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臣于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奉上谕‘曾国藩已有旨署理两江总督，自应统带各军，兼程前进，等因。钦此。臣虽尚未接准部文，将钦奉谕旨，恭录行知。闻命之下，谨已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伏念臣从戎七载，未展一筹。既无横草之功，兼有采薪之患。乃蒙龙光曲被，虎节遥颁。膺九陛之殊恩。界两江之重寄。鸿慈逾格，感悚难名。查江督统辖三省，兼理盐政、河漕、江防诸务。地大物众，任重事繁。在平时已才力之难胜，况目下实艰危之尤甚。建业之沦为异域，苏常又失于崇朝。臣忝任兼圻，仍司九伐，只自惭其绵薄，讵有济于涓埃。惟国家多事之秋，岂臣子怀安之日！计惟有殚心奉职，啮指誓师，揽辔而志澄清，尽收疆土，下车而问疾苦，速拯疮痍，庶几仰答髙厚生成于万一。除另摺陈报一切军情外，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专摺附驿，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然而，从当时的形势看，何桂清被拿问后，两江总督并非非曾国藩莫属，至少像湖北巡抚胡林翼，还有薛焕等人，都是候选的对象。曾国藩之能署两江总督，完全是肃顺推荐的缘故。咸丰帝原是准备让胡林翼署此任的，但他在向肃顺咨询时，肃顺推荐了曾国藩。肃顺还有意把此事写信告诉胡林翼，并让曾国藩同阅，目的无非是为了结纳这两个汉人中的佼佼者，为他日后所用。曾国藩得知肃顺在咸丰帝面前极力保奏自己为两江总督时，心中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他想应该对肃顺有所表示。
他要给肃顺写一封极机密的信，派人专程送到北京去。曾国藩抽出一张纸来，又慢慢地摩着墨。猛然，他记起了肃顺要胡林翼将信给他看的话，心中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肃顺要将这种绝密的事告诉胡林翼和自己呢？按理，他不应该泄露出来。“肃顺要讨好！”曾国藩心里说，他开始冷静了。对于这个圣眷甚隆的协揆，曾国藩是清楚的。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聰者；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原来与恭王关系较好，后来仗着皇上的宠幸，连恭王也不放在眼里了。今日的肃顺，不就是历史上的权臣吗？恭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与他们相比，肃顺势孤力单。皇上虽说年轻，但据说有痨病，万一有不幸，肃顺岂是恭王的对手！他这样明目张胆地拉拢自己，安抚胡林翼，是不是心怀叵测？想到这里，曾国藩心中冒出一丝恐<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样的大事，还是以谨慎为好。曾国藩停止磨墨，将纸收到抽屉里。他决定不给肃顺写感谢信，今后即使真的上谕来了，也只能按规矩办事，给皇上上谢恩折，不能与肃顺有私下的联系。
在给不给肃顺写信的问題上，确实表现了曾国藩的官场经验。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只要皇帝去世，就意味着天下政局将有新的变化，而各级官僚是否能保住原有的官位，就很难说。当时咸丰帝身体不好，他早有耳闻，所以他不得不为将来打算。而曾国藩在祺祥政变，肃顺被砍头之后，之所以没有受到牵连，也是得益于此。
但是，不向肃顺写感恩信，并不代表他不感激肃顺，如他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四给曾国荃的信中即说：“沅弟信中决气机之已转，世运之将亨，余意亦觉如此。盖观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特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遐迩观瞻，深以为俱。”事实上，曾国藩写此信完全是因为当时信息闭塞。咸丰帝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死后，因同治帝才六岁，肃顺等八大臣为顾命大臣。然而，此八大臣与慈禧太后却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因为慈樁太后并不甘于寂寞，她有直接参政的野心。这样，在这年的九月，慈樁即勾结恭王发动政变，杀了肃顺。而对此消息，曾国藩直到十一月十四日才得到一些消息，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又抄示奏片一件，不知何人所奏。中有云，载垣等明止典刑，人心欣悦云云。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朝廷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这位位髙权重的两江总督竟然事隔一个多月，才知一点消息，此事令他惊恐不已。这天晚上，他翩来覆去睡不着。
到了十七日，他看到了阎丹初给李申夫的信中，有“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的话，进一步证实了肃顺已倒的消息，至此，他为自己先前的英明之举而感动髙兴，“无论狂风骤雨，我自岿然不动”，政治总是交织着刀与枪、血与火呀！哪里会有什么对错之分呢？他也没有权力去管这些他不敢管又不能管的事，但为了表明自己对新领导层的衷心拥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上：“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真可算是髙明之至了。
心得
无论狂风驟雨，我自岿然不动。
教诲手足
【原典】
诸位老弟足下：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发家信。
四弟之信三页，语语平实。责我待人不恕，甚为切当。谓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云云。此数语，兄读之不觉汗下。
我去年曾与九弟闲谈，云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弟。何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使族党口中有贤愚之分，则必其平日有讨好的意思，暗用机计，使自己得好名声，而使其兄弟得坏名声，必其后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刘大爷、刘三爷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视如仇雠。因刘三爷得好名声于父母族党之间，而刘大爷得坏名声故也。今四弟之所责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读之汗下。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则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
至于家塾读书之说，我亦知其甚难，曾与九弟面谈及数十次矣。但四弟前次来书，言欲找馆出外教书。兄意教馆之荒功误事，较之家塾为尤甚。与其出而教馆，不如静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师益友，则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惟汪觉庵师、欧阳沧俱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者。然衡阳风俗，只有冬学要紧，自五月以后，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从觉庵师游，则千万听兄嘱咐，但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也。
