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发生后，到我离开县城，许多业余地震测报小组都给我们县地震办打过电话，就没接到宫老师的电话，不知采育的情况。
吉普车在采育桥西头戛然而止。
桥东一片混乱：沿河的一些房屋，有的已整个塌倒、有的房角垮落、房顶塌落、门窗玻璃碎落；嘶哑喊叫的声音此起彼伏；房前屋后废墟上、公路上灰尘飞扬、人影攒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地震现场，还不是极震区，就已使我震惊不已。
过了桥头，一群慌乱的人哭喊着、抬着一个被褥卷从一条小巷里出来。我们赶快让到一边。这群人后面，几个人喊着“马局长！”朝我们跑来，其中有宫朝月老师。他们个个蓬头垢面、人人悲情流露。为首的抓住马局长的手，连说着：“惨哪，惨哪，太惨啦。”马局长让他慢慢说。
为首的一边带着在镇上察看，一边汇报已了解到的灾情：灾重的就是镇上。尤其是沿河岸的房子几乎全完了。据刚才统计，伤亡已有14人。
此时，宫老师来到我身旁。我问他，“你们怎么不给县地办打个电话？”他赶紧告诉我：“断啦，通讯全断啦。”他指着为首的低声说：“那是采育公社书记。他说的那些死的，有的真不值、真冤。”
他讲了两个死亡者的例子。一个人是大震时房子没倒，已经跑到了院子里，一看自己没穿衣服，又回屋去取衣服，刚进屋，房顶就砸了下来；另一个人是房屋倒塌时，他已到了院子里，如果就待在院子里也不会有事，他却还往大街上跑，通过窄巷子，让院墙和落瓦给砸死了。都是缺少地震知识和防震常识。我问宫老师测报手段的情况。他眼圈红了，让我跟他去了学校。
穿过挤满避难人群的操场，宫老师带我来到原来的观测室，已成了一片废墟。几个学生正在挖掘、清理观测设备和资料。宫老师告诉我，昨天，观测土地电的微安表的指针一直不稳定，晚上，指针抖动得把微安表打坏了，原计划今天进城去修理的，这回连房子也毁了。看来昨天土地电不稳就是前兆异常啊。我一边让他把资料抢救整理出来，一边跟他商量赶快恢复观测。
回县的路上，我们心里都沉甸甸的。其时，我们还不知唐山发生的更大的灾难呢。马局长问我：“采育破坏这么重。青云店离它那么近，也看不到什么破坏。为什么？”我想了一下，回答了三条：一是从国家地震局发的“京津唐张震中和地质构造图”看，采育镇有一北东向断裂通过，且是拐点，应力易集中；二是河岸上建房，基础差，遇震易遭破坏；三是采育那些破坏严重的房子有的本来就破旧，有的建筑材料太差。马局长表示同意。
将近九点，我们回到县里。此时，天开始下雨了。我直奔办公室。刘永凤同志还在忙碌地接打电话。没等我问，她就告诉我：“上边还没通知‘三要素’；郑主任和县领导都下乡看灾情去了，让咱们盯着电话，知道哪儿震，赶快报告；还让你随时准备跟县领导下现场。”
我想，还是得先搞清地震的情况，但市地办的电话总占线，我就问其他区县地办。从通县知道，它们西集公社死了不少人。又从平谷知道，市革委会领导往他们那儿去了。震中在平谷？有可能。历史上，那里发生过八级大震啊。但这次还没听说死人。这地震到底在哪儿？多大？太可怕了。
刘永凤同志抓空又告诉我：“你爱人背着孩子已进城回家看你们老人去了。下雨了，我们让她别走。她还是走了。”我知道，妻子一是怕她和儿子在这里，我工作不踏实；二是怕我不放心在北京城里的老人。我很感激她对我工作的理解。
午前，市地震办公室和县政府办公室几乎同时通知，地震发生在唐山，震级7.8。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唐山！竟然是在唐山——一周前我刚刚离开的那座重要的工业城市。接近八级的地震是特大地震，对于城市是灭顶之灾啊！
雨越下越大，各公社的灾情不断传来。除采育死了人，其他公社还没有，但报来了大量的房屋破坏、院墙倒塌、喷沙冒水等情况。我们就上报县政府办公室和市地震办公室。由于没有交通工具，远处情况无法自己去落实，只好电话请临近地震测报小组去落实。近处，我和从家赶回县地办的王春圃同志骑自行车去落实。
那时，大兴县城范围不大。骑车一会儿就出了城，但大雨之下的乡村土路泥泞不堪，自行车常常沾满泥浆无法滚动，只好车骑人了。临近县城，房屋破坏虽不严重，但农民们没人敢进屋。大雨中，他们挤缩在刚刚搭起的简易棚下。最严重的是广阔的庄稼地里，已积了没过小腿肚的水、还未成熟的青玉米周围盖上了厚厚的黄沙，一个个喷沙孔四处遍布，沙水混合着从地下涌出。
就是站在县城西临卢城公社的这样一片水汪汪的地里，我和几个落实情况的同志又赶上了一次地震。先是听到低沉的隆隆声，我还以为是从地里上空通过的电话线通话响。还没抬头，脚底下就传来震动、紧跟着人就晃动起来了，眼前水面从西向东泛起波浪，那一个个喷沙冒水孔似乎获得了一股巨大的动力，大股大股地喷出沙冒水来。“又震啦，又震啦！”大家纷纷嚷了起来。虽然嚷着，可谁也不敢乱动，直到大约一分多钟后，脚下不再感到震动了，我们才一步步挪出这片喷沙冒水地。雨，瓢泼似的下着，谁也不说话，却都闷头往县城走，任凭全身湿透，真是惊吓得不轻啊！
