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次，我从油麻地去香港岛看维多利亚湾的夜景，途中步行经过一个隧道。隧道的名字已忘记了，印象是宽亮如昼。走着，目光被左壁招帖画吸引：
一个风尘仆仆的汉子迎面而来。他刚毅精悍，左腿是机械假肢，肩膀有些前斜，吃力地，渴盼地疾行。画面下方的文字说此人为病中的穷孩子募捐，正在旅途中。画中心有大字：
跟穷人一起上路。
这位汉子一定走过了千山万水，不然不会有如此深邃的目光。他刚毅的表情背后掩饰着隐痛，用这条假肢走，每一步恐怕都要痛。那么——他正徒步穿越新疆的独山子、玛纳斯、一碗泉，甘肃的马莲井、黄羊镇、娘娘坎，然后经陕鄂湘粤到香港。他是香港人。一个忍痛的行者用假肢穿越过大西北的旷野，信念像火苗一样越烧越旺，给没钱的孩子治病。
照片用镀铬金属镶框，内置灯光照明，一幅连一幅延伸到前面。画面上的汉子像排队一样，一个接一个向你迎面走来，昂着头，有些吃力地移脚。然后是一行比一行小的字：
跟穷人一起上路。
香港街头，很少见到通常印象中的穷人，大家似乎衣食丰足。在这幅视觉冲击力强烈的招贴画中，“穷人”两字竟很尊贵，关注他们如同人人的责任。
就是说，此刻我感动了，血液从各处奔涌而出，冲撞全身。心里默念：跟穷人一起上路！
跟穷人一起上路
这时，耳边歌声趋近，不远的地方有一支乐队。四个淡蓝色牛仔装的年轻人弹唱，三男一女。隧道高瓦数的橙光把他们脸庞勾勒得十分柔和。他们沉静吟唱美国乡村歌曲，弹电贝司的女孩子很卖力，头发在肩膀上跳。他们脚下一只干草色的牛仔礼帽里有散钞，纸卡写着“为脊髓灰质炎病童筹款”。
乡村歌曲在海底隧道回荡，宁静而朴素。曲调如RICHAED MARX的风格，把渴盼压在了心里，舒展、大度而倔犟。譬如fools game。又如my confession。吉它、蓝色牛仔装和他们头发上金黄的轮廓光，与音乐一起构成了奇特的效果，身后招贴画上的独行者目光炯炯，简直就要破壁而出。
我想站下多听一会儿，但听众只有我一个人。别人扔下钱匆匆而行。我把仅有的一些港元扔进干草色的礼帽里，感到轻松。这几天我被这钱弄得枯燥。买东西剩下的这点钱，大件买不成，小件又不想买。还得动脑筋找打折的商店。比如“SoGo”，又要算计地铁费用等等，哪如此刻省心。
乡村歌曲对爱情、忧伤和前途均有独特的诠释方式，就像枝头上的花与瓶里的花不一样，像赤脚在五月的玉米地里走过，脚丫缝感到土壤的湿润，像衣衫带着松香味，指甲缝里有洗不尽的新鲜泥土。但我把所有的钱放进礼帽之后，伫立倾听就有一些惭愧。我想有钱真是不错，隔一会儿，往那里扔点钱，再接着听。但是把钱分几次给一个募集善款的乐队，似乎也不像话。
他们并没有用目光驱人，眼神里多少还有一些谢意，感谢我目不转睛地倾听。跟港人比，我有许多时间，但仍然不能长久流连。
乡村歌曲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远，我用目光接过一幅又一幅的“跟穷人一起上路”，向出口走去。这时口袋空空，我把它翻出来，像两只兔子耳朵在腿侧垂着。我童年曾玩过这样的游戏，那时没有钱，口袋是一些纸团。现在演习一遍，竟很新鲜，好像洗手套一样把自己翻过来洗干净了。人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存在，在所谓“思维”中编码和解码。人会为了语言而放弃事实，放弃自己。在进入语言之前，我们还在门口依恋其他语言，用其他方式命名的、解释世界的声音或通道，呼唤它们，期望由它们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狗叫即是一种。
由声音打开一个神秘世界的大门，是人所遭逢的奇迹。
