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部分组成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却引起了知识分子更多的兴趣。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主要就是唯物史观的传播。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历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学也成为较早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科之一。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历史观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对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新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和理解未必准确和全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是作为一个改造中国的思想工具而被传入的。但是为什么唯物史观在“五四”运动前后成为许多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思想资源，与同时期其他思想理论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当然，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与唯物史观本身的科学性不无关系。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的早期，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不仅仅是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还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特质以及中国时代条件的需要。
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首先接受唯物史观的基础。梁启超曾经这样说：“中国在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中国传统史学形成了全面而又系统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等等，并且形成了优良的史学传统。在古代，史学还起着文化教育、资治鉴戒的社会功能，这种影响就使得中国史学与现实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史学的泽养，也给古代士人提供了一种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使得知识人总是从历史中去寻求对现实问题的解决途径，这种思维方式对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理论的选择也是以“科学”和“民主”作为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历史变化作出科学认识的理论以及适合知识分子解救困局救亡心理的理论才会引起知识分子的兴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变迁深入的认识和分析以及对现代社会变动具有规律性的认识，正是其他各种理论都无法相比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适合了五四前后知识分子认识中国社会，解救中国危机的理论需求，因而能够被许多知识分子所接受。
唯物史观的发展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中国革命发展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在早期，还屡屡遭到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人对中国独特的历史不了解，对中国社会现状认识不清。这一重大的现实课题就需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对中国社会演变规律以及社会性质的认识进一步有所深入，就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中国史学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需要革新，需要从历史观和方法上全面地转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正适应了近代中国史学变革的要求。唯物史观适应了中国社会时代发展的要求，从而也给中国的革命发展和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从上述几点来看，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而是满足了时代发展要求以及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需要。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之后，很快就对中国的历史学产生了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中国之后，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向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转化，如何认识中国独特的历史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原则，但这并不是说直接拿过来就可以用来研究中国历史了。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要实现自己的作用就必须适应具体历史条件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与19世纪的欧洲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些结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并不是提供一些具体的结论，而是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历史研究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和研究特色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原则、立场和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并从中总结出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逐步构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有实现了这些步骤，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实现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最为重要的是历史观的转变，因为历史观在史学研究中是居于指导和支配的地位，只有实现了历史观的根本转变，才完成了史学最为核心内容的转变。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过程中也是实现中国史学历史观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反映。在史学研究中，史学研究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也是不断地深入，史学理论也随着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理解和史学研究的深入而得以创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对事物认识的规律也得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运用，这样也促进了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从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入手，从而形成了符合历史学特点的、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
当然，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和内容的更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宏观变迁中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历史学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史学发生的变化。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这样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产生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和的观念，从五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做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研究技术和经济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主义促使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出现的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还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这是巴勒克拉夫对唯物史观在西方对史学产生影响的评价，尽管其中的某些结论并不适用于中国，而且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有着自己的特色，但这一总结还是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发展也主要是围绕着这些方面的影响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之后，许多史学家就认真地探讨这一科学理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场和观点来认识和分析中国的社会变迁。