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在磨房边一间敞亮的屋子里，举行了团以上领导参加的第一次准备会。当时的三八六旅有3个团：七七一团，七七二团和补充团。其团长和政委分别是七七一团徐琛吉、吴富善；七七二团叶成焕、萧永智；补充团韩东山、丁先国。会上陈赓和王新亭向大家讲述了当前山西战场形势和师首长的意图，会议的中心很快就转到了伏击战场的选择上。同志们围到地图前，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十几双眼睛，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地图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条深沟，公路正从沟底通过，两旁山势走险，既便于隐蔽部队，也便于出击。看来，整个邯长线上，再也没有比这更理想的伏击战场地了。大家议论了一阵，最后都望着陈赓，等着他作结论。但是，陈旅长没有马上作结论，却反问道：“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一片沉默，大家都没有顾上去看。
陈旅长笑了：“这不是纸上谈兵吗？”刘师长常讲：“‘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作为一名指挥员，既要胆大包天，又要心细如发。’靠国民党的地图吃饭，要饿肚子啊！我看，会暂时开到这里，先去看看地形好不好”？
翻过一座山，神头岭在望了。眼前的景象使大家大吃一惊：
公路不在山沟里，而是铺在一条几公里长的光秃秃的山梁上，山梁的宽度不过一二百米。路两边，地势比公路略高，但没有任何隐蔽物，紧贴着路边，残留着国民党部队以前挖的工事。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是申家山。山梁西部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那就是神头村，再往西便是微子镇、潞城了。
显然，这样的地形是不大适合于埋伏的，因为部队在这里既不好隐蔽，也难于展开；北面是深沟，不便预备队运动，搞不好还可能使自己陷于困境。十几个人一时都愣住了。陈旅长用鞭梢朝公路指了指说：“怎么样，这一趟算没有白跑吧？粗枝大叶要害死人哪！”
原来的希望落空了，现在，眼看这20多公里的地段上再也没有什么理想地方了。怎么办呢？同志们有的在议论着，有的忍不住骂起国民党那地图来。七七二团政委萧永智说：“差点儿没上国民党那张地图的当！”七七一团政委吴富善说：“那些家伙，只吃饭不办好事。打仗要靠那些地图，不打败仗才见鬼呢！”
陈赓却仍在继续细心观察着，好像要把那些废弃了的工事全部都数遍。过了好久，才转身一挥手，呵呵笑着说：“走，回去讨论好了，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想吃肉，还怕找不到杀猪的地方？”
回到旅部时，天色渐黑，吃过饭，会议继续进行，讨论了很久，仍难以得出在哪儿打的结论，最后陈赓发言了：“我看，这一仗还是在神头岭打好。”“神头岭？”大伙儿惊异地问。
陈赓看出了大家的心思：“对，神头岭。一般讲，神头岭打伏击确实不太理想，但是，现在却正是我们出其不意打击敌人的好地点。因为地形不险要，敌人必然麻痹，而且那些工事离公路最远的不过百来米，最近的只有20来米，敌人早已司空见惯了。如果我们切实把部队隐蔽到工事里，敌人是很难发现的。山梁狭窄，不便于我军展开，但敌人更难展开。请问：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
徐琛吉团长笑道：“我看谁先下手谁占便宜。”
“对哇，只要我们打得突然、勇猛，这不利条件就抵消了。”陈旅长大手往下一挥说道。
接着他又问叶成焕团长：“你们两个营放在申家山，40分钟内能否冲上公路？”叶团长蛮有把握地说：“半小时保证冲到！”
看来预备队运动问题解决了，二营一向以快速著称。
听了这些分析，大家心里豁然亮堂了。认识也终于统一了：仗，就在神头岭打。具体部署是：七七一团在左，七七二团在右，埋伏在路北，补充团设伏于对面的鞋底村一带，七七二团三营担任潞城方向警戒，断敌归路。最后，陈旅长又问：“潞城敌人有什么变化？”作战股长周希汉答道：“还是3000多人，没有大变化。”
“3000……我们的兵力是有点不足。”陈赓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扭头说，“叶成焕！你们再抽一个连出来，撤到潞城背后打游击去！”叶团长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便高兴地连连点头，笑了起来。
三八六旅的作战计划很快得到了师首长的批准。从师部来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旅的决心和部署，正符合师首长的意图。
3月15日晚9时，部队开始出发了。指战员们兴高采烈，情绪非常高涨，均抱着必胜的决心。明月当空，如同白昼，好像是为三八六旅的将士此次夜行特意预备的。这一群民族英雄，正奔赴战场，准备打击日寇。
