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隆化的作家张峻,1956年,我们相识于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也是多年老友,执意送我们到火车站。途中,大震袭来,天雨路滑,车速过快,险象环生。火车站示知,因地震,京山线停运,给人心头又添了几多愁云。登车时,张峻握着我的手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路平安。”我说:“多谢吉言。”挥手间,一缕惜别之情,涌上心头。
火车驶出承德站,雨点淅淅沥沥地敲打着车窗。天在哭。小站上车的人,带来各种坏消息:北京在疏散人口;解放军开赴密云水库抢险;飞机在给逃到山上的人投饼干……车厢里原本沉闷的空气,更加沉闷。我紧闭双眼,默默地思念着年迈的老母亲,妻儿老小;思念着矿井下采煤的弟兄,想像他们此时此刻的处境,惟恐他们身遭厄运。
鉴于北京的形势,大家决定在通县改乘通(县)坑(子头)客运列车。车到通县方知列车已于昨天停运。于是,又议定乘北京至唐山的长途汽车。幸上天垂怜,雨住天晴。可能是由于多年政治运动的磨炼,使我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遇事,急、愁、烦,皆于事无补,因而,总爱自我慰藉:事物坏到顶点,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否极泰来。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心头的阴云,也淡了好多。
汽车站售票厅挤满了人。一位河北省供销社在乐亭开会的干部,震后开车回石家庄经过唐山,说他看到胜利路桥头四层楼高的冷藏库,已陷入地下,西山口的百货大楼,被夷为平地。市里遍地废墟,市民伤亡很大。听后,我将信将疑。不知是历史教训太深,还是当年“当权派”的劣根未净,还傻劝他人,切勿扩散。今天看来,也是我们这号人的“时令症”。
售票处告知,车票只售三河。一文友从人群的头顶爬到售票窗口,问我买多少张?我说,可你手里的钱买。他热汗淋漓地冲出人群,手中的票有30张。我想赶一站少一站,只要走进唐山地界,就可以向有关部门求援。谁知有人说腰疼,有人说足疾,走不了路,无奈只好将票处理掉。这是我们同行者间,初次出现歧见。
得病乱投医。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电话。因为那里散文诗歌组的编辑丁羽,是几度合作共事的朋友。此行之前不久,我们还一起编撰开滦煤矿的报告文学集,开滦歌谣集。曾经“当政”的严文井老同志,也曾来开滦审稿,相处多日,故想向他们求助。结果,只听电话铃响,不见有人接听。给北京文化局的友人通话,同样未果。事后得知,那时北京人都在马路上躲地震,很少有留在房间里的“勇敢分子”。无奈,只好找旅馆住下,再从长计议。不知是往昔的“惯性”,还是出于共产党人的“责任心”,我说,患难之中见真情。这是咱们之间初次意见分歧,但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咱们都是“文龙”加同志,所以我说咱们这伙人不能散,一定要同来同归。我见大家亦有同感,心才稍宽。
通县街头商店已上板,多家正给灾区烙大饼,旅店已不留客。我说,找根棍,咱支个“唐山难民”的旗帜。正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旅馆介绍处的工作人员,一听唐山二字就惊愕了。当向他陈明原委,验过我出示的唐山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证,才开具了旅馆介绍信。
旅馆是二层小楼,远远地就有一种“畏惧感”。自地震之后,好长时间,唐山人见到高层建筑,总是“敬而远之”,人们称之为“恐震症”。
旅馆服务员得知我们是唐山人,格外热情,一再叮嘱,不要上楼,睡觉警醒着点,不要关门窗,不要用蚊帐,彼此都成了“惊弓之鸟”。时近中午,服务员听说我们还是昨天晚上用的饭,将自用的窝头,卖我们每人两个,为了防病,又赠送每人一条黄瓜、两头大蒜。大家瞅着黄澄澄的窝头,因为心火太盛,谁也没动它,都觉得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于是议定上街,分头去找返乡的“路子”。中午,张汝林回来说,遵化县建明公社运煤的车队要返县城,答应带我们,叫人大喜过望,愁云一扫。乘车时,可能是太兴奋,我又说,咱们同来同归,都乘一辆车,免得跑散了,发生意外。这时大家的意见,显得格外一致。
车进三河边境,沿途出现倒塌的房山、断墙;公路中央有用衣服遮脸的尸体,头扎进公路边沟的拖拉机,田地里有四轮朝天的面包车。时有载着伤号的卡车,风驰电掣般地朝北京方向驶去。车上的伤号血迹斑斑,灾情逐渐显露出来。
车到丰润还乡河桥头,司机师傅说,十分抱歉,他要去追赶车队,再不能远送。那时纪律在人们心目中十分严明,至今我还在感谢他当年在难中相助。
我们走下桥头,掬一捧还乡河水,净净脸上的煤尘,再掬一捧水润润喉咙。此时此刻,遥对家人生死不明的唐山,真想大吼一声:你大难不死的儿子回来了!
