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地区人们的地震灾害观念问题，我一直在做着观察和思考。1996年3月，邢台市政府邀我出席邢台地震30周年纪念活动。我在学术研讨会上做了《论地震灾害观》的报告。同年7月某日，我在接受香港《明报》记者采访时，也着重谈了对地震灾害观的理解和阐释。后来这家报纸发表了专访。我之所以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发现它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地制约和影响着人们乃至政府人士对于地震灾害的态度和行为。
在经历了造成巨大灾难的地震后，唐山人逐渐形成了科学的地震灾害观。它的现实形态可以用这样三句话表示：“地震是可怕的灾害”、“地震发生时人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减轻地震时人员伤亡的关键是用科学知识武装人们!”这三层意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地震灾害的观念。
第一，“地震是可怕的灾害”是地震灾害观的基础。它的形成源自古代，唐山大地震为世人提供的新认识，是让人们进一步了解到地震灾害的立体性和全方位性：它不仅会伤及人，而且会破坏社会；不仅会毁灭物质性的生存条件，而且会损坏社会性的生存条件；不仅会严重影响到灾区人民当前生存，而且会使灾区社会和人的长远发展受到阻遏；即以对人的伤害来说，它不仅会造成人的生命的丧失，而且会损害人的心理与精神世界。
第二，“地震时人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则反映了对于人与地震灾害关系的新认识、新观念。以往人们认为，在地震面前人是完全被动的、只能消极承受，几乎失去了任何保护自己的可能和机会。研究表明：即使在地震发生、房倒屋塌的情况下，人依然有着生存空间，有着防卫和保护自己的可能。尽管这“空间”极小，“可能”极少，但的确存在着。这里的关键在于人们在地震发生时及发生后能否采取及时、适当、有效的避险和自救行为。唐山地震中，在被统计的974例幸存者中，有258人采取了避险措施，其中183人取得成功，占72?9％。人在地震灾害面前并非完全无能为力。这是地震灾害观的一大飞跃。人的主体性、人在地震灾害面前的地位提高了起来。
第三，“关键在于用科学知识武装人自身”这是在牺牲了数以十万计的生命之后得出的珍贵历史经验。唐山人在地震发生时有一部分人采取避险措施，并有一个不大的部分取得了成功。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是拥有一定的地震科学知识，并在地震前或地震发生当时采取了合理的避险与自救行为。对唐山地震时观察到宏观前兆的509人的调查表明，地震时处于清醒、半清醒状态的占33?8%；地震前已经得到某种程度关于地震消息并采取避险措施的人占75%，而这部分人的文化程度与其行为有着明显关系。据调查，具有初等、中等和高等文化的人中，采取避险行为的比例分别为61?6％、70?0％、84?3%。可以看出，这一比例是随着人的文化程度而提高的。
地震灾害观是一种关于地震灾害的感性和理性反映，它制约着人们对地震灾害的态度。唐山人在经历了大地震的血的洗礼后总结出来的地震灾害观，不仅来之不易，而且有着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首先，有助于政府制定地震灾害对策。政府制定地震对策的基本依据有：对地震灾害程度和规模的预测；减轻和消除地震灾害的具体目标与要求；当地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再则是当地居民对地震灾害的应变能力，这是直接制约与决定地震对策能否实现的人的因素。其次，有助于强化公众抗御地震灾害的能力。明确提出地震灾害观问题，分析其内涵、构成要素、表现形式等，并进而有目的、有计划地树立、培养人的科学灾害观，是提高居民抗御地震灾害能力的核心。再次，推进地震科学研究的发展。与整个科学发展大趋势一样，地震科学也在逐步走向“大科学”。对地震灾害的研究日益动员起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两种力量，而这当中对人的研究又占据着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将人文科学引入对地震灾害的研究领域，是当今地震科学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大防御战略是时代的要求
在唐山地震发生及其以后的长时间里，对于地震防御和减轻震灾问题，人们大多只是考虑到两种对策：一是地震预报，一是地震救灾。但当我们研究了唐山以及其他震例之后，发现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预报也好，救灾也好，都只是在地震发生前或发生后做文章，而地震发生当时，人是否也可以有所作为呢？回答是应当肯定的。美国科学史学者乔治?萨顿在《科学的生命》一书中讲过这样的话来说明人在灾难面前的主体能动性：“一切灾难，无论是由不可驾驭自然力量还是由不能制止的人类愚蠢行为造成的，都不过是偶然事件。这些灾难是很可怕的，它们干扰了人们的基本活动，然而没有也不能支配人们的基本活动。”我们在《地震社会学初探》一书中对上述问题给予探讨并试图作出回答。这就是大防御战略的提出。