为了缓和指战员们紧张的情绪，陈旅长在队伍里一会儿和战士们聊天，一会儿和干部们开玩笑。走着走着，他突然喊道：“瞎子当心！下坡了。”王新亭政委是近视眼，平时戴高度数的眼镜看书，还要凑到眼边才能看见。听见喊声，急忙蹲下来，伸手去摸地，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唉，你这个瘸子……”王政委也止不住笑了起来。但他不示弱，看清是不是路以后，立即连连催促：“快走！快走！”陈赓腿上负过三次伤，有点拐，只好认输。过河了，陈赓停住步子，伸出手杖说：“来吧，让我这瘸子来牵你这瞎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王新亭扶过河。
路过申家山的时候，旅部的同志都留了下来。旅指挥所就设在这里。部队继续向南走，神头岭到了，各团按指定的地域进入阵地开始伪装。陈赓亲自到各团督监大家进入阵地，当他转到补充团，看一群战士正围在一起研究如何伪装，如何保持地形的本来面貌。他表扬了大家几句，接着说：“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得，不怕他气势汹汹，只怕我们满不在乎，骄傲麻痹。大家不要随便动工事上的旧土，踩倒了草，一定要顺着风向扶起来。”
正说着，远处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轰隆声，那是担任“钓鱼”任务的七六九团对黎城的袭击开始了。黎城的敌人毫无准备，千余敌人被我一个营的战士打得晕头转向，鬼子一时摸不清情况，固守在房子里不敢出来。
黎城方面，枪炮声仍在不断传来，时紧时慢，时疏时密。三八六旅的指战员们都静静地等待着，可心里面都在画着问号：潞城的鬼子会向黎城派出援兵吗？“敌人来了！从潞城来的敌援兵1500多人，已经到达微子镇。”敌情通报通过电话于上午8点左右传达到各团。同志们听说敌人真的按照我军的预定计划出援，而且只有1500多人，心里都十分高兴。大家知道，虽然我军在神关岭部署了一个旅的重兵，但潞城之敌3000多人倾巢出援，那么我军一个旅的兵力全歼该敌仍将比较困难，正是由于陈赓派出的叶成焕部一个连对潞城之敌进行了袭扰活动，增加了敌人的后顾之忧，所以敌援兵只有1500人，使我军在兵力对比上形成了较大优势。
8点半，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在微子镇方向露头了，这是日军第一六师团的林清部队和第一○八师团的部队。敌大队人马到神头村后，突然停了下来，过了很久，才出来了20余人的骑兵搜索分队。敌人好像是发现了什么，搜索队沿一条放羊小道，径直朝七七二团一营的阵地走去。眼看敌人的马蹄就要踩到战士们的头上了，此时仿佛空气都凝固了，大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这要是被敌人发现，到手的鬼子就有可能逃掉。
看来，担心是多余的。正如陈赓同志所料，敌人只注意了远处，注意了对面的申家山，对脚下那些见惯了的工事，却根本没有放在眼里，看到申家山没有动静，即指示其部队继续前进。骄横的日本鬼子满以为这样的大部队行动，我军根本不敢惹，大摇大摆，竟唱着军歌进入包围圈。
9点半，当敌后卫踏入伏击圈后，陈赓司令员发出了攻击的命令，弹指间，这平静的山梁，好像成了一座火山，三八六旅3个团从三面向敌猛击，这时成千的手榴弹蓦地在鬼子堆里齐声炸裂。横飞的弹片，闪闪的火光，连同那弥漫的硝烟与黄土，汇成了一条愤怒的火龙，一下把日本鬼子队伍和公路都吞没了。敌人这时方知中计，但为时已晚，只有作绝望的挣扎。敌人的一个中尉指挥官根本来不及部署他的喽，只喊了一句：“就在这块地方！大家一起死吧！”话音未落，一颗迫击炮弹恰巧落在他的头上。随后，小山正美和成田利秋少尉也先后中弹，声嘶力竭地呼着：“天皇陛下万岁”，然后倒了下去。但是，这些终究是以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兽兵，加之在长驱突击中，国民党未作过强劲的抵抗，更助长了鬼子的猖狂气焰。因此，虽然到了绝望的地步，他们还是要作垂死挣扎。鬼子有的滚进水沟，有的趴在死马、死人后边向我军射击，也有的端起刺刀和我指战员们肉搏。三八六旅的勇士们用步机枪和手榴弹杀伤敌人，用刺刀、石头与敌展开激烈的搏斗。
在这“独木桥”上短兵相接的战斗中，由于我军迅猛顽强的冲杀，中段的敌人完全失去了战斗力，除少数窜向东面的张庄和西面的神头村方向外，绝大部分敌人都成了三八六旅的刀下之鬼。
正在激战的时候，陈赓旅长拄着拐杖到了神头村里，一边观察村外的情况，一边挥着手杖向冲过身边的战士们喊：“快上！把敌人给我赶到山梁上去！”这时一颗炮弹在附近轰炸，一间小草屋燃起熊熊烈火。旅长的手杖也被爆炸的气浪震落，飞出很远。警卫员急得直喊：“旅长，这里危险！”陈赓却只抖了抖身上的泥土，取下眼镜一边擦着一边说：“你跟着我干什么？快去告诉大家，决不能再让敌人占一个窑洞、一间房子！”
陈赓旅长来到村里消息，立即在部队中传开。正在前沿的叶成焕团长担心他的安全，急得满头大汗。但他知道此刻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彻底歼灭敌人！叶团长二话不说把盒子枪一举，大喊一声：“消灭敌人，冲呵！”战士们跟着团长，不顾一切地扑向敌人。补充团的战士也信心百倍地冲上去。残余的敌人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很快就被全部消灭。
