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舅确是具有神勇之人,而且文武双全。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三舅,他是武术家王荣昌的入室弟子。雨天的日子里,不教武术,就给我们讲《水浒》,在我的性格中最早播下尚勇、侠义的种子。长大后,读这部名著,记忆中蹦出来的字,一句句印证着书中的段落,才恍然当年他是背下了整套书。地震前一个月,我和两个哥哥也在三舅的引领下拜在那位年近古稀,依然精神矍铄的武术家门下。每天清晨四点半,我们要准时起床,五点钟,到达胜利桥北边小树林里的一块空场,和几位师兄师姐,一起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习武。那一段时间,我们哥仨的饭量明显见长。“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母亲虽然只能顿顿给我们煮秫米粥,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六年后,电影《少林寺》风靡神州。学校包场只能够订到早场票。银幕上出神入化的武打场面,勾起的是影院里一位少年锥心泣血的疼痛。黑暗中,我无声地吞咽着滂沱的灼泪。
自打我截肢了,他不再给我讲《水浒》,也不再练武功。他曾认定我有武术天分。我致残以后,他有空就给我烧核桃、砸核桃吃。有一天,他又从柴火堆的灰烬里拨拉出一个个冒着烟的核桃,找了一块石板,右手握一柄鹤嘴锤,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捏着发烫的核桃。我蹲在一边看。当时一位远房亲戚目睹此景,在旁边悠悠地说:“你现在给他砸核桃,他将来却没法给你砸核桃。”我抬起头,狠狠地剜了那人一眼。
若干年后,我的老姨告诉我,当时三舅闻听我截肢,在野地里独自一个人打着滚儿地哭,“他恨不能把自己的胳膊锯下来,安在你身上。”若干年后,愚笨的我才想到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舅舅尚且心疼我若此,父母呢?他们背地里,该偷偷咽下过多少撕肝裂胆的泪?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哀乐在九月的一个下午响起,我们都预感到又有一位大人物逝世了。在一串长长的定语后面,人们期待着播音员夏青播报的最后结果。我不记得最后报出的是“毛主席”还是“毛泽东同志”。父亲的一位朋友那天下午恰巧来探望我们,我眼见他闻听这个沉痛的消息后,眼泪刷地一下子喷射出来,我以前和以后都没有见过有人那样流眼泪。讣告之后,又是低沉得如击锤大地的哀乐。哀乐稍歇,大喇叭里传出民兵连长语气严厉地儆诫:“地、富、反、坏、右注意了,有哪一个胆敢轻举妄动,就地正法!就地正法!就地正法!”
天再一次塌了。没有人号啕。包括不是地、富、反、坏、右的贫下中农。是因为人们分不清抢天呼地的号啕算不算轻举妄动?还是泪已哭干、大音稀声、大哀无恸?大地震发生后,唐山断电、断水,当时曾盛传毛主席亲自把一桶水,拎上了运往地震灾区的送水车。
塌下来的天,还得一块一块地补;劫后余生的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地过。在九月末,我们迁回市区,在救援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搬进了砖头压油毡的简易房。简易房的确简易:劈柴棍子做檩,秫秸做笆,再上层笆泥、抹层沙灰,就拢起了一家人。为了防潮,大哥找来装过水泥的废弃的牛皮纸,抖净裁好,转圈儿糊在墙壁上。残疾足以造成一个本该在外疯跑的孩子的自闭。我不甘寂寞,将一方皱巴巴、印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的手帕,铺展开来,捏一枝圆珠笔,在墙上的旧牛皮纸上临摹。墙体原本凸凸凹凹,一笔下去,笔道没留下一划,纸先被笔尖戳了个小洞。我小心翼翼地画着,身心投入,就像当年在敦煌莫高窟中的张大千。“壁画”跃然墙上:头带月牙金箍圈、腰扎斑斓虎皮裙的齐天大圣,正手持如意金箍棒,奋力砸向举剑相迎的白骨精。没有一个外人相信那是一个改用左手执笔的孩子所为。我只能说,上帝怜恤我,在一颗孤绝的童心里偶洒一滴甘露,注入信心,帮了我一下。
生活在余震频频中,开始步入正轨和有序化,但人们仍然没有解除对再次发生大地震的恐惧心理。有一位邻居到我家串门,她说她几乎天天梦见在地震中死去的母亲给她托梦,说梦中母亲告诉她:“老天爷收人收的还不够数。”邻居在梦中问她的母亲还差多少,她的母亲说:“还差一斗小米那么多。”她魔怔似地天天来说“小米”,有一回,母亲终于在她刚一要张口时,背过了脸去。我们谁都不再怕死。
街道居委会开始挨家挨户地登统伤亡人口。我姐姐“王艳玲”的名字从我家的户口簿上被注销了。他们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传达地震预报。每次预报的时间越来越“精确”。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预报说下午三点有大地震,让各家各户做好防震准备。有啥可准备的?那一回,照例是“谎报”。下午很晚的时候,上午通知预报的人从路上走,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孩在那人的身后喊:“你不说的三点有地震吗?三点已经过了。”预报人回头看了那孩子一眼,没理他。那孩子接着继续拖着长腔儿喊:“你不说——的三点——有地震吗?三点——已经——过——了。”预报人走的没影儿了,拖长腔的孩子骑在一截木头上,敲打着一件东西,不厌其烦地把这两句话当成歌词,在阒寂的下午,自编曲韵唱了很久,很久。地震中,他的妈妈砸死了,爸爸成了酒鬼,哥哥成了小偷。
