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了自保，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不得不委屈曾国荃解甲归田，曾国荃受到严重打击，因为昔日的同僚纷纷升官，成为封疆大吏，自己却不得不回家。
曾国荃虽然对兄长的做法感到不解和愤慨，可到以后他明白了兄长的良苦用心，要不是他兄长的苦心安排，曾国荃有可能早“身首异处”了。
心獬
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
国难己难
【原典】
字谕纪泽儿：
连日接尔数禀，俱悉。
余自二十一日重发眩晕，二十四日以后泄泻不止，二十六日呕吐。适值崇公在座。渠遂以督臣病重请另派重臣人告。奉旨外派丁雨生、内派毛煦初来津会办，并派李少荃带兵人直。又因伯王之奏，调蒙古马队三千、东三省马队二千备用。余令道府拿犯已获十一人，或可以平洋人之气。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
余之病目为本，眩晕次之，呕泻又次之。日内困惫不堪，又加时事熬煎，郁闷不可耐。然细心默验，惟目病无可挽回，余似尚非不治之症，家中暂可放心，特目光亦终难支久耳。省中有询近状者，可详告之。酷热难于作字，不多及。
涤生手示六月二十九日
【点击】
西方的中国通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和日本都是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遭遇西方列强侵略的，但由于日本大约只用了几年时间就认识到了‘‘三千年未有的变局”，而中国却用了二十余年。因此到甲午中日战争时，日本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综述】
实际上，从魏源、龚自珍开始，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世界大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再不能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了。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也是较早的事。
近代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他们所居的内部环境，他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完全变了，因此，不能一讲“和”就是“卖国”。所谓“处世大法”，当然包括如何与外国人相处。如何与外国人、比中国强大得多的外国人打交道。
晚淸江山确实摇摇欲坠了。连中国内部的问题也需要借助外国人来解决。1860年10月，恭亲王奕沂正式向咸丰帝提出“借兵助剿”，即联合“洋兵”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帝将奕沂的奏折发交两江总督等密商。
在曾国藩看来，中华之难，应中华当之。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依然历历在目，它促使曾国藩等人对肆无忌惮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者怀有极大的戒备心理。他们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解决困境的办法在于徐图自强，最好的办法应是借助先进技术来尽快镇压农民起义，抵御外侮，“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而不是“借兵助剿”，引狼人室。对于奕沂等人所提出的助剿问题，曾国藩出于为宦不得罪巨室的处世观，不好断然反对。同时，也因为安庆大战正酣，湘军主力全部倾注于此，他无力抽兵挥师东向。但在奏折中他也委婉表示了“借兵助剿”的不可取。他反复强调的是中国“足以自立”，并指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曾国藩的意见，刺痛了咸丰皇帝的隐忧。有鉴于此，奕沂也感觉，“借夷剿贼，流弊滋多，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借兵助剿”之论遂被暂时搁置。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其精锐十万余人，分五路水陆齐进，向上海发起进攻，手足无措的上海官绅一方面去安庆向曾国藩乞师，另一方面则再次向朝廷提出“借兵助剿”。
此时，曾国藩正全力举兵去实现克复金陵的计划。对于上海官绅的求援和朝廷一日四次严涂救援，他感到进退两难。攻克安庆以后，曾国藩所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攻坚战，兵力不足，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虽决定由李鸿章组建淮军东援，但仍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方能成军，这不能解上海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以慈禧太后、奕沂为首的统治集团，已有明显倾向，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住京的英、法使节进行磋商，并告之江苏巡抚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賊有俾，朕必不为遥制”。上海官绅更是急不可待，在没有得到朝廷批准之前，便已付诸行动，成立了中外会防局，并草拟了《筹论借师助剿章程》八条，中心是会同英法联军助守上海，并将助剿苏州等地。对于这种先声夺人的作法，凭曾国藩之力是无法阻挡的，但他对于各西方国家的戒备心理，并没有减弱。为此，他只好争取退而求其次方针，同意已确定的“借兵助剿”的决定，但提出应只限于通商口岸不得深入内地，“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臣之愚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对于西方列强同意“借兵”他主张应采取慎重态度，尽可能地去笼络，以借用其坚船利炮，且不能听之任之，留下遗患。为表明心迹，以引起朝廷上下的高度重视，曾国藩一连三奏，并写信给恭亲王奕沂，在《筹论借洋兵剿贼折》中，他再次强调：臣当细思事中之曲折。既从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
为了促使朝廷能重视并采纳他的意见，他最后袓露其志，请朝廷放心，曾国藩不依靠助劚，也能收复江南。
中国之寇盖，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姑无论本年春夏连克二十余城，长江上下肃清三千余里，发逆无能久之理，吴、越有可复之机。即使事机未顺，賊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残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诒讥于后世。
曾国藩的这番苦心，朝廷也自然能理解，引起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猜忌与提防，便打消了借师收复苏、常的念头。此后的借兵助剿基本上限于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宁波二处。
曾国藩说，要制洋人，不该在取税的多少、礼节的恭谦或傲慢上着眼。内地民众处处取媚洋人而鄙视华人，借洋人而压华人，确实可恨、可恶！但远见之人还不宜在此着眼。我们的着眼处，还应比这更远一些。洋人进京，不伤毁宗庙社稷，眼下在上海、宁波等地，帮我们攻剿发匪，两处都对我们有恩德，我们中国不该忘掉大处而怨其小过失。要追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枪炮、学造轮船等为人手之处。只要把他们的长处让我们都有，和顺时报他们的恩德，有器具；相逆时要报怨，也有武器战具。如果我们没有可以凭恃的武器战具，那么曲是罪，直也是罪，怨他们是罪过，以德对他们也是罪过。
曾国藩的意思是讲“弱国无外交”，只有真正强大起来，外国人才不致欺侮中国。“中国之难，中华当之”，颇有令外国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味。难怪他死后，左宗棠评价他“谋国之忠”了。
由于曾国藩的地位，他的处世，不可能只限于常人之间及日常生活的小事，更会涉及到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曾国藩提出了在对外交涉中须“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总体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贏得时问，应当在“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他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竣，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这就说明，曾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中，就形成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极大妥协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积极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必须考虑“御侮”的问题。其基本设想是：“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非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永无一自强之日。”为了争得十年或二十年时间的和平环塊，在总结前段经验教训之后，他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賴守定和议，绝无改更，则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围绕着以遵守不平等条约为基本准绳而进行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这个中心，我们可以就曾国藩在处理对外交涉中一些具体事例作些分析考察。
关于“华洋会剿”的问題，曾国藩先是表示反对，继则认为条约所未规定开放的口岸不蘅外人相助收复，再则既已借助，就得以礼相待，不能再生枝节。
在用中国之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也表示了“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