战到11点半，日本鬼子除百余人逃回城外，其余全部被歼。
13点，潞城之敌一部乘两辆汽车来援，被我七七二团七连消灭于神头西南。14点，又有7辆载敌来援，被七七二团炮兵连击毁3辆，其余窜回潞城。至16点，神头岭伏击战胜利结束。
黄昏，三八六旅的英雄们开始撤离了。扛着梭镖的战士们，战斗之前每个人都写了一个“矛子枪换鬼子们的三八式”的小条子挂在梭镖上。待他们从神头岭下来时果然都揣上了三八式。走在队伍前面的陈赓旅长，骑着缴获的东洋马，手里拿着日本指挥刀，喜形于色。他望着屋里、沟里、地里到处都有日寇遗尸、战利品和被风吹散的敌军文件，对同志们说：“你们看，这张纸好像画随风临空飞舞，有如天女散花，庆祝我们胜利呢！”
骄横的日本“皇军”，在我三八六旅的沉重打击之下，再次领教了共产党军队的厉害。所以，以后在华北平原的日寇只要提起三八六旅都会引起阵阵恐慌和不安。
谭政在延安检讨军中军阀作风
如果说罗荣桓元帅是个政治元帅的话，谭政大将可以称得上我军的政治大将。他在红军时期对我军政治工作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他在其后漫长的战争岁月里，在我军政治工作方面作出的新贡献更加显示了他的才干。这首先表现在他的高瞻远瞩和洞若观火。
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重新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身为红一军团组织部长的谭政，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听了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多少天来，思绪万千，在考虑起草一个“万言书”，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关于红军中新时期政治工作的改进意见。
1937年的农历正月，谭政在陕北过了第一个春节。然而，他却没有心思站在黄土高原上观赏陕北明媚的春光。白天，他伏案写他的“意见”，晚上，窑洞里灯光明亮，万里长征也没有舍得丢掉的砚、墨、笔端放在案上，继续写书作文章。3月26日，谭政终于发出了报党中央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书。谭政写道：
“……根据新形势下党的政策的改变，目前红军在军事战略性质的意义上，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鉴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路线、策略的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红军的政治工作也发生重大变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当前中、日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至次要地位。红军的政治工作即应由阶级矛盾跟上民族矛盾这一新的形势，由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变到复杂的社会活动。在红军政治工作转变后的历史时期，加紧对部队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教育，就成为红军政治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同时指出，不管红军新形势下的任务怎样改变，组织形式不能变化，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绝对领导是不能改变的，部队的管理教育不能放松，严格的纪律不容破坏。随着民族战争的发展、战争性质的改变，部队基本的政治教育，主要是提高其民族感，发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坚定革命的意志。
“基于今后抗日战争作战任务和作战对象的改变，政治工作仍然是以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为前提，使红军部队走上近代军队的地位。发扬红军固有的特长——迅速、秘密、灵活机动，善于速决战，又善于持久战：善于攻击，还要善于山地战，还要善于平原作战、村落战、巷战，以及河川战斗。军事训练中，着重于干部战术素养的提高和指挥艺术的发挥，并开始指导战争规模的研究。
“红军的政治工作，必须在一定的战略任务之下，确立政治工作的方针。从一个战役计划，过渡到另一个战役计划，使政治工作领导，始终以党的工作为基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工作指导系统如果不和党的工作指导系统融成为一块，政治工作必须偏离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