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瓒，这个受蒋介石器重派往“围剿”前线的总指挥、第十八师师长，没等“围剿”部队全面进攻展开，他自己却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当了俘虏。蒋介石第一次“围剿”中央红军惨败，给红军送来1万多条枪，还送来个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围剿”的敌人没有了头儿，还不是树倒猢狲散，全线溃退逃窜！
但是，蒋介石并不就此甘心收兵不战。过了3个月，又调集20万兵力，对中央红军和苏区，发动第二次、第三次“围剿”。红军机动作战，主动出击，扩大了江西革命根据地，占领了兴国，又利用兴国城外的高兴圩有利地势，粉碎敌人连续两次“围剿”。
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后，谭政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正确的路线指引下，革命的形势便急速发展。尽管多于红军数倍的敌军前来‘围剿’，也无济于事，我们也能取得胜利，粉碎敌人的阴谋；反之，当错误的思想路线笼罩中央而又领导大权在握的时候，革命必然遭受挫折，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也将给断送。”
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道路不正是这样在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吗？
中央苏区接连粉碎敌人3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部队休整补充，加紧训练，筹备给养，苏区也在恢复巩固，准备迎击敌人更大规模“围剿”。当时的中央提出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显然，这条路线和行动口号都是错误的。接着，中央命令红军“首取赣州”。两次攻击不克，被迫撤出战斗，红军部队伤亡损失惨重。这就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和错误的军事战略方针带来的恶果。要是依照原来的作战计划，在夺取赣州之后，将顺着赣江而下，夺取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直通武汉。那样连续打下去的话，刚刚创建起来的红军，就将毁于一旦，幸亏攻打赣州受挫而中止。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又来了第五次“围剿”。而这个第五次大“围剿”，敌人不再用原来的老战法，开始耍新花招，就是把运动战中的进攻改变成“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在苏区周围，狭口要道，步步为营，大修碉堡，进逼合围。国民党积极反共的头号人物挥戈上阵了——蒋坐镇南昌亲自指挥。
不管蒋介石调来多少兵，又用了多少层层封锁的办法，什么“远深密垒”“节节进逼”，也难以抵挡住具有光荣传统的红一师老部队的铁拳头！这个师的师长是平江起义时的老红军战士李聚奎，政治委员便是秋收起义时的谭政（前任这个师的政治部主任）。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师井冈山，红军部队整编，李聚奎、谭政统一指挥红一师部队。这支部队，在反击敌人的“围剿”中，曾经打过不少漂亮的运动战，现在，将要担负的战斗任务，则是一项阵地防御战。李聚奎分配了各团将要执行的战斗任务后，谭政亲自来到第一线“顶住”敌人进攻的部队，做深入的政治动员。他说：“……中国的大反动头子蒋介石，是咱们的死敌。他屠杀中国共产党人，镇压革命运动，他是不允许咱中国工农红军存在的，也不允许中国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敌人虽几次对初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围剿’，可井冈山的红旗没倒，依然迎风招展！不仅如此，我们的红军主力打出去，发展、扩大和巩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军打了胜仗，红军的力量也发展壮大起来了。我们又打回赣南，我们更有了以瑞金为‘红都’的统一了的中央红色苏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谭政在队前作政治动员，先讲了一番大好形势，鼓励部队树立起坚持武装斗争的信心。
“自然，我们保卫江西中央苏区的战斗，不是光在瑞金打，而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谭政继续作战斗动员，“我们红一师部队在福建建宁的三岬嶂战斗中，发现敌人来攻，我们的一团团长杨得志同志，指挥果断，及时抢占山顶有利地势，然后组织部队构筑工事，这次的阵地防御战打得有多漂亮啊！”谭政说得不错。在三岬嶂战斗中，敌人连续攻击红一团坚守的这个四五百米高的山头，“堡垒”岿然不动。飞来了四五架敌机围着三岬嶂转了几圈，接着，又组织进攻。敌人的这次攻击来势凶猛，先用飞机轰炸，同时配合炮击，霎时，红一团坚守的山头随着炮弹爆炸，断木碎石横飞，战火的尘烟笼罩淹没山巅。三岬嶂阵地阻击战，红一师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击退了3个师敌人的进攻，但自己伤亡损失也不小。战斗结束后，红一团受到军团的表彰，总政治部报纸上登载了战绩。红一师部队所得到的荣誉，与阵地上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分不开的，证实了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的威力！
谭政冒生命危险到阵地上鼓动红军战士英勇奋战，自己也经受了锻炼。红一师部队又接受了兴国外围坚守高兴圩阵地战的任务。谭政又召集连以上政治工作干部，部署迎击敌人的政治工作。
