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东吴的国君孙权号称是善识人才的明君，但却曾“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周瑜死后，鲁肃向孙权力荐庞统。孙权听后先是大喜，但见面后却心中不悦。因为庞统生得浓眉掀鼻、黑面短髯、长相古怪，加之庞统不推崇孙权一向器重的周瑜，孙权便错误地认为庞统只不过是一个狂士，没有什么才能。于是，鲁肃提醒孙权，庞统在赤壁大战时曾献连环计，立下奇功，来试图说服孙权。而孙权却固执己见，最终把庞统从江南逼走。鲁肃见事已至此，转而把庞统推荐给刘备。谁知，爱才心切的刘备，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见庞统相貌丑陋，心中也不高兴，只让他当了个小小的县令。有匡世之才的庞统，只因相貌不俊，竟然几处遭到冷落，报国无门，不得重用。后来，还是张飞了解了他的真才后极力举荐，刘备才委以副军师的职务。
晋代学者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深有感触地说，看一个人的外表是无法识察其本质的，凭一个人的相貌是不可衡量其能力的。有的人其貌不扬，甚至丑陋，但却是千古奇才；有的人虽堂堂仪表，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庸才。作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如果以貌取人就会造成取者非才或才者非取的后果。
一向慧眼识珠的曹操，也有以貌取人的错举。益州张松过目不忘，乃天下奇才，只是生得额窄头尖，鼻塌齿露，身短不满五尺。当张松暗携四川四十一州地图，千里迢迢来到许昌打算进献给曹操时，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从而产生厌烦之心；加之张松言词激烈，揭了自己的短处，便将张松赶出国门。刘备乘机而入，争取到了张松，从而取得了进取四川军事上的优势。如果曹操不是以貌取人，而是礼待张松，充分发挥其才识，那样恐怕会是另一种结果。
同样，现代企业的领导者，要真正识别人才，就需要对这个人进行全方位的审察，看其是否具有相当的能力，是否有发展前途。如果不注重一个人的学识、智慧、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与使用，不注重其专长的发挥，只是通过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来衡量他的判断能力、表达能力、驾驭语言的能力，只是仅凭一个人的相貌如何来判断其能力的大小，甚至由此来决定人才的取舍，那么，必将导致人才被埋没。
据传，夏桀商纣长相姣美，身材魁梧，堪称美男子，而且勇武超群，智慧过人。如果仅观其外表，不啻“天下之杰”。然而，他却是残虐民众的暴君。与此相反，历史上其貌不扬的奇才却大有人在。楚国的孙叔敖，头发短且稀疏，左手长，右手短，五短身材，立于车上还没有辕前横木高，却能辅佐楚霸王，使其执政的楚国成为战国时期实力强盛的国家之一。
可见，相貌美丑与人的思想善恶和能力大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人虽貌丑却有德有才，则不失为君子；人虽貌美而无德无才，却只能是小人。联系到目前有些企业的管理者，在人才招聘会上，还没有与对方谈几句话，就显得极不耐烦，原因是嫌对方相貌不好，即使不是抛头露面的职业，录取时也犹豫再三。在迈向21世纪的今天，还有此种事情发生，实在令人深思。所谓人才，是由德、识、才、学、体等基本要素组成的有机统一体。
德是指人才表现出来的意志、兴趣、情感、性格和专注力等品德。优良的心理品德应表现为高度的事业心、吃苦耐劳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意志以及高尚的情操。
识指的是人才的见识，即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见解，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见识能力。具有见识能力的人能够入木三分地把握和认识事物的本质；能一针见血地抓住事物的发展关键环节；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各种环境和条件；能在关键时刻坚定果断地拍板；能冲破习俗观念的束缚，大胆地另辟蹊径。才是指一个人认识客观和改造客观的能力，包括记忆能力、观察能力、实际操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能力和想象力。学即学问、知识，包括直接知识、间接知识、理论知识、经验知识等。人才的知识结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前沿知识组成的塔式结构；另一种是以专业知识为基点和骨干，以其他与之相邻相近的知识作补充交织而成的网络式结构。体是指身体素质。身体是事业之本，历史上许多成功的人才都是得益于健康的体魄。
人才的德、识、才、学、体，五位一体，密不可分，互相制约，相辅相成。其中，德居首位，是人才的灵魂，是其他四者之根本；识具有决定性作用；才是必备条件；学是智能方面的基础要素；体是人才成长的物质基础。识别人才须兼而顾之，如果仅仅以貌取人，以外表的俊美与丑陋来识别人才，而放弃对人德、识、才、学、体的全面分析与观察，只能使领导者步入识才的误区。
总经理如果仅凭个人意志、个人印象来肯定或否定某个人，只能空怀爱才之心，不会得到真正的人才。
忌以个人好恶识人
企业管理者对人的看法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其好坏。因为人的兴趣、爱好、性格各有所异，不能只凭自己的爱好，以己之见来断定某人是否有用。有的总经理往往感情用事，看到某人的脾气和志趣与己相投，便不再注意这个人的其他方面，就把他当成了人才。这样，往往会出现只有情投意合才被重用，搞自己的“人才小圈子”，而埋没了很多为领导者所“不了解”的人才。刘备在得到诸葛亮之前，只凭个人的喜好作为识人标准，凭个人的印象和臆测选识人才，并自认为自己已“文有孙乾、糜竺之辈，武有关、张、赵之流”。殊不知，天下之大，人外有人。只凭个人感情来评判人，结果往往会走入迷津。他常叹自己思贤若渴，身边无人才，以至于第一次见到司马水镜时竟无端埋怨说：“我刘备也经常只身探求深谷中的隐贤，却并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人才。”司马水镜引用孔子的一段话，批驳了刘备的错误观点，他说：“孔子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怎么能说无人才呢？”继而又指出：“荆襄一带就有奇才，你应该去访求。”这就为三顾茅庐拉开了帷幕。所以，总经理仅凭个人意志、个人印象来肯定或否定某个人，只能空怀爱才之心却得不到真正的人才。
唐高宗时，大臣卢承庆寺门负责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被考核人中有一名粮草督运官，一次在运粮途中突遇暴风，粮食几乎全被吹光了。卢承庆便给这个运粮官以“监运损粮考中下”的鉴定。谁知这位运粮官神态怡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脚步轻盈地出了官府。卢承庆见此认为这位运粮官有雅量，马上将他召回，随后将评语改为“非力所能及考中中”。可是，这位运粮官仍然不喜不愧，也不感恩致谢。原来这位运粮官早先是粮库的混事儿，对政绩毫不在意，做事本来就松懈涣散，恰好粮草督办缺一名主管，暂时把他做了替补。没想到卢承庆本人恰是感情用事之人，办事、为官毫无原则，二人可谓“志趣性格相投”。于是，卢承庆大笔一挥，又将评语改为“宠辱不惊考上”。卢公凭自己的观感和情绪，便将一名官员的鉴定评语从六等升为一等，实可谓随心所欲。这种融合个人爱憎好恶、感情用事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反映人才的真实政绩，也失去了公正衡量人才的客观标准，势必产生“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的弊端。这样，最容易出现吹牛拍马者围在管理者的左右，专拣管理者喜欢的事情、话语来迎合领导的趣味和喜好。久而久之，管理者就会凭自己的意志来识别人才，对他有好感的人便委以重任；而对与管理者保持距离、印象不深的人，即使真有实才，恐怕也不会委以重任。所以说，偏爱偏恶对人的识才与任用是片面的，对企业将会带来不良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