研， 对513厂的现状进行整顿和完善。几项重大措施的实施与改革都是王弼副局长亲自抓的， 比如， 建立“工艺规程”和“操作卡”制度、特种材料的试制等5项措施。经过两年的整顿与改进， 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 很多所需材料也得到了落实。我们也很快掌握了空降兵人用伞、备份伞、救生伞和投物伞的生产技术要求。
112型空降兵人用伞和113型备份伞的试放鉴定
513厂在四局的关心下， 在米朗罗诺夫为首的专家组的指导下， 在上海纺织工业局的大力配合下， 经过两年的努力， 试制了6具112型空降兵人用伞、3具113型备份伞。经空军司令部和四局研究决定， 在河南开封伞兵师进行“试放”鉴定。为了领导好我国第一次降落伞试放鉴定工作， 由空军司令部负责人和四局王弼副局长等人成立了“降落伞试放国家鉴定委员会”。在伞兵师试验现场还成立了试放鉴定领导小组， 由513厂总工程师胡曦、伞兵师副师长方铭、513厂冷军代表3人组成。从1955年2月始至7月结束， 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进行112型空降兵人用伞和113型备份伞试放工作。
513厂胡曦总工程师负责现场指挥， 我负责产品技术工作， 邓笙同志负责技术检验工作， 还有试跳员、测试员和摄影师， 大约20人， 个个干劲十足， 精力充沛， 信心满满。
米朗罗诺夫专家亲临试放现场， 向伞兵师干部和试跳员讲解降落伞技术课及有关注意事项， 鼓励跳伞员认真跳好112型伞和113型伞。
这两种伞当时各备3具。112型伞开始用假人在空中投放10次后才改用真人试跳， 其中有一具伞试放92次发现伞的顶部有一小洞， 于是停止试放鉴定。113型备份伞用真人试放5次即结束。
现场试放鉴定问题很多， 意见分歧较大， 数度中断试放工作。王弼副局长也数次来开封亲自指导试放工作。
在试放鉴定时， 伞试放多少次才算合格？ 112型伞“技术条件”规定， 3年使用期内可保证使用25次， 9年保管期内也可保证使用25次。112型伞试放到92次时才发现伞顶部处有小的破洞， 这就要问了， 可否规定112型伞保证使用次数为92次呢？ 王弼副局长亲自询问专家米朗罗诺夫。在米朗罗诺夫专家的建议下， 及时并妥善地解决了试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试放结束后， 我代表工厂起草了112型伞与113型伞试放鉴定报告， 报请空军司令部和二机部批准。112型伞和113型伞试制成功。
学者之风，长者之范
身居要职的王弼副局长曾留学苏联， 精通俄文。每次来开封， 他总是以俄文资料为依据， 处理试放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难题， 表现了一个学者型领导的谦谦之风。王弼副局长原来是空军副司令员， 但没有官架子， 从不以官压人， 总是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在开封试放现场指导工作时， 面对个别人无理的要求， 他总是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表现出了一个长者的风范。
米朗罗诺夫专家在513厂工作期间， 常常深入基层， 深入车间， 指导工作。每年总要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到全国各地空军机场调查降落伞使用情况。回厂后， 每周固定为513厂有关的技术人员传授降落伞理论知识。当时他已是45岁的人了， 但仍然边工作边勤奋学习，撰有《降落伞发展史》一书， 获得了苏联副博士学位。他有一次出差到北京， 还从北京图书馆复制了《史记》有关章节， 证明公元前2000年虞舜就曾应用过降落伞原理。因为《史记》是文言文， 他专门请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译为白话文。真是一位好学、博学的学者型降落伞专家！ 我国降落伞设计室能在1957年初成立也是他的功劳。1956年， 是他首先提出书面建议， 后经上级各级领导审阅才批准的。不幸的是， 1957年5月去部队调查途中， 因肝病复发， 病逝于北京医院， 才48岁， 英年早逝。中国少了一位降落伞指导专家。米朗罗诺夫专家离开我们已53年了， 他的学者之风、长者之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的。他的《降落伞发展史》的手稿由他夫人赠送给了513厂， 现在还保存在513厂技术档案室。我很希望有人将它整理出来， 供后人参考学习。
两种国产航空降落伞试制成功至今已55年了。参加两种降落伞试制的人， 如今大都分散在全国各地， 我常常会不自觉地想起他们。王弼副局长、米朗罗诺夫专家、郭瑞泉工程师都是我尊重的长者和朋友。尽管他们先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但人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那些年真不容易
陈东河
我来到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简称自控所） 40多年了， 在试制工厂、机关、研究室都工作过。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我始终树立着“所兴我荣， 所衰我耻”的荣辱观， 我的心与“祖国航空事业”这一主动脉紧紧连在一起， 同呼吸， 共命运。现在亲眼看到祖国强盛， 航空事业发展辉煌， 打心眼儿里高兴。回想起当初创业的那个年代， 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出现了许多辛酸而又值得骄傲的往事。
远离城市，出行不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