洛林·马泽尔在199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第七个曲目之后，放下指挥棒，从谱架上拿起一把小提琴，挥弓作秀，出演《帕格尼尼圆舞曲》，而对乐队的指挥则以眉眼表情代替。他的弓刚放到弦上即被弹起，像正负极的两根电线溅出火花。开始两个音符如叩门声，清晨，穿睡衣的小女孩怯怯叩妈妈寝室的门；如从衣袋滑落在大理石地板上的银币，连跳两下；如眼色，如击掌，情人从金碧辉煌的舞会隐入暗夜，火枪手点燃了火绒。帕格尼尼，这位炫技派大师当然要在圆舞曲中铺排最为纸醉金迷的盛宴，所有华丽的富有表演性的弓法在这里淋漓尽致，因为这是绅士贵妇翩翩起舞的筵宴，有无数的锦缎自天而下，琥珀色的酒浆像金箭，射中所有人的灵魂。我听说过许多“尼尼”和“尼”，他们在意大利，深陷的眼窝里藏着地中海的波光。帕格尼尼，是一个形单影只的天才，一个热亚那商人的儿子，拿破仑的妹妹伊萨丽公主一度的情人。他的华丽和炫耀造就了另一位更喜欢华丽和炫耀的李斯特。倘若帕格尼尼活到今天，他会比好莱坞的唯美派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和年演出场次最多的小提琴大师以撒克·帕尔曼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还要多。他在旋律上比别人更注重妩媚优美，这是所谓电影最需要的东西。在《泰坦尼克》中，观众热泪难抑，人常常由于音乐而打开封在心灵上的最后一道锁。帕格尼尼创造的双泛音、跳弓，使小提琴演奏变得神乎其技。1795年，父亲领帕格尼尼去帕尔马拜访小提琴大家罗拉。罗拉的房里放着新写的协奏曲和一把小提琴，帕格尼尼的父亲大发神威，命令十三岁的帕格尼尼演奏，在隔壁房间卧病不起的罗拉顷闻琴声，不禁目瞪口呆，挣扎着过来对帕格尼尼说：“孩子，你让我教你什么呢？”
洛林·马泽尔穿一件苏格兰粗线毛衣，像在梦中划船一样指挥着普罗科菲耶夫的《伊凡雷帝》的片断。当然这不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师班。如果看到洛林·马泽尔的面庞、表情和他的苏格兰粗线毛衣，雕塑家们一定期望捉住他，按在石膏里做一个模子，然后成批地翻制塑像。那是一个用汉白玉粗粗打凿的、带有希腊气质的被音乐灌醉了永远醒不来的牧羊人的形象。洛林-马泽尔常在一个乐段之后，对乐队深瞥一笑，此笑醉意深矣。而他在指挥的时候则坠人了梦乡，并不睁眼察望。人间的确没有什么可以和音乐相配的景象。在洛林·马泽尔身上，音乐成了他的呼吸、脉搏以及内分泌，随之起伏，分化瓦解。和弦、织体、复调，这一切不过是落花流水。
我想说洛林·马泽尔，当然还有其他伟大的音乐家，并不是我们同一时代的人，虽然我们共同生活在19××年。如果我们吞吞吐吐地跟着他说：股市、战争、裘皮大衣等词汇的时候，他可能听成放屁、吐痰、包皮。如果有人说，我们共同分享着电子产品、CNN、肯德基和联大每年上千条的决议，藉此找出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证据。卡拉扬、阿巴多、梅塔、洛林·马泽、穆蒂、克莱巴会说“NO”。他们没有察觉到和我们这些庸人生活在同一时间当中，你即使指出三天前发生在中非的军事政变或一个月前的空难也证明不了这些。