其中，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和吕振羽等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形成以及理论的创新上作了大量的研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有了深入的认识。从史学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不断推陈出新，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构架；从史学方法上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吸取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方法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近90年时间的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自己较为成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解释构架。
综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诸多有利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了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特殊时代环境的影响，学术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不能完全脱离现实政治斗争的影响，学术研究的标准往往与政治立场挂钩，使得学术研究政治化，这就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运用。另外，中国史学研究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大多都是从其他国家转手而来，早期是日本，之后是苏联。这一中转过程不可避免地使马克思主义发生某些变化，从而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理解和吸收。但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坚持和应用。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已经超过了一个学科容涵的内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仅只是改变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观，而且也是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的重要理论工具。******就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基础。”因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以及成果又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新的课题。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只有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才可以推动实践的前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正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断地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其中也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新。这一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大的理论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新。正如******所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进行理论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新问题，这就需要当代的史学工作者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从而推动中国马克思史学的不断前进。
第一节 中国近代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
一、中国史学的传统与特点
中国史学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史学的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一系列的优良传统，这些传统被后世的史学家传承，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使中国史学独具特色。
（一）中国史学的传统
中国的史学撰述形式多样。编年体是较早成熟的一种史著体裁。甲骨卜辞上已经有了年、月、日，人物、事件的记载，只是内容极为简略，但已经具有了编年体的形态。春秋时期，孔子依据鲁国的历史采用编年体编修成《春秋》，记载了鲁国242年间的史事。编年体此后一直被史家所采用。到了宋代，编年体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代表作就是司马光所编修的《资治通鉴》。纪传体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史著体裁，司马迁将以前不成熟的史学体裁加以完善，最终创造出了本纪、世家、书、表、列传五部分组合而成的纪传体史书体裁。纪传体的史书体裁也被后世的史家采用和模仿，成为中国历史上“正史”编修的体例。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前后相接、连续不断的纪传体史书多达二十四部，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在中国史学发展中，还出现了纪事本末体、典制体等史书体裁。
中国传统史学论著中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社会生活、自然现象、政治制度等内容无所不包。纪传体志的内容就涵盖了各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民间所修的地方志、家传、谱牒，极大地丰富了史书的内容，全面地展示了社会变迁的状况。
中国古代史学名著都是兼顾史义、史文、史事。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史德》中指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有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也就是在一部史学著作中，有充足的、丰富的史事作为论据，这是史著立论的依据，在史著中，最为可贵的要有著者的观点。观点则是从丰富充足的史事中得出的，但仅具此两项并不够，史著还要有文采，文是表达观点、陈述史实的工具。《史记》就是兼顾史义、史文、史事的代表。司马迁写作《史记》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占有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后世出土的青铜器和甲骨文印证了司马迁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从中可见，司马迁在历史资料方面有着充分的准备。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时常在某一篇目的结尾，阐发自己的观点，得出一些近似于规律、经验之类的总结，使史著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做到了史论结合。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保证，也是《史记》流传千古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因此被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中国史学传统中史义、史文、史事三者的有机结合。在这其中有着恢宏的历史视野，也有具体微观的历史细节的考证，从而构成了中国历史著作较为完备的叙事、论证结构。
私人修史与国家修史并重。孔子编修《春秋》，这是中国历史上私人修史的开端。在此之前的****时代，已经产生了记言、记事之史，都是国家设立的专门的史官，西周时期，史官的职能分工更为明确。唐代设立了使馆制度，保证史学的繁荣。而孔子修史，标志着中国史学的产生，也是私人修史的开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原来的国家史著和记载只是保存于官府为贵族服务，孔子编修《春秋》之后，普通人就可以见到，这样就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孔子修史将自己的志向和社会理想蕴含在史书中，借以推广自己的理想。这一做法对后世的史家和士人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中国史学两千多年的历程中，私人修史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私人修史和国家修史的两种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是促动了中国史学的发达。这两种修史途径又有着不同的特色和重点。国家修史所注重的是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功效，因而其中内容上相对而言成例比较单一。私人修史则在内容上比较丰富，而且有的史家不入官府，这样就保证了史著的独立性，较少受到政治上的压力，从而为后世提供了较为真实的历史记录和历史材料。当然国家修史与私人修史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所形成的传统并不仅仅只限于上述三点。瞿林东先生在论及中国史学传统时，有较为全面的论述：“书法无隐、秉笔直书的传统；求真原则与追求信史的传统；丰富多样的史书题材和史书内容与形式的相协调的传统；讲究史文表达的传统；明理、明道与经世致用的传统，史学家的广阔胸怀与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传统；关注史学批评和理论探讨的传统；重视史家修养的传统；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优秀的民族精神的传统。”
