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專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則，一理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賊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長神祇：李自成至曲丰，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蓊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凍凜，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奉天子之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俄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有人陷賊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藉。在普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蒇，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
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成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曾国藩这篇檄文，共有四段。
第一段暴露洪杨的“残忍残酷”，贻祸人民；
第二段揭发他们背弃名教，毁灭人伦；
第三段指责他们侮慢神衹，污蔑圣贤忠义之士，野蛮无理，假借异端邪说，摧毁固有文化；
第四段劝人作“顺逆”之辨，一致奋起保国救家。
军队鼓动工作，最主要的是心战，振奋士气，靠心战；瓦解敌人，靠心战；争取民心，靠心战。曾国藩便是一个心战圣手，湘军的宣传品在当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力。太平军以上帝教相号召，曾国藩乃搬出孔子、孟子、关帝、岳飞、城隍土地、和尚道士，一切的中国神来抵抗这一外来的西洋神。因为上帝教要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国藩乃搬出这些神以与之抗争。尤其孔子、孟子、关帝、岳飞，对于中国读书人和农民，影响力极大。
因此，这一篇《讨粤贼檄》，收功至大，其重要性实较爱民歌犹有过之。曾国藩读通经史百家之书，常将《讨粤贼檄》，向将领详加剖析，必令背诵讲解而后已。因此湘军将领，无形中也做了一个宣传员。
这是一篇很有力量的宣传文字，凡是邻近湖南的各省州县，无不首先奉到，一致传诵。湖南的读书人，首先脱掉长衫，率领许多黑脚杆的农夫，都跑到湘军旗帜之下，从事抵抗太平天国运动。
所以有人说曾国藩这一纸檄文，可抵得十万雄兵。
事实上正是如此，这篇榭文就是吹响太平天国丧音的号角，洪秀全等人所依赖的“宗教根基”被曾国藩翻了个底朝天，从气势上看，“洪杨”就输了，以后太平天国的惨败也是不言而喻了。
瘺鴒心獬
以爱民为行军第一要义，庶为仁义之师。
【原典】
澄侯、季洪两弟左右：
八月十九曾象五来营，二十一日蒋得胜来，接两弟初一、二、三等日之信，俱悉家中四宅平安，不胜忻慰。
余于八月初八日至河口，本拟即日人闽，由铅山进捣崇安，十二日已拜折矣，其折稿寄吉安转寄至家。因闽賊出窜江西，连破泸溪、金溪、安仁三县，不得已派张凯章回剿。十八日抵安仁。十九日大战获胜，克复县城，杀贼约四千余，追至万年、乐平等县，尚未收队。待张军归来，余即率以人闽也。
刘星槎尚未到营。以后家信不可交投效之人带来，渠或中途率计忽归，或投别处军营；即果到，亦迟而又迟。莫如交省城左季髙处最为便捷。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虽多花几个钱，多请几个工，但用在此四事上总是无妨。澄弟在家教科一、厚七、旺十习字极好，不特学生有益，亦可教学相长。弟近年书法远逊于昔，在家无事，每日可仍临帖一百字，将浮躁处大加收敛。心以收敛而细，气以收敛而静。于字也有益，于身于家皆有益。明年请师，仍请邓寅皆先生，人品，学问，皆为吾邑第一流人。若在我家教得十年，则子侄皆有成矣。葛睪山先生前言愿来余营，不知其计已决否？若不果来，可仍请之教科四、科六。若渠决来军，则科四、六亦可请邓先生教之。
左头横屋配房二间甚好，但嫌其不甚光亮，又嫌由阶基至帐房（即韩升等住房）须由地坪绕人耳。思云馆之外、染坊架子之下尚需添种王瓜竹，夏月思云馆中可生凉风。牛路之内须筑墙一道。田塘上田一丘，秋冬可作菜园。此皆余在家时与澄弟熟商者，望即行之。
季弟远隔紫甸，余总不放心。汤家屋场之业及各处田业，余皆不愿受。若季弟能在近处居住，或在老屋之上新屋之下中间择买一屋，与季弟安居，我则愿寄钱文至家办成此事。否则，余守旧规不敢少改也。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车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娇惯则难改，不可不慎。顺问近好。