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觉庵师处受业。其束脩，今年谨具钱十挂。兄于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家中。非不欲从丰，实不能耳。兄所最虑者，同学之人无志嬉游，端节以后放散不事事，恐弟与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四弟与季弟今年从觉庵师，若地方相安，则明年仍可从游；若一年换一处，是即无恒者，见异思迁也，欲求长进难矣。
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
六弟之信，乃一篇绝妙古文。排界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轻谈。近得何子贞意见极相合，偶谈一二句，两人相视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笔。往时见弟文，亦无大奇特者。今观此信，然后知吾弟真不羁才也。欢喜无极，欢喜无极！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为者，吾弟皆可为之矣。
信中言兄与诸君子讲学，恐其渐成朋党。所见甚是。然弟尽可放心。兄最怕标榜，长存黯然尚洞之意，断不致有所谓门户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虚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当视为良友药石之言。
信中又有荒芜已久，甚无纪律二语。此甚不是。臣子与君亲，但当称扬善美，不可道及过错；但当谕亲于道，不可疵议细节。兄从前常犯此大恶，但尚最腹诽，未曾形之笔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与阳牧云并九弟言及之，以后愿与诸弟痛惩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父亲前磕头，并代我磕头请罪。
信中又言弟之牢骚，非小人之热衷，乃志士之惜阴。读至此，不胜惘然，恨不得生两翅忽飞到家，将老弟劝慰一番，纵谈数日乃快。然向使诸弟已入学，则谣言必谓学院做情。众口铄金，何从辩起！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科名迟早，实有前定，虽惜阴念切，正不必以虚名萦怀耳。
来信言看《礼记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无所得，今已尽弃，不敢复阅，现读《朱子纲目》，日十余页云云。说到此处，兄不胜悔恨。恨早岁不曾用功，如今虽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导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误难矣。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诸益友相质证，于读书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数端：
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
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六弟谨记之。
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若夫为科名之学，则要读四书文，读试帖、律賦，头绪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质较低，必须为科名之学。六弟既有大志，虽不科名可也，但当守一耐字诀耳。观来信言读《礼记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
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复有志于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愿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诸弟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无忽无忽。
来信又驳我前书，谓必须博雅有才，而后可明理有用。所见极是。兄前书之意，盖以躬行为重，即子夏“贤贤易色”章之意。以为博雅者不足贵，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论过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为不博雅多闻，安能明理有用？立论极精，但弟须力行之，不可徒与兄辩驳见长耳。
来信又言四弟与季弟从游觉庵师，六弟、九弟仍来京中，或肄业城南云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雁之求曹也。自九弟辛丑秋思归，兄百计挽留，九弟当能言之。及至去秋决计南归，兄实无可如何，只得听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复来，则一岁之内忽去忽来，不特堂上诸大人不肯，即旁观亦且笑我兄弟轻举妄动。且两弟同来，途费须得八十金，此时实难措办。弟云能自为计，则兄窃不信。曹西垣去冬已到京，郭云仙明年始启程，目下亦无好伴。惟城南肄业之说，则甚为得计。兄于二月间准付银二十两至金竺虔家，以为六弟、九弟省城读书之用。竺虔于二月起身南旋，其银四月初可到。
弟接到此信，立即下省肄业。省城中兄相好的如郭云仙、凌笛舟、孙芝房，皆在别处坐书院。贺蔗农、俞岱青、陈尧农、陈庆軍诸先生皆官场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惟闻有丁君者（名叙忠，号秩臣，长沙廪生），学问切实，践履笃诚。兄虽未曾见面，而稔知其可师，凡与我相好者，皆极力称道丁君。两弟到省，先到城南住斋，立即去拜丁君（托陈季牧为介绍），执贽受业。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即以丁君为师，此外择友则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不善不吾恶，吾强与之拒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来信以进京为上策，以肄业城南为决策。兄非不欲从上策，因九弟去来太速，不好写信禀堂上。不特九弟形迹矛盾，即我禀堂上亦必自相矛盾也。又目下实难办途费。六弟言能自为计，亦未历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得一差，则两弟今冬与朱啸山同来甚好。目前且从次策。如六弟不以为然，则再写信来商议可也。此答六弟信之大略也。
九弟之信，写家事详细，惜说话太短。兄则每每太长，以后截长补短为妙。尧阶若有大亊，诸弟随去一人帮他几天。牧云接我长信，何以全无回信？毋乃嫌我话本直乎？扶乩之事，全不足信。九弟总须立志读书，不必想及此等事。季弟一切皆須呀诸兄话。此次折弁走甚急，不暇抄日记本。余容后告。
冯树堂闻弟将到省城，写一荐条，荐两朋友。弟留心访之可也。
正月十七日
【点击】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既然是人，就会有缺患，有错谈，而亲人之间应当坦诚、忍让，互相关怀帮助，尤其真诚善良地指出彼此的过错、不足，这样才能使大家共同进步，家业兴旺。
【镍述】
同胞兄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关系，这种关系虽不像朋友之间那样可以自主选择，似乎是“天命”使然，但也正因为这一点而不可多得。尤其由于身体内流淌着同一父母的血液，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关感。因此，同胞之间在最低水平上应该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较髙水平上，则应当结成一体，患难与共，互赖互助。
在人情淡薄、注重实利的今天，兄弟之间往往很难相处，更难以合作，而曾国藩兄弟数人，却为相互援助而一齐走上了战场，成为在事业上患难相助的同志，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曾国藩，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之间，总是在百忙中给诸弟写信，谆谆教导他们做人，频繁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