一队军车,头朝唐山方向,停在路旁。我想借儿子是军人的光,走过去对开车的战士说,我们是外出开会的干部,特来求援,想搭车回唐山。战士说,实在对不起,我们有任务。说完向我行了个军礼。我再不忍亮我“军属老大爷”的身份,叫他作难。转身见桥头停着一辆唐钢的小嘎斯汽车,有了军车遭拒的教训,忙对大家说,快!攀上去!车上持枪的民兵见状大喊,你们想干什么?我说,有话到车上说。上车我以实情相告,知他们是唐钢二炼的工人。我说,我和你们的书记是老相识。他们一听,立时热络起来,拿出身边的花卷,叫我们充饥,答应带我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车上一声音嘶哑的青年,他说唐山还有“立体性”大地震,老天要灭这方人,劝我们不要回去。一问,方知他是喊破喉咙,才被人从废墟中扒出来的,险些毙命,至今余悸未消。开车时,他果然跳车朝北面山里逃去。途中,民兵们争说震后惨象,二炼几十名工人,被压在食堂里,一个也没出来,他们正在疏散家属,劝我们万一家人遭遇不幸,也别过于悲伤。我感到人与人之间,从来也没有这么亲近,这么温馨。
车外,不时有军车驶过。沿途难民如蚁,潮水般涌过来。三轮车载着凉席,缝纫机,自行车驮着包裹雨具,徒步者袒胸赤背,一身血迹。呼儿唤女之声,此起彼伏,有的嘴里嚼着青西红柿,有的啃着青玉米穗,一直向北,活似一幅惨不忍睹的流亡图。此刻,我想起小说《围城》,真是城里的人往外闯,城外的人急着往里冲。
车到钓鱼台,视线豁然开朗,再看四周,建筑皆成废墟。我的心陡然一沉:唐山——毁了!
路,被四面八方的车辆堵死,我们只好下车,忍痛分手,去寻觅各自的家人。
夕阳西坠,暮色沉沉。空气里腐尸的气味,令人窒息。我踩着碎石乱转,心痛胜过脚痛。华岩新庄的村外,有人低声在坑里取水。原来水电两绝已经两天一宿了。往日充满欢声笑语的街头,变得死一般沉寂,只有几点如豆的灯光,飘忽在倾圮的房舍之间。我想,有灯光就有人,有人就有希望。事隔30年,这里早已是高楼林立的华岩居民区了。
我家住在市西郊,和华岩新庄相隔3里之遥。离家越近,脚步越沉重。想到家人生死未卜,鼻子酸酸的,心里直发堵。我听到村外果园有人窃窃私语,不由暗自喊了一声:妈妈,我回来了。
远方,传来隆隆的地声……脚下大地在颤抖。进村,家门早已消失。小女儿见我,忙去向奶奶禀报,转身又向妈妈说:爸爸回来了!
老妈妈见我说:“回来好!回来好!瘦了!瘦了!吉人天相!”
妻是个内向人。喜极“手足失措”,一边用砖头架灶支锅,点火烧水给我烫脚,一边低声悄语,讲说家人的“历险记”。屋倒,大女儿从颓墙里钻出来,救出奶奶、小妹;只有小弟跑得快,被砸断右腿,医生已看过,准备转外就医。
深夜难以入睡,我独自坐在花椒树下,耐着蚊虫叮咬,望着满天星斗,听着草虫呻吟。村外,果林里的鸱鸺在哀鸣。露水很重。自大明永乐年间,建起来的这千口之众的村落,已物换星移,一片焦土了;上百条的性命,瞬间从地球上被抹掉了。没有哭泣,没有倾诉,没有诅天咒地。夜,静,静得有些疒参人。这是不是唐山的缩影呢?素日左邻右舍那一张张稔熟的面孔,又浮现在我眼前,痛惜他们已升天国了!我的心,好累呀!
蒙蒙的晨曦中,我赶到开滦煤矿党委报到。听到的第一句语:宣传处的老处长刘玉恒遇难了!副处长刘东信的妻儿老小同归于尽了,成了“孤家寡人”……当我见到他的时候,脸上是一丝苦笑,正在挥锹清理废墟,开辟办公用地。
翌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总”、诗人王致远,带着丁羽和杨匡满,开车找到我。王老说,要组织力量,将这次大劫难中的所见所闻,诉诸文字,告知世人,留给后代。从此,我们顶着烈日,冒着惊雷暴雨余震,奔走在唐山的工厂、矿山、农村、街道,写成《唐山来的报告》一书,于1977年12月面世。
承德归来,事隔多日,我发现提包里的窝头,已霉迹斑斑,成为这次承德之行,有惊无险的物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