我了解我的庸俗。庸俗并不常常以庸俗的名义出现。宽容、随和、热爱生命也会成为庸俗的闪闪发亮的新标签。庸俗甚至会以责任和牺牲的面目出现。所谓“庸俗”一词被正视的时候，证明我们对原本有愧的生活方式已经进行了溶解，瓦解了内心深处那些绝不顺从的纯洁因子，我们也不因为内心冲突而惴惴不安了。然而——至少对我而言——音乐常常不择时地跳出来直指人的庸俗。当一个人用世事蹭蹬、委曲求全等理由为自己的昏昏噩噩定一个稳固的支票时，音乐会揭穿这一切。在心灵的意义上，庸俗是好不容易骗过了自己，但在音乐之门前面总也过不去，像横绑着扁担钻洞。这一层伪装像叫化鸡包敷的泥巴一样在音乐面前一块块裂纹剥落。一条清澈的、刺骨的河水，一点对岸的灯火，一种让我们显示愚蠢的试剂，就是音乐。
而我在早上起来——我已经记不住每个早上的情形了——宛如隔了很久之后又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心灵由于神奇的睡眠而澄清，明净可喜。但窗外、我的床，特别是镜子里的我，使我想起了我是谁。所谓“我是谁”意味着我的责任，昨天没有做完的事、向谁恭敬、为什么而烦愁。与以往一样的建筑、街道和声音，使我摆脱不了我，只好顺从地钻进“我”的外套，再过一天。实际上，我想过，如果这仅仅是记忆的原因，我是不是可以在醒来的时候大叫一声：“这是哪里？”然后匆匆逃离。逃走之后实现我过去的愿望——到小兴安岭的森林里奔走，呼吸腐殖质的气息，听脚在树叶之间的步伐，做一个鄂温克猎人的助手。但我离不开我的亲人，不会像兰波那样穿着拖鞋去街上买药之际赴比利时游历三年。但我们的确辜负了许许多多的早晨。早晨是逃走的最好时间。看一看孩子，早上起床，眼神看待周遭多么陌生，他要在脑子里费劲想一遍构成处境的元素：天、阳光、房子、窗、树、床、爸爸、妈妈。这些元素即语言每天早上为他演示一遍即时世界的逻辑，同时没收他的梦想，譬如离开、飞翔、杀死别人。他要通过痛苦与这个世界和解。通过饥饿和吃饱、通过声音和记忆，特别是通过游戏恢复与这个世界的认知。当一个人最终被确认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即依赖这个世界的事实之后，下面的时光只能是忧伤。像一根钉子被钉进木板里，除非有一天木板烂了或钉子锈蚀了，时间像暗物质一样从他身上离开。
除非有一种语言唤起另一类认识系统，譬如音乐。我起床的时候，开窗放新鲜空气，看一眼表，叠被。书橱、地毯、画、电视一如旧时，形状色彩包括它们的性质毫无改变，证明我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我已经不用再照镜子就知道我是谁。穿衣，坐在沙发上穿袜子。顺手放一张碟，打开音响，即我说过的《帕格尼尼圆舞曲》。弓子被弦电回，撞盅像儿童一般与弦说话、商量，然后向前进发（什么在进发？我也不知道。乐音在进发？无以名之的东西一去不回）。麦苗窜箭，蚯蚓松土，河岸在浪涛拍击下塌下一块，白云被崖顶的松树勾住，鸟儿在草地遗落了一根羽毛。它们消失了，我看到它们如此浩浩荡荡地消失，不禁悲伤。帕格尼尼对比、顿挫，不期然拽出一段柔美的华彩。
音乐之后，人变得孤孤零零。
那时我也想和它们一齐出发，前往它们的地方。
那个地方不一定阔绰，但新鲜、干净。说，当语言带给我们的所谓“思考”能力在音乐面前无法思考时，当我们想起可能有不止一个归宿，不止一个故乡时，如同你被绑在柱子上看别人游戏，最后，游戏的别人消失在开满鲜花的树林深处。
音乐至少提示人类的这种“思考”与能力习惯常常显得很蠢，包含无数虚假的东西。它有可能摒绝了更好的认识方式。