江西兴国苏区，是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一部分，比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的时间要晚两年，但它后来者居上，成为苏区的模范。这里的人民，很快发展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同江西军阀部队和地方武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在中央红军反击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残酷斗争中，敌人虽然给兴国苏区以严重摧残，而兴国不愧为苏区模范，男女老少齐上阵，支援红军反击敌人的进攻。
高兴圩，别看这个地方名气不大，然而，它却记载了红一师部队的英雄业绩，为了保卫兴国苏区，他们与“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血战。
杨得志指挥的红一团，它的前身是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第一纵队，是红一师的主力团。不用说，李聚奎师长又把坚守高兴圩阵地防御战的任务，交给了杨得志。而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后任师政治委员）呢？知道红一团具有“能攻善守”的称号，自然能够担当起高兴圩守备防御任务。但是，他仍然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一个革命领导者的责任心，使他认识到越是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越要勇敢沉着，头脑冷静，即使敌人的枪弹朝自己打来，也不能因此失去理智而惊慌失措！而在这个时候，他拿出平时节省下来的烟卷，就一支接一支地抽起来了。待李师长作出作战部署，把坚守高兴圩高地战斗任务交给一团之后，谭政讲了这样一番话：“高兴圩是兴国苏区的前哨阵地。它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也很独特，一块起伏地夹在两座大山的中间。只要能守住高兴圩前面的这块起伏地，敌人就别想从两座大山形成的这个‘大门’进来。从战场的选择上来说，红军是优于敌军的。然而，红军更多地优于敌人的，是这里有苏区人民——父老兄弟作后盾！有利的地形，不能决定战斗的胜负，而这次高兴圩防御战能不能打胜？关键的关键是红军战士的勇敢，要有一个不怕苦，又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红一团部队进入阵地挖防御工事了，谭政带了几名师政治部的干部来到红一团，亲自检查了解部队战前深入动员的情况。
谭政在作战前不仅做了一般的政治思想动员工作，而且亲自了解和解决战士的思想问题。
高兴圩阵地防御战，是红军战争史上坚守时间比较长的一次，也是保卫兴国防守战斗打得最苦的一次。战斗结束之后，指挥这次战斗的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又高兴，又十分悲痛地说：“我们在这里坚守一个月左右，许多同志都牺牲了。”打一仗，长一智，谭政从防御作战政治工作的角度，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说：“这次高兴圩防御战，红一师部队又为什么能够坚守得住？敌人几乎是天天攻，有的时候一天连续攻好几次，都被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人也有攻占红军部分阵地的时候，一到夜间，红军组织反击，又把失去的阵地夺了回来。这样翻来覆去，与敌人在高兴圩这块土地上斗争了一个月，而最后的结局是：红军没有丢失一寸土地，敌人却消耗了无数的弹药，丢在阵地前沿数不清的尸体。敌人又拖去多少个伤兵？这可是我们统计不到的数字！”
红一师高兴圩防御战，战士一个个英勇顽强，阵地上，常常是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每当兴国模范苏区群众代表上阵地来慰劳部队，或者当地居民冒生命危险送茶送饭的时候，看到这战争的“惨景”，感叹地说：“……这仗，要打到什么时候啊？”
“也算是个‘持久战’吧！”红军战士自豪地回答。
的确是这样，红军自从立下“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光辉的名称以后，哪有在一个阵地上坚守30多个昼夜的战例呢？况且，这个阵地是在一个地方打“死”战，又不像打运动战，这个地方打不赢可到其他地方寻找战机打“活”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又是防御战，战斗本身就处于被动局面，时时要准备对付敌人的进攻。所以，红军战士们的回答是很恰当的，无可非议。“持久”不就是时间长的意思吗？但是，在当时就连指挥这次阵地防御战的师长李聚奎、师政治部主任谭政、一团团长杨得志、团政治委员符竹庭，他们也并不了解这个阵地要坚持战斗这么久。直到有一天，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来到红一师师部，简单了解了一下战况，然后对师领导说：“……把阵地交给红五军团部队，你们撤下来，把队伍带到兴国的东南地区集结。”部队才慢慢转过弯子来。这个撤下高兴圩西北阵地集结部队的行动，就是要离开兴国，为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做准备的。红一师部队为何要在兴国这个前哨阵地——高兴圩坚持战斗这么久？红军统帅部队不就是在这30天当中作出红一方面军将实施转移——长征这个战略决策的吗？这次保卫兴国防御战中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所流下的鲜血，他们的英雄业绩将与世长存！
红一师部队30多天的高兴圩阵地防御战，其所以能够坚守下来，寸土不丢地将阵地移交给兄弟红军部队，是和政治工作有力的保证，战地的管理，苏区人民全力以赴的支援联系在一起的。红一师部队撤离高兴圩以北阵地，谭政在频繁的战斗间隙，写出了《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为红军部队政治工作留下一份生动活泼的宝贵史料，作为红军战时政治经验的文件，存放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
