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整饬吏治确实下了番苦心。二月初二日，他将官厅对联写好后不胜疲倦》说自己“用心太过也”。他还马不停蹄，巡访各州县。州县地方的条件自然比不上总督衙门，时常有臭虫、蚊子咬得他不能睡觉。我们由此可见曾国藩实行的可不是“形式主义”，这在当今仍有其瞥示作用，曾国藩也完全有资格称为“父母官”只有“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的人，才能“留名于后世而不朽”。
心得
养民是为了民，设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
澄清吏治
【原典】
宇谕纪泽儿：
十二月初六日接尔十一月二十一日排递之信，十八日接二十七日专勇之信，俱悉一切。
余自奉回两江本任之命，十七、初三日两次具疏坚辞，皆未谕允，训词肫挚，只得遵旨暂回徐州接受关防，令少荃得以迅赴前敌，以慰裒廑。兹将甸九H寄谕、二十一日奏稿抄寄家中一阅。余自揣精力日衰，不能多阅文牍，而意中所欲看之书又不肯全行割弃，是以决计不为疆吏、不居要任。两三月内，必再专疏恳辞。
军务极为觫手。二十一日有一军情片，二十二日有与沅叔信，兹抄去一阅。
朱金权利令智昏，不耐久坐，余在徐州已深知之。今年既请彭芳六照管书籍、款接人客，应将朱金权辞绝之，并请澄叔专信辞谢，乃有凭据。
余近做书箱，大小如何廉舫八箱之式。前后用横板三块，如吾乡仓门板之式。四方上下皆有方木为柱为匡，顶底及两头用板装之。出门则以绳络之而可挑，在家则以架乘之而可累两箱三箱四箱不等。开前仓板则可作柜，并开后仓板则可过风。当作一小者送回，以为式样。吾县木作最好而贱，尔可照样做数十箱，每箱不过费钱数百文。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也。家中新居富填，一切须存此意，奠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
吾明年正月初赴徐，纪鸿随往。二月半后天暖令鸿儿坐炮船至扬州。
搭轮船至汉口，三月必可到家。郭婿读书何如？详写告我。此偵呈澄叔一阅。
涤生手示十二月二十三曰
【点击】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行得正，坐得直，这是为人最基本的原则。假若连这都做不到，拿什么去谈理想，抱负？因此，成大事，皆从小事做起，首要分清是非黑白。
【综述】
曾国藩虽然无力从整体上整治国家的吏治，但他在他职权范围内，对于吏治腐败采取了重拳打击，我们看一篇奏折：
“直隶风气的败坏，竟是各省所未听说过的。我到任以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头等大事。严明法纪，违者严惩。我自认自己不是铁腕人物，就在近期的江南之治也是很宽容的，但是如今在直隶却严厉起来。那些贪官污吏有的致信来保全自己，有的坦白所为希望得到宽恕，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我随时亲自查问，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之吏治得到整肃的成效。假使一年半载风气能够稍稍好转，也就不难达到民安世平的目的。我初任直隶，就认为这里如果不采取刚猛措施就不能惩除贪官，这也是应该预先说明的。”
为了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死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上面那道有关惩治贪官的折子，是在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十七日上奏的，而后两个月，曾国藩又上了这样的一折，参劾直隶劣等官吏：
“一个多月来，我所见的官员有很多，从他们那里所听到的还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从此风气能有所好转。现在我把所查罪极的十一人列单呈上，恭请圣上一看。虽说不十分确实，但是臣确实多方査问，不敢轻信旁人，不敢稍带个人成见。另外还有十几个未曾査明，等两三个月后，详细査清再据实上奏圣上。严重的仍罢官斥责，不能犯同一罪过而惩罚有所不同，案轻的令其改过自新，对他们应该重在劝诫而不在严惩，藩臬两司所开贤官与我调查相符的，我也分作两次让圣上一看。”
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绰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却，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竣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淸王朝。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也直书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韫师近日来圣上对他也有些冷淡了，如果更是事事多迁就，那么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对待属下改变不明事理的做法。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査寻，也只是革去那些特别差的人。”
曾国藩“挺”性十足，实施他的“峻法”。是为了大清的江山，国家的稳固，然而，他的这些做法还是属于人治的思想范畴，而中国的“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论述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就人为政治的主体而言，’政治不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吗？但如何培植了解政治原理的人，使他们能够运用实行呢？这可以说是政治的第一要义，所以中国古圣把政与教合为一体，不能说没有道理。曾国藩对于此点虽未曾加以说明，但要知这是一种建议的奏折，他所谓“转移之道”，“培养之方”，就带着政治教育的意味。
