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科学的，一是从实际出发并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二是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而是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现实环境和现实社会问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途；三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拼上半生的功夫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它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为此，他一直坚持全面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发展的眼光把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体现出一个共产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科学态度。
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党内仔细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为数很少，更不要说较为系统学习马克思学说。为此，李大钊从1921年1月起，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方面的文章，《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考察》（1921年1月）、《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社会主义实业下之实业》（1921年3月）、《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1921年7月）、《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1921年12月）等。之后，李大钊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于1922—1923年，先后发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桑西门的历史观》、《社会主义释疑》、《劳动问题的祸源》等。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1922年2月19日李大钊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一次公开演讲大会上所作的演讲，他深刻地指出了革命发生的经济动因，进一步向广大民众阐述了如何从经济上解释革命发生的必由。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由于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进行系统研究的极少，特别需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师，需要领导层掌握科学的理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对于提供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提高党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极其重要。而他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述，对于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奋斗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李大钊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水平最高的领导人之一。但是，他仍然很谦虚，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提道：“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我固然不能说了解她，我并且不敢说对于她有什么研究，不过乘这个机会，同各位谈谈。”正因为如此，李大钊在对自己的理论学习严格要求的同时，也号召党内更多的人加强理论学习。但从党内当时的理论掌握状况来看，“不但真正能够研究她的很少，甚至关于她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因此，李大钊殷切期望，“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
在革命实践中，李大钊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号召在中共党员、青年学生、工人中进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1921年9月，他组织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分别在张家口、保定、唐山、秦皇岛、邢台等地开办工人夜校，为开展工人运动创造条件。1921年10月初，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特允许北京大学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别置一室，收集一切材料，以供会员参考，即为北京大学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开了一间阅览室。李大钊于1921年11月17日出席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公开活动，并致开幕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后，主要是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讨论会，编译、刊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论文。1924年初，李大钊派北京大学学生、共产党员王岑伯回乐亭创办乐亭中学，开展马列主义宣传，培养进步青年，发展农村中共党组织。上述活动在学生和工人中影响很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
1924年，由于张国焘的被捕，李大钊从北京动身，前往昌黎五峰山，为躲避军警的侦查，李大钊整日都在屋里看书写文章。1924年5月，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作为“百科小丛书”的第51种出版。李大钊一直把史学领域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开办了多个农民运动讲习所。李大钊积极推荐北方优秀青年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推动北方革命运动的大规模发展积极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条件。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李大钊把理论学习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深知传播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艰巨性，为此一直率先勤奋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倡求真的精神，以及科学的态度。“凡学都所以求真……这种求真的态度，薰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
李大钊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现的是一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这种学风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原则，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创建学习型政党，就必须明确学习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学习与实践，二者缺一不可，且须注重学习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学习重在创新，唯有创新社会，文明才能不断发展、不断更新。
12.弘扬李大钊精神，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
李大钊不仅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能够以科学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中国革命实践。他坚信，任何科学的理论都应该是理想和实用的交融。在他看来“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信仰）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因此，他十分关注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关注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和人民的幸福，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倍加努力，上下求索。他发挥一个先进分子的特长，以笔为武器，勇敢地向旧世界宣战……以文为号角，唤醒和鼓舞人民起来为自身的解放和幸福而进行坚决斗争。”
李大钊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要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特别强调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他深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特别强调区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所以，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殊国情下，他于1921年初即提出，“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这样一个重大命题。表明李大钊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革命先驱。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历史前提。
李大钊深入工人、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促使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系统认识，并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当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等成熟时，他提出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政治组织保障。正是因为深谙中国的国情，李大钊能够力推国共合作，倡导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为统战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即使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李大钊仍然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希望能够联合农民，组织农民，并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诞生指明了方向。李大钊号召革命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为知识分子指出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李大钊领导了北方的工人运动，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开创了道路；李大钊深刻分析了以农立国的国情，为开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李大钊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一生，正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写照，为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实践基础。李大钊全心投身到群众之中，用先进的理论指导着中国革命的实践，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在实践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光明之路的历史新时期，我们要弘扬李大钊精神，勇于开拓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开创性地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
经过九十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发展到七千八百多万人，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坚强核心。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发展道路上，李大钊精神一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为了中华民族开创民主、和谐、富强、文明的美好生活，奋力前行的巨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