入冬前,政府通知统一迁坟,为的是防止来年瘟疫流行。地震中慌不择地堆在市边上的坟头,都要在限定的日期内迁到指定的地点,逾期不迁者,届时政府将按“无主坟”铲平。于是,每天晚上,街头巷尾,一片丁丁当当的钉棺材声。地震中入葬的人,能有一令卷席就相当不错了,没有谁是躺进棺材里入土的。“三个人的活两个人干,抽出一个人来搞基建”。中国在拒绝外国人道主义援助之后,唐山人要“自力更生”,继而提出拒绝外省、市援建的口号。人们白天上完了班,晚上要抓紧时间,弥补上这一课。窄仄的院子里无法施展,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搬到马路边干。小孩给大人举火执烛照亮,把一趟趟街,都映照得灯火通明。
母亲从姥姥家回来说,地震中被砸成截瘫的郑连祥,撇下一个儿子,绝食自杀了。连祥同三舅在同学中最要好,震前翻跟头翻得最棒,哥俩儿惺惺相惜。地震中连祥的妻子和儿子遇难。三舅每天下班路过他家,都要到连祥的床前劝解一番。临死前,连祥提出想吃熬“瓜子鱼”(即鲫鱼)。等端到他床前时,甭说鱼,他连水都咽不下了。
连祥死于绝望。
1976年的冬天格外冷,家家檐前悬吊着粗壮的冰凌,如透明的胡萝卜。入冬之前,写在墙上的“按既定方针办!”的红色标语已被涂覆。人们知道,熬过这个冬天,天,就开始暖和了。
人到中年,我常常思考,对命运,到底是应该说“不”还是应该说“是”?抗争需要勇气,安时处顺需要阅历,而分清这两者,则需要智慧。大地震,对我来说,就是第二次生命的源头,我经常回溯它,观想它。作为一场夺去我的亲人和那么多无辜生命的自然灾害来说,它无疑是应该诅咒的。但作为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它更应该是一笔财富。直到今天,我常常逼问自己:死过一次,何惧再生?见证了生命的无常,难道还贪恋转瞬云烟的虚荣,亲历了天塌地陷,对猝然临之的纷扰变故,为什么还做不到安然泰定?
大道多歧,人生实难。活着,无论对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在大学毕业后自愿从事残疾人事业,这是我内心激荡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必然选择。一个人的痛,融入到无数人的痛之中,才能最终完成对痛的超越与升华。
诗人翟永明说:生者是死者的墓地。愿我在地震中遇难的亲人在天上和星辰一起俯视我,一如我在地上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怀念。
附录:
唐山抗震20周年,纪念碑广场中央,置放着一个园艺工人用松柏和鲜花扎成的钟表,时针指向三点四十二分。这是一个历史将永远铭记下的时刻。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五十三点八秒。政府公布的数字为:
死亡:242419人;
重伤:164581人;
轻伤:360000多人;
绝户:7218户;
鳏寡孤独:3043名;
截瘫:3817人;
外地来唐遇难者:12100多人;
……
那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原来都不是以它们本来的面目存在着的,只要和日常生活相连,那里就长满了悲情、彷徨、绝望和坚定相互交错的故事,散发出生活深处活着的味道,是生活本身的呼吸和光芒。
提起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王林辉老人脸上并没有现出汹涌澎湃、跌宕起伏的复杂表情。相反,他很平静地向别人说,那天,在他甚至想到了自杀的晚上,自己跨越了生死,只是他从不向在他自己看来没有深刻阅历的人谈论那次地震。如果他的目光能够与那些平和中透着赞赏、平淡中散发温暖的表情相逢,30年前的一幕,就会成为他叙述和咀嚼生活的重要画面。
地震那天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在此之前的几天,王林辉被周围扰得烦躁不安。北方的酷暑,像一块笨重的石头压在人们头顶。那时候的王林辉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时常因生活的烦恼冲家人发脾气,甚至还与路人因自行车相撞吵架。他被强势发酵的焦躁折磨着,怨恨着。那些天,他像梦游一样恍惚地走过了铁轨、河边、菜市场和公路的十字路口。作为一个从乡村到城市来顶父亲工作的小厂工人,他已被5个城市姑娘拒绝过爱情,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仅仅长得英俊,除此一贫如洗。”他被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他烦乱地攥紧拳头,似乎只要张开一个手指,那些杂沓的记忆又会涌流出来。直到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些闪着沉默光芒的铁轨、河水、公路都仿佛向他招手,他知道只要自己眼睛一闭冲过去,他将永不再疼痛或屈辱。然而,当他迫切需要这些闪着光芒的东西时,他的心中有某个地方钝钝地、真切地疼了一下——他想起小时候自己曾在这些地方看到的彩虹,和着雨后土地流溢出的清新的香味。他被那记忆中的彩虹和芬芳的地气击倒了,始终没迈出自己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