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听！这底下！好像有人在呼救！”
一片废墟，没有工具，我们就用手刨土扒转，把刘印喜夫妇救了出来。刘印喜的妻子小于被我们刨出来的时候身上一丝不挂，蹲在地上哭着说：“丢死人了……真丢死人了……”曹局长把自己身上披着的床单扔给她，说：“能活着就是万幸了，还有心思扯那淡！”大家救人心切，也没人顾得上这些了。
接着我们分头救人，我刨的这里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卫生局的副书记李文元同志；一个是卫生局医务科的阎换明同志。他们一声声地喊着我的名字，那声音我至今想起来心中还是一阵抽搐。我一边用手刨着土，一边喊叫他们不要向我喊话，以免力气耗尽。他们两个离得很近，情况却不同，李书记那里基本是被砖砸在里面，而阎换明这边是被土埋在里面。我想砖头透气，被土埋着可支持不了很久，于是我就先刨阎换明，刨了一会儿指甲就翻起来，流血，可当时顾不得这些。手指刨不动土了就去李书记那边刨砖，缓过来一点再去刨土，如此往复。因为砖头好刨，人也好找，李文元同志先被我刨出来，刨出李书记上半身的时候阎换明还没找到，我就跟李书记说：“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那边阎换明还没找到，您先坚持一会儿……”
李书记说：“我可以坚持，小刘你快去救他！”
这时，我一边刨一边叫他，但是已经听不到阎换明的回应。又刨了十多分钟，小阎的头才露出来，他的脸已经憋成紫色，气也是只呼不吸了。这时县体委主任宋有礼同志带着几名民工赶过来（震前县里正在建体委楼），我赶紧把他们喊过来帮忙。一会儿工夫，小阎还有和他住同一宿舍的钱会计（卫生局会计）都被我们刨了出来，可是此时他们的心脏都已经停止了跳动。那年阎换明21岁，钱会计大概是40多岁，都是干事的好年龄，就这么永远地走了。
那时连流眼泪也顾不上，就又去救人。那边李文元书记大半截还埋在碎砖里，我们把李书记救出来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小刘，谢谢你，感谢毛主席培养的好干部！”
紧接着我们救出了县医院中医科的耿大夫，当她从惊恐中缓过神来，才发现她的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还在里面，我知道之后马上就从窗子爬进去找孩子，（门已经严重变形，打不开了）她的房子没有完全倒塌，墙还有大半截，房顶榻了大半，整个房子在不断的余震之下摇摇欲坠，情况十分危险，我倒也不是不怕危险，只是那时候根本想不起这些，满脑子想的只有救人。我循着啼哭声找到了孩子，在孩子的床边，一根椽子透过床板斜插在地上，真是太危险了，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按着窗台跳了出来。当我把孩子递到耿大夫怀里时，耿大夫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说不出一句话来。
大概到了上午九点，卫生局附近，凡是有求救声的都被我们救了出来。曹局长看大家都已经精疲力竭，就让大家在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会儿。我们刚在一堆碎砖上坐了一会儿，鲁文茂忽然惊叫起来：“你们听！这底下！好像有人在呼救！”
大家静下来一听，果然听到底下有微弱的呼救声，我分辨出这是防疫站化验室李士鹏大夫的声音，真没想到这堆积如山的废墟下面李大夫竟然还活着。大家一下忘记了疲劳，又七手八脚的刨了起来，刨了两米来深的砖土，李世鹏的头终于露了出来。可这时，余震又来了，刚刨过的砖瓦又向下滚落，也不知是谁急中生智，把一大筐扣在了李大夫的头上，及时地保护了他的安全。余震停下来后，我们继续努力，终于把他救了出来，可是由于长时间的挤压，他的下肢麻木，当时已经不能动弹。后来他转到天津反帝医院治疗（现天津医院）。“四人帮”粉碎后恢复高考，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大生物系研究生班，现在美国洛杉矶国立医学院任教。伤员根据伤势轻重，分别被送往不同的兄弟省市救治
我是震后的第二天，被临时借调到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卫生办公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护送伤员向兄弟省市转移。因为唐山地震的震中心在唐山市丰南县，丰南县距芦台只有30多公里，所以，唐山地震波及的天津各区县中，宁河县芦台镇灾情最严重。因为第一天忙于救人，到第二天去县革委报道时才真正注意到镇里的惨象，路面塌陷、七高八低、瓦砾遍地、沙水横流，到处是用草席卷着的遇难者尸体，由人民解放军的军车不停的向外运送。到了文卫办公室，我进一步了解到了全县的受灾情况。至7月30日，县革委掌握的情况是：全县遇难者共16097人，其中芦台镇受灾最严重，在芦台镇的北街全家人砸死一个不剩的“绝户”就有38户。