曾国藩认为，政治领袖要以身作则，转移天下的风气；要负责的长官奖惩兼施，培养天下的人才；而以“考察之法”贯彻之，使人人都有表现的机会，君不失臣，臣不失君，自然就可以纠正当时“退缩”、“琐屑”、“敷衍”“颟顸”毛病一归于公诚了。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吏治腐败这一真实现象，没有采取“回避”或“视而不见”以“明哲保身”，而是勇于面对并大力整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心得
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
育法必依
【原典】
沅、季弟左右：
十九日专弁二人至，接两弟来信、沅附寄润帅信、黄南坡兄信、季附寄汪大钟卷并名单，俱悉一切。汪生文果清健，乱后尚能不废学如此，信不愧大邦之风。另一片信所关甚大。方此军初至东流、众口交赞之时，雪琴即有信来，言其勇不可恃。沅弟平日曾言，造塔者须下一层好，其理至精。将来恐须全行遗散，另招二千人耳。
次青事，须渠来营一次，乃能定案。今天下虽已大乱，而法律不可全废。如普不重惩，即无以服江楚军民之心；重惩普而不薄惩青，即无以服徽人，亦无以服普之心。
澄弟之病，据来信已愈，旦言宜脤淸润之品，不宜补也。左、鲍十七八尚未开仗，润、坡信付还，习字三张批还，卷付还。
十二月二十日
【点击】
光绪年间刑部尚书薛允升说：“有法治而无治人，法亦系虚设耳”，“有法治尤责有治人”。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认为，执法人才之重要，不仅在立法，更在执法。曾国藩也说：“有其法者，尤责有其人矣。”
【编逑】
曾国藩对于治军治吏也有其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从以下可以看出。
曾国藩重视执法人才的品格、才识，要求执法者既公又明，为民便民，否则立法再好，也会“全失本意”。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对后来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
曾国藩更早地主张认真执法，重视执法人才，而执法人才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宫吏。官吏有维护政权、保证实行国家所定法律的责任。但因他们有权，也可破坏法律的执行，借用法律谋私利，毁法坏法。军队是国家机器，有维护和保证法律实行的作用。但军官兵士手中有权有武器，他们可以用权用武器破坏法律的执行，甚至违法乱纪。因此，曾国藩强调以法整顿约束官吏和军队，以保证法律的真正实行。
曾国藩以法治吏之论，首先明确为官任职是为民，并将管理钱粮、狱讼视作为民的主要标尺。曾国藩采取培养、甄别、选举、考察等方法选拔官吏。对于官吏的要求是平等待人，不贪污不受贿，用人唯公唯贤，不唯私唯亲。对于谋私、受贿、害民之吏，惩治严厉，立即斩首，“就地正“曾藩大智籲全集法”。中国历史上，自《汉律》、《唐律》及以后历代法律，对贪污受贿、谋私害民的官吏均有惩治规定。如《唐律》将“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列为“六赃”之三。正如薛允升所说：“《唐律》之受赃，俱指官吏而言，枉法为重，不枉法次之，所受监又次之，故载在职制律。”“职制律”即是专门考察、检察官吏行为的法律，受賄、坐赃为其重要内容，要求官吏廉洁，严惩贪污腐化。曾国藩关于选举、考察、培养官吏及以法处理谋私、受贿的患想和主张，继承了汉、唐以来任人唯贤和严惩贪官的优良传统，对于晚淸政治特别是地方政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对后世也具有积极意义。
曾国藩选用执法人才的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重视执法人员的品格才能。
有公允的执法者是实现“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的良好执法局面的前提。曾国藩认为，如果执法者“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則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国藩重视在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认为法执行得如何，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运用法。他强调指出：“任法不如任人。”即只有“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才能认真执法，公平断案，使生不恨、死不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不得任意赦免和赎罚。
曾国藩以历史和现实的事例，论证说明了有法必行，不能任意赦免的道理。他举例说：“诸葛亮治蜀，有人言其惜赦。亮就回答：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西汉匡衡、东汉吴汉都不應为赦。先帝刘备也言，他与陈元方、郑康成为友，每遇见，经常谈起如何治天下，但从来没有说起赦免之亊。而若刘景升、季玉父子，每年下赦令，实无作用。所以当时的蜀人称亮为贤相。曾国藩自己对赦免也很有感触。他曾经这样说：“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贯之。厥后众士傲惺，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賊。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观点鲜明，意见明确，力主不能随意赦免，否则既治不好民，又治不好军，也治不好家。
对与赦免相关的赎罚，曾国藩也主张严禁4他指出：关于词讼罚捐，过去愚民犯禁，有司念其无知，而思曲全。又地方刚好要用工，便定罚银若干，就赦而不议。此与律意相背。因此，他明确要求各地方官吏，“专札通饬各属，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
第三，反对冤狱累讼，严禁私自关押。