地震预报对于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早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加强地震预报研究的任务。1975年还取得了准确预报海城地震的成功。地震后，在唐山以及更广大地区有一种说法广泛流传：已经有人测出了地震发生的时间，就是因为上级不让报，才造成那么多的人死于非命。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的研究表明，地震预报绝非这样简单的事情。《地震社会学初探》一书中专门设立《两难中的地震预报》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成功的地震预报必须达到三个方面的要求：科学上的准确性，即准确地预报出地震的时间、地点和强度；程序上的严密，地震预报的发布是一个过程，由预测、决策到发布涉及众多部门、多种程序。这程序必须严密无疏漏，必须有以法律为保证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公众配合的默契。地震预报发布后，要求社会公众做出适当而必要的反应。这反应达不到规定的要求或者过度，都将不能实现防灾的目的。”这三个条件即使在目前的我国依然没有能够完全具备；再加上地震预报本身的特点，“第一，地震预报的后果具有两极性：非利即害，这导致在预报工作上，报也难，不报也难。……第二，群众心理的不稳定会使地震预报后果的两极性变得更为突出……第三，政府对待地震预报（预防）工作的态度上也存在着两难性。”这一切归结起来说明，就地震预报而言，它的成功和失败，都取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达程度，以及社会能否为成功和有效的地震预报提供必须的条件。目前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何况国内外已经有诸多事例表明，一次失败的地震预报所造成的损失甚至会大于实际发生的地震。
如果，在科学技术上解决了准确预报的问题，是否一旦准确预报了地震，就一定能够防御、减轻甚至避免地震灾害了呢，其实也不然，事情要复杂得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提出了“大防御”的思想和战略，认为震灾防御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震灾防御是指震灾预防，而广义震灾防御则是指在狭义震灾防御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进一步措施，在地震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采取减轻灾害的应急措施，并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保证灾区人民不再遭受新的伤害。这后者便称为“大防御”战略。《地震社会学初探》书中指出：“所以要提出大防御，是因为震灾的发生是一个过程。它始于地震的发生，却并不止于地震的停止。地震之后，由于人类生存条件的被破坏，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造成一系列继发性灾害，如火灾、水灾、饥荒、瘟疫等。这种种继发性灾害将会继续伤害幸存下来的人们。因此，震灾防御应贯穿在震前、震时、震后这一全过程中。”全面的地震灾害防御必须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任务这就是：“第一，震前作好一系列防范工作，以求地震发生时不至大规模破坏人工建筑等人的生存条件，进而伤及人的生命；第二，地震发生时，在人工建筑物等生存条件遭到直接破坏时，人们运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智慧和知识以及其他可以利用的一切条件，尽可能地避开危险，保存自己；第三，地震发生后，防止发生新的继发性灾害。这一条通常被认为是救灾的内容。其实，既然是防止它的发生，那就应当属于震灾防御的范围。”由此也就可以看出，震灾防御是一项具有广泛内容的社会活动，它需要动员包括政府、科技工作者、公众和社会群体等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各种手段，防护人的生存条件免遭破坏，从而使灾区人民能够正常地或基本正常地生活。这一战略思想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至今依然有着它的现实价值。穿越地狱的行旅
我对灾害的研究同样是一个混杂着痛苦和艰难的过程。我把这个过程叫做为“穿越地狱的行旅”。大地震中我是偶然地被遗忘在地狱门口，而这次则是我主动下了地狱，有一点“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劲头。
1983年春天，我着手组织唐山抗震救灾史的研究工作，其成果就是《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书。鉴于当时依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为自己确定了几条准则：坚持实事求是，要反映出地震前后的历史真实；要为后人多保留一些历史资料和可以借鉴的经验；要站在社会公众角度反映这场灾难，反映出人民的心情和感受。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太普通平常了，但经历过20多年前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想到，这些想法本身就承担着许多风险。值得欣慰的是，我在研究和编写工作中坚持了这些准则。这才使得《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书至今依然有着它的价值，依然为人们所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