回到办公室，看到电话机已挪到了屋门口，为的是一有情况，马上往院子里跑。我换了身干衣服，又来守电话，替下仅剩一人看家值班的刘永凤同志。她爱人下乡了，只好把刚一岁多的孩子带来了。这会儿，下面询问、报告的电话又多了。报告房屋破坏的多了。
天黑后，知道了刚才那个地震是在滦县，还是唐山那块儿，震级是7.1。虽然震级比主震小，对我们这儿影响可不小。本来因下雨，已回到屋里的人，这会儿宁可淋雨，也不回屋了。
市里、县里都下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各单位组织大家避雨防震。各级各部门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了。一批批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冒雨下了乡。县领导直接指挥我们县地办的工作，把灾情的收集、汇总、上报交给县政府办公室；县地办负责从上下掌握震情、组织群测点观测、分析、提出预测意见、落实宏观异常。大兴县进入了唐山地震抗震救灾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
这一天，我是第一次经历地震。从此，我与防震减灾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交通工具紧缺，没有移动通信工具、也没有设录像设备，更没有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现状，我们甚至都不能够及时为政府提供大地震的准确地点。“7.28”凌晨在市委紧急会议上，市政府领导期待而无奈的目光，让我一生无法释怀。
天津市于1975年5月在原地震队（天津市地震办公室）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地震局。一年后突然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考验了位于京津唐地区特殊地理位置的天津地震局。
我有幸参与了天津局的组建，作为第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副局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在震后第一时间组织了地震队伍的应急快速响应工作，迅速去市政府汇报请示，并在数小时内迅速率队奔赴天津市重灾区宁河县卢台镇。在地震现场担任天津市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坚持工作达一月之久。6月25日赴云南龙陵地震现场考察
1973年我参加工作三年，时年27岁，已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石油部641厂（即现在的大港油田）工作，3月间我来到刚刚组建不久的天津地震队，翌年担任副队长，从此在天津地震部门一干就是31年。
1975年建局后我分管预报监测业务和台站基建。那时候，蓟县、宝坻、武清、宁河、静海五个县刚从河北省并入天津市辖区，我负责在在五个县进行地震台选址和基建工作（宝坻是在原地震台址扩建）。我国地震部门成功预报了是年2月4日发生在辽宁海城的7.3级地震，给专业队伍和人们极大鼓舞，所以在我的思想上对地震预报并没有多大压力。海城地震主震前发生了520多次小震，“小震闹，大震到”，成为当时一种判断模式。后来残酷的现实证实海城地震成功预报仅仅是个别经验预报实例，时至今日我们距离地震理论预报和对于地震物理机制清晰解析仍然有极其漫长的道路。
1976年5月29日 20时23分和22时在云南龙陵先后发生7.3级、7.4级地震，5月31日 13时08分又在龙陵附近的潞西发生6.5级地震一次，我国地震界称之为“龙陵－潞西”地震，并判定为双震型，震前震后都作了较好的判断。当时“龙陵－潞西”地震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了少数民族聚居的中缅边界的云南边陲。
天津市区域不大，但在“京津唐”地区所处的位置特殊。根据我市抗震、地震应急工作的需要，由我带队，抗震处刘毓琨处长参加，选择两名地震预报技术人员和两名抗震技术人员：尹伯忠、薛志照、樊效良、彭国杰，共六人组成考察组赴云南地震现场进行综合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