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老百姓是纯朴敦厚且长眼睛的，任何父母官只要在其任上做出一番实实在在的政绩，百姓就会歌之颂之怀念之。这张益州安抚蜀地并非什么惊天动地之壮举，然在百姓眼里，他张益州就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扭转乾坤的大英雄，完全值得烧香磕头，画像以永久供奉。所谓。三年而后颂声作”（古代诸如知府知县的地方官一般任期为三年）。
“三年而后颂声作”，是封建社会黎民百姓爱戴“清官”，“明吏”的生动写照。西门豹治邺安民，百姓交口称颂，其事迹代代相传；李冰呕心沥血筑建都江堰，百姓就为其盖庙堂，烧香烛，刻石像。当年苏东坡在杭州任知府时，体恤民情，励精图治，发动民力开挖葑田根除水患，遍种桃柳芙蓉于西子湖畔，使之“碧绿婆娑”，“竟成仙境”。任满离去时，人人垂泪，更有人画像供奉家中。南宋著名清官王十朋（1112——1171）勤政爱民，任饶州知府3年，减轻赋税，发展生产，整饰治安，兴办学校，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离任时百姓倾城而出，挥泪相送。有人不愿王十朋离去，竟将桥拆了，王十朋不禁热泪横流，只得悄悄从另一条小路离别了乡亲。后人为纪念王十朋丰功伟绩，命名此桥为“王公桥”。
星移斗转，已是改革盛世。虽说早已没有了皇帝刺史知州，可“蜀人”给优秀“父母官”画像之传统似乎还长留不去。“张书记的路”，“李县长的树”、“林专员的桥”，这些叫法虽然不科学，然而纯朴、亲切，浸透着人民群众对人民公仆的爱戴之情。人民好书记焦裕禄因肝癌去世，几十有兰考人“泪如雨下”，犹若失去自己最亲的亲人；共和国的好总理周恩来，活着时是鞠躬尽瘁为人民，死去时，人民是“十里长街送英灵”。这些动人的镜头何尝不胜于当年“蜀人画张益州像”？
古时百姓对“清官”“马头相送”，“个个垂泪”，画像纪念什么的，虽说是有点“封建味”，但还是可以理解的。盖古时世风污浊，苛政如虎，贪官如狼，这凤毛麟角式的爱民如子，为政清廉，励精图治，造福于民的好清官，能不“马头相送”“画像纪念”？在“人民公仆为人民”，率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民好公仆还是值得大歌大颂，值得人们学习和纪念的。“谁想着咱们，咱们也就想着他！”——这就是人民的回答。
（原载于1992年第二期《粤海同心》）
奥地利的启示
话说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中部，有一个东靠阿尔卑斯山北依多瑙河，面积为83．85万平方公里的内陆小国，它就是奥地利。
此奥国虽小，然名气却不小，因它乃人所共知的世界音乐之邦，它孕育出世界性伟大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约翰·施特劳施……
奥地利名气虽大，可它的历史未必有咱们中华民族那么悠久。咱们出现“武王伐纣”，“烽火戏诸侯”壮举之时，它的祖先还不晓得在哪里呢。它真正建立“公国”，那是公元12世纪的事。
然而，奥地利人对自己的历史充满了无比缅怀、珍惜，崇敬、自尊之情，其崇古之精神堪称世界之最。在首都维也纳市区，看不到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而到处是古色古香的哥特式的大教堂、巴洛克式宫殿、古罗马式建筑，方块石头铺就的古街道，土石剥落的城墙，扬鞭行驶的古马车，好一派19世纪下半叶的古城风貌。岂止是首都，全国各个城市乡镇，各个家庭每个人，无不为尚古精神所浸透。农户的车库里，既有现代化的小轿车、拖拉机，又有中世纪的马车，那马车便是传家宝。就连维也纳的年轻大学生也对高矗着的联合国大厦发生反感，轻鄙之情，油然流露。而对本国的传统的古堡、教堂，却言之则喜，赞之不绝，那厚古薄今状令人吃惊。此奥国又是历史文物荟萃之地，博物馆遍布全国，仅维也纳就有50个，睹物怀古是此国公众之大趣大乐。此国公民还有一个癖好，喜爱古典音乐胜过一切，一闻莫扎特，施特劳施的作品就如醉如痴，翩翩起舞，不能自己……