曾国藩十分痛恨冤狱累讼。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申，在其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等案件，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但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和密山防御阿详二案，是“原告得实，水落石出”。其他各案，大抵是原告反得虚诬之罪，而被告脱然无事，逍遥法外。冤狱的严重和普遍，必然导致反复拖拉，牵连无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能避免。正如曾国藩所说：“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为了防止冤狱累讼的发生，曾国藩严禁私自关押。他曾出榜晓示官吏和百姓，凡关押人犯、证人，本州县必须及时立牌晓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使众人周知。如有私押者，“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凭严究”。这是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法乱纪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第四，要州县长官躬亲狱讼，规定清讼期限。
对于符合条件的关押人犯，曾国藩认为必须依法从速处理。他在《直隶淸讼事宜十条》中明确规定：全省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文从速处理不准拖拉，保定发审局应加以整顿；州县长官要亲自处理狱讼六事；禁止文书差役敲诈勒索；四种注册按月呈报、悬榜，讼案久悬不结者，核明注销；严办诬告讼棍；奖励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改变陈旧保守的风俗习惯等。由此可见，曾国藩关于清讼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机构的整顿改革、管理的手续和制度、执法人员的奖励以及影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
在淸讼事宜中，曾国藩把“州县须躬亲六事”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如州县长官必须亲自收状、拟定和审定有关文告，承审期限亲自计算，能断案件，立于断结，对命盗案件“以初供为重”，“常往看视”关押之犯等。这无论对案件的慎重处理，或是对犯人的关心爱护，还是在总结执法的经验教训方面，可说是曾国藩的创见。
对于“怠惰偷安”、不躬亲狱讼的州县长官，曾国藩指示“记过示惩”或“严惩不贷”。他要求地方长官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出现“政明刑淸”，不可贪图享受，而要真心实意，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曾国藩治国才谋水平之高，在法制思想方面也有震主之象。
淸讼，还必须从速结案，以减轻民众负担和对地方的骚乱。曾国藩在《直隶淸讼期限功过章程》中对各类案件的处理规定了适当的期限：寻常命案，定例自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三个月，审拟招解；斩绞立决命案，州县审两个月，审拟招解；大小盗案，定例自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两个月，审拟招解；军流以下、徒罪以上杂案，定例限两个月，审拟详解；州县自理词讼，定例限二十日完结。这一淸讼期限，对重大命案，州县在处理中所费时间比寻常案短些，以体现对危害严重的重大命案的重视和快速处理，反映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效能和威力。
由于规定州县长官躬亲狱讼，对于执法人员的严选慎用，也就是对各级官吏的严选慎用，这其中也包含了曾国藩的以法治吏的思想。选吏是一方面，如何用吏、用好吏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
曾国藩以“转移”、“培养”、“考察”等法治吏。他指出：“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并非是指人才的转移和调动，而是指对于无才之吏，应勉励其好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于有才之吏，须鼓励其进一步勤学好问，“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
“培养之方”，曾国藩采用了“教诲”、“甄别”、“保举”、“超摇”四种方法。“教诲”就是教育诱导；“甄别”，即根据贤能程度加以鉴别分级；“保举”，即对于德才兼备又有经验者，加以推荐；“超摇”，即对德才特别优异者，可越级提拔任用。
关于“考察之法”，曾国藩认为一定要全面和确凿。除了考九卿贤否凭召见应对，考科道贤否凭三年京察，考司道贤否凭督抚考语外，还可以“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如“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则“更为核实”。
无论是转移之道，还是培养之方，或者是考察之法，都反映了曾国藩整顿、选拔官吏的法制思想。如转移之道中，对无才者要“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有才者要“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不良习惯和缺陷要加以限制、约束和惩罚。培养之方中的“教诲”，既含批评惩罚，又含教育引导。“甄别”，实际上就是分别贤不肖、功过，并据此予以奖惩、保举或超摇，可说是一种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
考察之法，反映了曾国藩广开言路，从多种渠道去培育、考察官吏的主张。但也注意核实，以防借机攻击或吹捧。因此，不能由皇帝和主管官任意决断，还要有关大臣、官吏的评议。应该说这是当时较为全面公允的官吏选举、考察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