兄国藩手草八月二十二日弋阳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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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谓仁”。仁爱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那为一种对他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一方面出于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出于阶级关系，并由此推广到各个阶层的人。
【综述】
曾国藩最初出山办团练，是以丁忧侍郎的身份来“人局”的。丁忧是为他母亲守丧，按儒家的礼制，无论官做多大，必须尽孝道，为父母守丧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朝廷要开去官缺，但仍享有原官品级的待遇，服丧期满，再到中央重新任职。也就是说，曾国藩有的是二品侍郎的虚衔，他这个“官”是虚职。同时，他又有“在籍”的身份，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于原籍，曾国藩在家乡守丧，因而又有了乡绅的身份。但他这个乡绅的身份也是虚的，因为他一旦服丧期满，又要离开湖南重返官场。而那些退休的官员才是真正的乡绅。就此而言，曾国藩的“亦官亦绅”都是虚衔，这就是他经常谈起“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原因。
曾国藩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常说自己是“非官非绅，办事不灵”，而刘蓉却说：“我看这句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亦官亦绅，办事必成。侍郎公曾经有为官的身份，在朝廷上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而侍郎公如此体贴民情，与我们这些书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当官的人所能做到的。现在这支上万人的队伍，主要还得靠侍郎公。”
曾国藩听了这话，并不表态。他作为湘军统帅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也不用推辞。倒是刘蓉说他“亦官亦绅”，好像让他感悟到自己的身份也有其特定的优势，他今后应该想方设法发挥这种优势。
首先，第一个“有利”条件是“非官非绅”的身份使曾国藩没有封大吏肩负的守土之责，从而“逃避”许多罪责。在太平天国发展前期，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江南几乎不为淸廷所有。而丢弃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抚胳秉璋等人都受到革职查办的惩处，甚至有不少钦差大臣为此受到斩首的严惩。曾国藩出山之初，因为无实权，因此叹息“办事艰难”，但他也因为“在籍侍郎”这块挡箭牌使自己免受清廷的惩处。等到太平天国势衰，曾国藩手中又有实权，也就不再慨叹“非官非绅”的身份之苦了。
其次，曾国藩以“官”的身份，打通官场，以博得当地官员的好感及支持。为此，他跟比自己小二级的衡州知府以“兄”相称。衡州知府陆传应在曾国藩到来之前已有巡抚的札文，照例开城相迎。知府官位仅是从四品，比曾国藩的二品大员低了二级，但曾国藩并不以高压下，照样以“兄”相称，给陆知府的印象颇佳。
经由陆传应的首肯，团练大臣的“署衙’’很快有了着落，决定暂设于小西门演武场，这个演武场位于衡州西门外的蒸水滨，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开辟，场面很大，有现成的阅兵台和“行署”，实际上是一处？大祠堂。曾国藩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练武场。觉得事情办得比在长沙时顺？利多了。 ？
后来，曾国藩还利用他的名声、出身与人品賦予他的类似“绅”的身份，广招英才贤士，并通过各种方式结交地方乡绅，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军饷”问题，终于练成一支“忠诚”、“血性”之师。也一雪在长沙“非官非绅，办事不灵”之耻。
话用礼法
【原典】
玩弟左右：
十一二日连接初六、初九等日信，俱悉一切。
南坡翁至弟处，吾意必盘桓终旬，何以仅住一日即行，岂议论偶有不合邪？吾十二日奏留南翁一片，措词极为平淡，不知何以上干谴责？南翁声名之坏，在浙江夷务、吉安军务之时，其在江苏州县并无所谓狼藉，而近日亦无所谓贪横。人言可畏，动彻天听。乃不发于寄云保三品卿之时，而发于余奏留之时，颇不可解。古诗云“美服患人指，髙明逼神怒”，吾兄弟皆处高明之地，此后惟倍增敬慎而已。
湖熟、岔镇处处得手，高淳、东坝次第克复，广德亦有投诚之信，事机甚为顺利。而各省将帅似存意见，此中消息，恐终无灭贼之期。