奥地利人对自己祖国古老传统文化如此尊崇，缅怀，并非单纯是一种炫耀和自醉，只要你登上飞机往下俯瞰，就可发现这个古老的国家并不古老，有一个个金碧耀煌的古堡教堂，也有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有中世纪的大方石古路和马车，也有四通八达的铁路、高速公路和飞速奔驶的汽车洪流，古老和现代化是如此之揉合在一起。父辈留下的财产只有加入自己的创造才能成为自己的财富。奥地利人这句名言不正是他们强烈崇拜民族历史和拼命改革创新兼而有之的精神写照吗？他们正是在对祖先的文化遗产的回顾中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扬光大其文化传统，去创造现代化的美好的未来。
不由又想到咱们中国。长江，黄河、四大发明、丝绸之路、浩如烟海的诗章辞赋，那是漫漫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啊！（当然也内含不少糟粕如。三纲五常”、“兰从四德”之类，就象奥地利宫廷文化也有糟粕一样）人家建立公国尚不满千把年的小邦尚且如此尊崇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大邦之国民有什么理由将自己的悠久博大传统文化弃如敝屣呢？
美国“旅行者”宇宙飞船带给太空“宇宙人”的“礼物”中，一张被称之为“地球之音”的铜质唱片上，有着中国的长城，中国人午餐的场面，中国的京剧和古琴曲，中国广东方言和厦门方言。这张唱片大约可保存10亿年。在本世纪80年代初一次国际性文化纪念活动中，悬挂着“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的画像，其中一位就是中国人——屈原；进入80年代以来，东欧波兰兴起“中华文化热”；日本企业界则推崇《三国演义》，甚至将之当作企业家必修课或教科书……这些事情表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正日益为世界人民所注目。
遗憾的是，正当越来越多妁邻邦异域对咱们华夏文化日渐推崇之际，咱们的某些国民却对自己民族构灿烂文化发生了可悲的“信任危机”：“五千年过去了，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黄土地，长城，黄河，早已成为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品”；“黄色文化已经衰落，蔚蓝色的文明之曙光已经升起……”这与大西洋彼岸的奥地利相比，不是显得有点“昏”了吗？
华夏轩辕氏子孙们，学一学奥地利人吧！人，焉可没万或失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乎？
（原载于1989年8月25日《海南日报》）
重提“忆苦思甜”
如今每提及“忆苦思甜”，总必有人发笑，盖因此语曾经成了那荒唐岁月的“特征”之一。那岁月，天天围着吃“忆苦餐”，然后去“与人斗其乐无穷”，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滑稽和误会。
然而，真正荒唐可笑的并不是“忆苦思甜”本身而是那场人为的灾难，就象原本是一部好经却给歪嘴和尚念“歪”了一样。
“苦”与“甜”，乃人类生活中两种截然相反的经历和“滋味”。譬如“下地狱”谓之“苦”，“上天堂”谓之“甜”；饥寒交加，兵祸连年谓之“苦”，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谓之“甜”。知“苦”而必盼“甜”。一“苦”一“甜”置于一起，对比就会鲜明，反差就会强烈。譬如“忆”一“忆”中华民族的漫漫长夜尤其是1840年后的屈辱的“苦”，“思”一“思”今天国泰民安，昌盛强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甜”，“忆”一“忆”当年被人称为“东亚病夫”之苦，“思”一“思”今天能夺世界金牌，举办大型国际运动会的“甜”，便会热血沸腾，迸发出强烈的情感和信念——爱我中华，这样的“忆苦思甜”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忆苦思甜”不仅是一种有意识的积极比较，更是一种有效的“正面激励”。在日本广岛，有一尊为纪念被原子弹所毁灭的城市和千万无辜的人而建的纪念碑。每当人们目睹它，便会“忆”起当年那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悲剧，“思”今天人类和平与繁荣、安居乐业之“甜”，从而激发起人们热爱生活，维护世界和平，开拓美好的未来的热情和信念。