张云逸翻山越岭找朱毛红军
1931年元月初，粟裕、黄克诚、谭政、罗瑞卿跟随毛泽东反围剿；许光达和他的二十二团激战官帽山；而在桂北的全州，张云逸、邓小平正率领红七军踏上新的征途。当部队攻占了湖南道州以后，尚未能解决筹款问题，敌人已从三路向红七军包围过来，张云逸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率部向江华县进军。部队在漆黑而又寒冷的夜里出发了，刺骨的北风一股劲地猛刮，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张云逸和红七军指战员们，这时却仍然穿单衣、短裤，脚下的草鞋早已破烂，一个个冻得脸色发青，嘴唇变紫，手脚麻木，耳朵红肿。在艰难中，张云逸等军首长有马不骑，都把马让给走不动的战士和伤病员骑，他们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跋涉。张云逸边走边向部队作思想动员工作，激励指战员们向前奋进。他对大家说：“我们要到江西去会合朱、毛中央红军，还要走很远的路。你们多是来自右江的儿女，都是自愿来参加革命的。右江地方气候暖和，这个地方很冷，我们不仅要战胜白军，还要战胜饥寒。我们今天单衣短裤走雪地还是第一次。我们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红军战士，是一定能够战胜风雪夺取胜利的！”
就这样红七军指战员们发扬团结互助的友爱精神，经过90里的急行军，赶到江华，初步解决了部队的寒衣，并获得在江华休整两天的机会。这时，湖南反动军阀追踪而来，为摆脱敌人，张云逸立即带领全军翻越桂、湘、粤三省交界的老苗山。这里崇山峻岭，悬崖峭壁，道路崎岖，土匪和反动民团很多。张云逸指挥部队，以惊人的毅力，边走边打，终于翻过老苗山，到达广东连县的桂岭。经过长途艰苦跋涉和一系列的战斗，部队减员很大，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红七军前委决定将部队缩编为2个团，即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仍由张云逸、邓小平分任军长、政委。张云逸、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在桂、湘交界的神奇行动，震惊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急电湘、粤军阀派兵到宜章、乳源、乐昌、韶关等地防堵。广东军阀陈济棠又特派1个独立团专门跟踪追击，企图把红七军消灭于北上途中，虽有强敌到处设防堵击，但阻挡不了红七军的北上进军。
1931年2月，张云逸率领红七军在乳源县梅花村杀伤敌军1000余人，而后迅速撤离，转战到韶关、乐昌之间的杨溪口，准备渡过乐昌河，奔赴江西。
乐昌河又名武水，从石坪红乐昌县城往南直向曲江流去。河水冲击着沿岸岩石，哗哗作响，好像万马奔腾。显然，要在这样深的河流徒涉渡河是不可能的。张军长和邓政委、李总指挥经过对渡口两岸仔细观察后，决定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五十五团先渡河，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后渡。这样，一旦发现敌情，可以前后掩护。
杨溪渡口河宽水深浪急，而可供部队渡河的工具只有两条破旧的小船。一次只能乘坐20多人，来回一次需要十多分钟。渡河进展十分缓慢。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才渡过了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分指战员，张云逸军长带领着一个特务连、两个步兵连和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等非战斗人员，共六七百人还没有过河。当夕阳斜照，天空挂满晚霞，远近村落吐着炊烟的时候，河那边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河这边也落下了几发炮弹。等待渡河的队伍引起了一阵骚动。原来广东军阀已从乐昌和韶关两地用汽车运来了大量敌军，向我军发动了突然袭击。邓小平政委、李明瑞总指挥率领已渡河的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分指战员，同敌人展开激战，掩护后续部队渡河。张云逸军长在河这边来回奔跑，组织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渡。小船每次过来，他都要和船夫交谈几句，了解那边的战况。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敌人又增加了几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红七军过河的部队展开攻击。红七军指战员在极艰难的情况下，同敌人顽强拼搏，一直打到太阳落山。部队利用鲜血换来的时间，小船不停地在河面上来往穿梭。最后，敌人占领了河对岸，已渡河的五十八团和五十八团人员被迫转移。红七军被截为两部分。
敌人从河对岸向我军开枪打炮猛烈射击，未渡河的部队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枪支、弹药也不多。面对这突其如来的情况，大家茫然不知所措。突然，有人喊道：“军长来了！”只见张云逸军长骑着大马迎面跑来。原来他在敌人封锁了渡口之后，亲自去探索渡河的路径。张云逸身为军长临危不惧，沉着坚定，他的出现顿时使几百人的紧张焦急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由于敌情极其严重，已无立即渡河的可能。张云逸同经理处叶季壮处长等负责同志作了短时间的研究之后，便站在一个高地上镇静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过不了河，我们暂时后退几十里休息。敌人再凶恶，也是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能够渡过乐昌河，到中央红军那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