皖岸盐务，即照弟所拟札刘履祥专办。惟每年四十三万二千串——十八万两，必须销七万余引，殊无把握。
弟两次信称解到银钱感激涕零，措辞大为失当。万庆来此，所送之礼过厚。兄弟中无璧还之理，以后望弟莫多送，宜崇俭也。顺问近好。
兄国藩手草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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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礼法跃可达到目的，又可不易被人察觉，此谓“一举两得”。人生境界越大越好，河以委蛇故能远。要成功，必当学会迂回。人生许多峰；珞转的佳境都在此中产生。“哪里跌倒哪里爬起”用得不当，則会成为愚蠢的固执。
【综述】
大概没有见到世上真有一个只“伸”不“屈”的汉子，只是他向谁“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屈”的问题，用得妥帖，便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汉子。曾国藩则是为军饷而“屈”，或者说是乞讨。
咸丰四年八月（1854年10月），湘军侥幸攻克武昌，占领武汉三镇。曾国以为该是喘口气的时候了，他上奏咸丰，要求巩固湖北，以图东进。其中理由之一，好好解决一下湘军的供给，待到兵精粮足之时，再东下长沙，好与太平军打几仗。但是，咸丰不管这一套，逼令他立即东进。当时新占武汉，正是得胜之师，在武汉总算凑备了“东征”的军饷，接着取得田家镇大捷。咸丰再令他继续东进，攻九江，取南京。
田家镇一战，虽然取得不小的胜利，但湘军损失很大。曾国藩要为战死的官兵发恤银、为有功的官兵发赏银，加上战争消耗，从武汉带来的银子花得净光，马上又要“东征”，军饷就成了大问题。他向咸丰帝请求发偏，咸丰下旨说让陕西巡抚王庆云解银十四万两，江西巡抚陈启迈解银八万两。然而，曾国藩等了许久也不见银子汇到，甚至连个回音都没有。
湖南的厘金尚未办妥，江西战场便发生所料不及的大战。九江攻不下来。湖口打了大败仗，江外水师全部瓦解，湘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随后，太平军攻占了江西大部分地区，曾国藩遇到了太大的困难！水师要重建，陆师要大幅度调整，还要随时准备与石达开打大仗。曾国藩最发愁的还是军饷，还是银子！他没有办法解决，只得向江西巡抚陈启迈伸手要，尽管前次碰了壁，但曾国藩认为，前次是在湖北，这次是在江西，完全是为江西的失地与太平军作战，谅他陈启迈不会置之不理。可曾国藩想错了，陈启迈不仅分文不给，还大造其谣。他在江西官员中散布：“曾国藩的湘军打仗发了財，湘乡、平江、新宁肥得流油，只要家里出个湘勇，全家都不要做事，银子花不完。湘乡的田地被买光，都买到外省外县去了，皇帝的银子运到了曾国藩家，皇帝都没钱了，我们哪得钱给他。”曾国藩听了这些语言十分气恼。
正在曾国藩又气又急之时，江西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向他建议，在江西筹银有办法：一是劝捐，目前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黄大人在籍守制，盛赞湘军和曾大人您的行为，他若出面劝捐，一定奏效。自己也可以去好友之处，以大人之德向同乡、同窗们募捐。再是可以在江西就地设厘局，抽厘助饷。
劝捐就是通过游说求人募捐作为军饷。曾国藩赞成彭寿颐的想法，募捐之事立即去办。抽厘之事容再商量。
经过活动，果然先得了一笔银子。黄赞汤出面大力张罗，在乡绅之中很快募得白银十万两，彭寿颐竟也募来三万两，这真是雪中送炭。
设厘局之事，经过商童也搞了起来。曾国藩让彭寿颐负责，在南康设总局，在各县设了十几个关卡，出手便抽得数千厘金，曾国藩甚是高兴，以为这下子军饷有指望了。
然而好景不长，曾国藩设厘局用了彭寿颐，彭颐是江西地方人，江西巡抚陈启迈以为这是越权用人，江西地面不归曾国藩管辖，他有何权在这里设厘局抽厘金？于是，陈启迈煽动地方官，与曾国藩对抗。不久，湘军的厘局在抽厘时，査到了地方官走私鸦片，厘局扣了地方官的走私船，地方官又向陈启迈告状，双方便闹了起来。可陈启迈不问曲直，指令地方官封了曾国藩的厘局，还把彭寿頤捆绑人狱。事情闹得非要曾国藩出面不可了，曾国藩率刘蓉等幕僚，到出事地点调査，査出了地方官私卖鸦片的确证。在忍无可忍之下，向咸丰上奏参了自己的同乡陈启迈。参奏的内容也是他调査来的，如陈启迈曾为己革总兵赵如春冒功请赏，曾为奉旨正法的守备吴锡光虚报过战功。这两条是地方官常干的事。地方大吏，明明打了敗仗可以说打了胜仗，逃将可以说成功臣。只要不出大漏子，即使皇帝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曾国藩还告陈启迈并不认真安排战守，丢了江西的八府五十四州县；又告他阻挠破坏湘军作战，捆绑逮捕办团有功举人彭寿颐，纵容地方官私运鸦片。
曾国藩的奏折上达后，其中丢了江西大部分土地给太平军一节打动了咸丰帝，他本来就恼恨太平军在江西搅得心神不安，怪罪陈启迈没有守住江西。因而准了曾国藩的弹劾，一下子把陈启迈罢了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