我们的古人是很懂得“忆苦思甜”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载有李存审“以镞戒子”之事。存审出于寒微，常诫诸子曰：“尔父少提一剑去乡里，40年间，位及将相，其间出万死获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镞者凡百余。”因授以所出镞，命藏之，曰：“尔曹生于膏梁，当知尔父起家如此也。”这便是典型的“忆苦思甜”。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常将“微时耕具”之类陈列于后宫供子孙参观；明太祖朱元璋不但命人画出当年浴血奋战之场面以教育儿孙，还令其“经历田野，以知道之险易，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在这里，“忆苦思甜”不正是一种对晚辈进行道德修养教育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形式吗？
因此，应该提倡多一点正确的“忆苦思甜”。多“忆”往昔国家落后政府腐败屈辱挨打百姓水深火热的“苦”，多“思”今天国家日益强盛人民安居乐业之“甜”，多“忆”过去的“人祸”之苦，多“思”今天改革开放之“甜”，不断在这“忆”和“思”中焕发豪情激发力量去开创更“甜”的生活！
当然，鄙人不是“文革派”，也并不主张人们都回到天天吃“忆苦餐”的岁月中去，我只是说，这种作为人类良好的思想教育方式和传统的有益于人们修德进业的“忆苦思甜”，是永远也不能丢掉的。
（原载于1990年11月18日《海南日报》）
我们不是帝王将相
开卷有益。那天随便翻翻，《军事史林》的一则写彭德怀同志的回忆录深深地吸引了我。
那段回忆，说的是50年代初彭老总工作生活的事。一天，彭总到大连地区视察，地方负责同志出于对彭老总的敬意，为他准备了酒菜。彭老总一看，吓，30多个菜，摆满了一大圆桌。他当时就火啦，将那位负责同志批评了一顿。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穷啊！经济建设需要资金，人民生活还有很多困难，有的老百姓连肚皮都填不饱。我们不是帝王将相，是人民共和国军队的领导人，就这么吃法，无法向人民交待，要苦一点，紧一点过日子，要上下一起吃苦，领导带头吃苦！”
掩卷细忖，彭老总这番话实在是感人肺腑，振聋发聩。是的，打从党成立那天起，党的干部就为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天下大同”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不借献出鲜血和生命。共和国诞生后，作为执政党的绝大多数干部仍然“以天下为己任”，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艰苦奋斗，带领百姓建设美好的新生活，彭老总的这句话，算是道出了共产党的“党性”，道出了人民公仆与帝王将相的根本区别。
尽管党严格要求自己的每一成员不做帝王将相，要做人民公仆，但确实总有那么极少数党的干部在当“帝王将相”或正在做“帝王将相梦”。解放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却贪赃枉法，要过一过“将相生活”；后来成了“江女皇”部将的黄永胜，建国初期为广州军区司令员，南大门的设防，地形什么的说不上来，可那“人字呢咔叽”制服却穿得挺挺刮刮。这可惹恼了彭老总，当面给他轰了一阵：“人民群众的温饱还没有解决，你的吃喝穿戴可是上去了！”在彭老总看来，黄永胜已初具了“将相”之气派，再“发展”下去，那可不得了。