中国史学传统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规则性的史学因素。中国史学传统是保证中国史学发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也是史学的灵魂。
（二）传统史学的特点
史著中蕴含着极为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孔子在撰修《春秋》时，“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伦之纪”，其中就包含有极为强烈的匡时济世意识，使史著带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功能。这种意识也被后世的史学家所传承。班固的《汉书》，为后世史学家编修断代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也逐步演化成为“正史”的编修原则。这种演化其中有新王朝建立之后，显示改立新元的意图，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包含着借鉴前朝灭亡教训的取向。因而编修正史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司马光编修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是一本为封建统治者提供政治智慧的读本，其书名的选取，恰当地展示了史学社会政治功能。经世致用的意识使得中国传统史学带上了极为强烈的资治鉴戒的社会政治功能。
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通过不同的途径为现实政治服务。像杜佑撰修的《通典》一书，其立论的目的极为明确。杜佑身为唐朝的高官贵族，对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极为熟悉，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衰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杜佑决定撰写《通典》，为统治者提供参考。《通典》全书达200卷，分为职官、选举、食货、礼、乐、刑、州郡、边防八门，这些内容对于封建国家的统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明清之际，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所倡导的实学学风，进一步将史学的经世致用的功能推向一个高潮。瞿林东这样评价：“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的发展，近代救亡图存的实学思潮的兴起，对边疆史地与外国历史现状的研究，以及魏源把撰述史书看做是为对付外国侵略者而作，更反映了史学的发展与时代的脉搏丝丝相扣，息息相关。”
经世致用思想使得史学能够参与到社会现实中来，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但是史学与政治过度紧密的关系使得史学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政治的附庸，失掉了史学经世致用的功用，对史学的健康发展有消极影响。
史学著作中包含着浓厚的道德意识，是中国史学又一特点。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就是史学著作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道德评价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二就是对史家道德修养的要求。
史著中对事件、人物的道德评价。自孔子修史《春秋》之后，其中以名分以及等级制度褒贬善恶以惩戒后人的做法，逐步演化成为较为系统的理论形态。在中国古代的史著中对人物特别是皇帝的评价都是带有极为浓厚的道德色彩。皇帝谥号就是极为明显的体现，这主要依据皇帝生前的所作所为，依据他的一生的作为从而给予适当的评价。私人修史在很少受到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更是较为全面地展示一朝一代的政治、经济等情况。朱棣曾授意篡改《洪武实录》和焦芳编修的《孝宗实录》为他的“靖难之役”提供合理的证据，这种做法遭到了史学家的批判，谈迁在《国榷》一书中依据大量的史料，对此作了改正和说明，对朱棣的行为有了较为客观的记载。但是不管是哪种途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以道德的杠杆来衡量的。
与此相关的是，对史家道德修养有较高要求。在中国古代社会，史学家有着较高的官职和社会地位，修史被视作一项传之后世、名扬千古的光荣事业。这就要求史家实事求是地记载历史和评价历史。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就要求史家有较之常人更高的修养。刘知几在《史通》里曾经专列《直书》一篇，论及史家要有“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品德修养。章学诚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几“史学三长”理论，提出了“史德”的思想。这些都是对史家道德修养的论述。重视道德评价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特点，其中也有很大的局限，“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缺陷却又使史家陷入了困境。
史学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识和宏观的历史视野。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的产生比较早，“殷鉴”就是对早期历史意识的一次总结和表达。后世的史家将这种意识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对历史及史学具有规律性的认识。这种历史意识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以及历史理论的成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宏观的历史视野。这主要是指历史学家所具有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我国古代史学家的知识结构是比较合理的，从个人的史著来看，有对一般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品评，更有对政治制度的综合叙述，有对历史人物作用的分析评价，更有对天文地理知识的深刻钻研，既有把握历史宏观发展的能力，又有深入细致分析历史上典章制度的能力。这些能力展示了古代史家丰富的知识和恢弘的历史视野。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得中国古代史著中具有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内容。
史学著作中的历史意识和宏观的历史视野就使得中国传统史学具有关注现实，又注重传统的风格，在这两者之间，更为强调古为今用，注意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和规律，因而在中国的史学著作中出现了贯通古今的气象，史学著作的视野博大广阔。
二、近代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
近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一次整理。在这个过程中，史学家并未抛弃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是在继承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史学批判和吸收，进而借用西方的新理论，构建出新的史学体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危机更甚于前。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为了探索中国社会的出路，纷纷把目光转向西方，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文化。进化论的输入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事件。
严复的《天演论》是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只翻译了前半部分。严复在翻译的过程中加注了大量按语，在按语中做了大量的发挥和阐释，并在有些部分改写了赫胥黎原著的观点和理论。这一过程的转变是有重大意义的。严复将社会进化中的弱肉强食理论输入中国，但更为重要的是严复要中国人明白弱肉强食、如不抗争就要灭亡的规律。他将强者生存，弱者灭亡的理论转化成为了弱小民族前进的精神动力和理论基础。这一过程的转变对中国人的历史观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长期以来，变易史观和循环史观一直统治着中国史学领域，使得史学的发展始终不能够有所创新和突破，也限制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状况因为进化论的进入而得以改变。