我记得当时的伤员根据伤势轻重，分别被转往不同的兄弟省市救治，伤势较重的被转往内蒙古、陕西、安徽等省市救治；伤势较轻的转往天津市各大医院和254、271解放军医院治疗；一般擦伤划伤等皮外伤的伤员，一般不愿转出，大多主动要求参加到抗震救灾工作中去。承担运送伤员的有天津市东方红运输场和天津市公用局的车辆还有市内其他单位的车辆，开车的司机师傅都是自带干粮和水，他们态度和蔼，服务热情，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次我们去任凤公社接伤员，因为直通的桥梁已经震毁，无法通行，我只能带着车队绕道芦台农场的岭头村到增口河对岸。我到任凤公社和那里的干部联系上后，公社领导立刻组织机关干部用担架向河对岸转运伤员。这是河对岸的司机们师傅纷纷下车，乘船渡到对岸和我们一起抬伤员过河。一位50多岁的老司机背起一位受伤的老大爷，过河后在河边涮洗了自己的毛巾为这位老人擦洗手脸，并执意让老人坐在驾驶室里。他说：“老人胳膊断了，年纪又大，坐在卡车上一路颠簸老人受不了。”本来是萍水相逢，那份亲情，却如对父兄一样真挚。
大地震后两周左右，陕西省宝鸡市卫生局领导和医护人员来接第二批伤员。县革委文卫办公室邵庆余主任安排我陪同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王福芬同志去天津西站接宝鸡市的客人。我们坐吉普车赶往天津，车行至205国道潘庄路段的时候我刚好看到我弟弟刘文迎骑自行车从路旁经过。我请司机把车停下。弟弟看到我非常高兴，他说：“你咋也不回趟家，爸妈都很惦记你。”我说：“告诉爸妈我没事。就是工作太忙，离不开。”到现在自己已为人父，才想到，大灾之后十几天没有给家里捎过一个口信，父母亲该有多么惦记自己。王福芬主任从车上拿下两包压缩饼干递给我说：“把这两包饼干让你弟弟带回去，家里就知道你没事了。”
还是这位大姐想得周到。我把饼干递给了弟弟，上车继续赶路。在天津西站的火车上我们和宝鸡市卫生局的领导和医护人员见了面。就在餐车里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饭。那顿饭我记得非常清楚，有土豆烧牛肉、青椒鸡丁、素炒菜花、素炒豆角和一盆菠菜鸡蛋汤，这是我在地震之后吃到的第一顿正餐。客人到宁河县的第二天向县领导提出想去看看唐山市的灾情。于是邵庆余主任又安排我陪同宝鸡客人去了唐山市一趟。震前一个月我刚去过唐山，城市虽不大，但是很干净，建筑错落有致，整洁的街道，甬道边种着争艳滴翠的花木，展现出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然而，现在这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垮掉的桥梁、斜卧的水塔、开裂的路面、堆积如山的废墟。一眼就能看出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怎样的劫难。迁尸防大疫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是一般的常识。进入11月，转运伤员和灾民自救的工作基本就绪，县委县革委即时研究，决定提早动手抓好防疫工作，以控制来年春季疫情的传播。地震中芦台镇这座只有3万多人的小镇，遇难者人数达3000多人，也就是说芦台镇有10%的人口在地震中罹难。当时，由于伤亡人数太多，许多遇难者的尸体都是就近掩埋的。这些尸体如果不能及时外迁，必将给来年春季的疫情防控带来困难。县革委成立了迁尸办公室。于是，我从文卫办公室转到迁尸办公室，迁尸办公室的职责是：统计迁出尸体的数字、发放装尸体的乙烯袋、消毒用的来苏水和防护的橡胶手套。迁尸工作以各委、办、局、街道、工厂为单位，迁出地点原则定在铁路以南和任庄路口以外的东北方。
按照县革委的统一部署，迁尸工作迅速展开，但迁尸工作多数都是以死者亲属为主，单位和街道居委会出车出人进行配合。只有无主尸体由县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负责清理消毒后运到指定地点安葬。大约11月底，震后在县城附近掩埋的尸体全部迁出县城以外。为了有效地预防控制我县的疫情，天津市卫生防疫站还派来以技术人员为主的工作组，他们在宁河县负责卫生防疫工作1年多，1977年年底才全部撤回。非凡岁月的几件小事一“饭”一“菜”的县委食堂
唐山大地震几乎将芦台镇夷为平地，县委县革委的房屋和伙房全部倒塌。附近的一些村庄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主动做好干粮送到县委机关。我记得有大北公社的独立村、板桥公社的北珠村和苗庄子公社的柳庄子村。他们用拖拉机拉着大饼、馒头和刚从本村果园里摘来的水果送到县委大院。县委食堂的师傅，从粮库扛来一捆苇席，铺在地上，把各村送来的大饼、馒头堆在席上，这就是我们的“饭”；食堂的师傅们把他们自己腌的咸菜头切成丝，装在脸盆里，这就是我们的“菜”。上至县委书记邢国俊同志下至我们这些临时借调到机关来的工作人员吃的都是这一“饭”一“菜”。开始两天还可以，可是由于天气太热，没两天的工夫，大饼、馒头就都馊了。师傅们怕同志们吃坏肚子，又给我们加了一“菜”——大蒜一盆，并在那堆大饼、馒头旁立了个小黑板，上面写着：“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多吃大蒜，预防痢疾。”免费的邮局服务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