“帝王将相”，自古以来就是权力高贵、富足、豪华的象征，是一座座诱人的“金字塔”。不过帝王将相的事业虽然迷人，但其结局往往不那么美妙。秦二世做了几天皇帝？呼啦啦一阵民变天下大乱，最后亡了国。还有古罗马帝国号称千年强盛，可“大限”到来，土崩瓦解，帝王将相们一个个在劫难逃。即令是不少“少亦贱”、“揭竿而起”原本是生气勃勃的英雄豪杰，当了帝王将相后，其结局也很令人悲怆。个中的道理，恐怕在于孟子的那么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可是一条很适合于帝王将相的历史经验。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每一执政党党员，人民共和国的“公仆”，只有永远警钟长鸣，不做“帝王将相”，励精图治，“紧一点过日子”，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艰苦奋斗，才能永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保证我们事业的长足发展，兴旺发达。彭老总这句话永远值得我们共产党员人民公仆“吾日三省吾身”。
（原载于1991年6月2日《兴安日报》）
方志敏名言发徽
方志敏烈士，是我小时候最崇拜的人民英雄之一。方公那可歌可泣的业绩，从容就义的壮举曾使我心灵激荡，热泪盈眶。他那篇名作《可爱的中国》，鼓舞着多少炎黄子孙的心，他那句足以写照他崇高品德的名言：“居高位而一贫如洗，理万财而分文不沾”，几十年来一直鞭策着有血性的人们。
今天，时代向前发展了，我不觉对方公的“居高位而一贫如洗”一语，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困惑。在战争年代，要求人们“一贫如洗”，是当时现实环境所迫而不得已的。在今天，如仍要将之“发扬光大”，就未免差矣。如今改革盛世，政通人和，人民百姓安居乐业，正在摆脱贫困而奔“小康”。今之“居高位”者，也是人民中的一员，在带领人民奔向四化的过程中，也应该得到同人民群众一样的票子、房子和彩电，大可不必搞低人一等的“一贫如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然而，对方公的后一句话：“理万财而分文不沾”，我仍崇拜至深，而且，窃以为它至今还应是我们的“公仆”们的座右铭。今天名字后面带有个“长”字者，果能做到“分文不沾”，不利用“理万财”的天赐良“权”去得“好处”捞“油水”什么的，不正是“为政清廉”之写照么？不正是共和国百姓们的洪福之所在么？倘若咱们的居“高位”、“中位”、“低位”的“父母官”们都能照方公的这句话去做，那咱们的共和国必是“鲲鹏展翅九万里，四化大厦早成！”
真理和名言，往往有其时限性。方公这一名言，便是一例：前一句已是过时，而后一句则光辉犹在，熠熠照人。遗憾的是，今天有的人偏偏将方公这一名言“一塌刮子”忘掉了。也有人甚至将之“改造”，“更新”。方公说：“居高位而一贫如洗”，他则说“居高位须先天下而富”；方公说“理万财而分文不沾”，他则说“理万财能沾就沾”。倘若九泉之下的方公有知，那真的要“拊膺浩叹”“满揾英雄泪”了。
但愿“居高位”和“理万财”者们能不忘先烈言行。这不仅是奋斗毕生，于九泉之下尚未瞑目的无数“方志敏”们的殷殷之嘱，更是咱们的百姓父老们的切切之望。
（原载子1989年3月26日《南方日报》）
山不在高
那天逛北京王府井大街，不禁在北京百货大楼前的一尊约莫2米多高的暗铜色半身雕像前肃然驻足，凝神沉思。
这是张秉贵的雕像，由北京市总工会等几个单位于1988年联合兴建的。前来瞻仰的中外游客纷纷向雕像投去崇敬的目光。雕像前有几个花篮，几束鲜花，还有数也不尽的摄影留念者。
“张秉贵”这个名字，对北京人来说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了。他30多年如一日，以“一团火精神”为顾客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秉贵不但服务态度好，其服务本领亦堪称一绝。一斤糖果多少颗，他能一抓就准，与天平不差毫厘，令人叹为观止。难怪他活着时，每逢他上班，其柜台前总是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争着来买东西，以便目睹这位劳模工作时的风采。常吃“张秉贵卖的糖果”的人们提起张秉贵，崇敬和怀念油然而生。
为一位普通的站柜台的售货员建造雕像，显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事物。昔日的帝王陵贵妃墓，今天的工人雕像，给人们以强烈“世纪差”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