这一时期还输入了大量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主要是译述日本的史学理论或者是介绍传入日本的西方史学理论。梁启超描述：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想率求学海外。……壬寅、癸卯间，译述职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日本史学理论著作有老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和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译述西方的史学著作有法国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英国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等著作，这些史学著作对近代中国的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有人分析：“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的新史学思潮中，强调要注意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要探究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求得历史发展的‘公理’或‘公例’，开始提到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些显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巴克尔文明史学思想的影响。”
西方理论的输入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的新鲜历史观，直接推动史学发生了质的飞跃，催生了近代的新史学。史学家自觉地反思传统史学的弊病，运用进化论研究历史。梁启超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反思集中表现在“四弊”“二病”说上。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具有“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致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而这“四弊”又复生“两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的弊病。梁启超的批判可谓是切中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要害。
梁启超又将进化史观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写成近代中国史学史上第一篇系统的长篇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运用进化论和因果律，把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思想变迁看做是有因果联系的嬗变过程，研究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因素对学术的影响和各种学派之间的互相作用，在诸多方面都有创获，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胡适曾经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梁启超以敏锐的眼光和实际行动对新史学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随着史学家对西方思想理论理解的逐步深入，并将之运用到历史研究中，近代新史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夏曾佑写成近代史上第一部以进化论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作——《中国古代史》。此书采用了章节体，在写作体例上的新突破。此外，梁启超、章太炎都有对新的史著体裁的探索。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新的历史观为指导的著作。
新史学的初步发展虽然较快，但还有较多的问题，在吸收西方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深入，再者就是西方的史学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当然也是由于新史学本身历史观的局限，因而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并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入
传统史学受到了批判，西方的历史理论著作被大量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开始为人所知，逐步在中国传播。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然而，近代中国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并未立即传入。据资料记载，中国最早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19世纪70年代，当时江南制造总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一书，中国人才最早提到共产主义一词，被音译为“康密尼人”，但是书中称共产主义者是“奸民”“乱党”。1899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登载了李提太摩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一文，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并称之为“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马克思）主于资本主义者”。又说：“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
历史进入20世纪，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马克思主义逐渐被引入。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唯物史观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注意。梁启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1902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与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介绍：“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并对马克思的主张作了简要的介绍：“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服。”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梁启超不可能对唯物史观作系统和科学的介绍。
在早期唯物史观理论的传播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11期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提到“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他还在文中列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是比较早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朱执信是第一位在中国提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论断的思想家。1906年，他发表了《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认识到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最根本原因在于唯物史观的发现。在《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中，第一个传记就是马克思的传记，在文中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和“十条纲领”，对阶级斗争的观点也有所认识，但由于他只是从政治角度考察问题，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还没有系统掌握。
无政府主义对早期唯物史观也有介绍。刘师培等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在核心刊物《天义报》上刊载了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的个别段落。江亢虎、刘师复、李石曾等人对唯物史观都作了介绍，但这一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偏见，加之他们的政治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差甚远，因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介绍上都有很大的偏差。
早期这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是不全面的，加之阶级立场的限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观的零星触及，只是为他们自己的理论做宣传，引用其中能支撑自己理论的只言片语，“唯物史观即使在1918年之前就已进入了中国的史学词汇表，它也没能对中国历史的概念形成任何重要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俄国，“在俄国革命的唤醒下，中国知识分子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第一次严肃的讨论；从此以后，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和兴趣不断增长。”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唯物史观做了广泛宣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总之，自五四运动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在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中，马克思主义逐步扩大了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得到广泛的传播，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