在我在童年学狗叫的时候，面红耳赤。我们想知道哪些声音代表哪些意义，想通过声音进入一扇新的大门。不能轻蔑“汪汪”。这些单音节的、粗糙的叫嚷是不是含有多样的意义呢？有没有狗的欢乐和悲伤？人听狗吠，如有愤怒。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鸟儿像在歌唱。声音与人的听觉器官之间的现有关系，构成了人的局限性。我们听到的“声音”是声波经过人类的听觉器官的纤毛舞蹈式的处理所获得的信号，这种信号在大脑里最终是电信号，而不是声波本身。而纤毛的运动像计算机的检码一样，是二进制的处理转换。我们能说我们听到了什么？只是接受一些信号。况且，有些波长的信号，人类根本听不到。学狗叫的孩子，也学过鸟叫和猫叫。我十分想知道，这种赝品叫声，在狗鸟那里有确切的含义吗？譬如：我害怕了、渴、把人类消灭等等。这些叫声当然不可能在它们的耳里形成下述含义：“他的脸形和语气就扰乱了我，这就迫使我对这个人有了全部相反的心理准备，他不可能按照别人哪怕是最微弱的思路去谈话，假如某一个人一生都与其有交往，我相信那么这样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就相对马原过完了相反的一生。”（陈家桥《马原》）。哈哈——姑以戴望舒的语气说话——这样的意思要用怎样的狗吠才能完成啊。许多人的一生是依赖眼睛——字来生活的，我不知道这在多大意义上脱离了人的本性，或者说离开了真理本身。而许多人（文人？）的乐趣正在这里。也许可以说，一个估屈聱牙的文人在本质上与一个农民相比，如同一个物种与另一个物种那么不同。苇岸曾对我说，我说不好，给你写信吧。他不相信“说”，声音在他看来是不坚固因而不可信的。他要像盖房子一样垒起一个又一个的字。字与字之间有墙壁回廊和花园。他看它们时，思想像士兵一样潜入这些建筑物，并消失在这些建筑物之中。文字可以掩盖许多愚蠢，最主要的，文字可以欺骗自己。弄诗文的人或许可以分为两大类，骗过了自己和没骗过自己的。高超、犀利、奥妙、无厘头的写法风格都易于骗过自己，让自己相信自己变成了别人。而没骗过自己的文字，属于“语言不好”之类。或不前卫、不主义、不×十年代、不疯狂、不尖叫、不状态、不后。我们沉溺于自己的庸俗，又反感自己的庸俗。庸俗在满足了我们的欲望之后显得死气沉沉，于是每个人都想变成另外的人。王小二想变成马原，李铁柱想变成周润发。人们想尽了办法来欺骗自己。而学狗叫只是企图做出这种改变的小小的一步。
小时候，一个朋友问我：“用狗叫说毛主席万岁咋说？”我听到此话脸色已变了，反动话，我和他会被拉出去枪毙。我一声未吭，往河水里扔石子。脚下的英金河拐了个弯儿，水草像死尸的头发随流飘舞。语言真是奥妙，否则怎么会有“用狗叫说毛主席万岁怎么说？”这样的课题。而写字，无论多么讨厌的人写出的“毛主席万岁”都不解构这句话的意义——如果它有意义的话。有些话在被写尽了的时候，在被用白石灰写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街道楼房村舍上，用铅笔写在田字格里、印在无以数计的报纸上的时候，这些话才失去意义，人间蒸发。
而声音，原本是另一套语言系统。当字被赋予声音的时候，应该是人类文化史与心灵史出现奇迹的时刻。杨振宁注意的是各地极力往外挣脱的方言在汉字面前共同读出同一声音所形成的民族统一的作用。而字和声音的结合，还意味着其他奇妙的事情，诗是其中之一，唱歌也是其中之一。当“峨眉”的读音在复杂和美妙的笔画中出现的时候，一件人间乐事已经完成。这些不以元音辅音拼写的汉字读出单个的声音时，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注定要与其他人有些不同。昨天我在电视里看乔冠华在联大演讲，声音尖涩。想起黑格尔说中国人说话有如怪叫。一个个单音节如同乱石兀立。一次，我把背面带字的纸对着阳光仰视，这些字突然变得陌生，甚至古怪。藉此体会到外国人面对汉字的困惑。对这些字，如果不学习它，谁也不相信它可以承载思想的，包括科技的信息。在陌生人面前，汉字是缠结的、闭锁的、沉闷的符码。应当说，它与生活中活生生的语言交流是难以相融的古代的遗物。而结合起来，则要付出许多时间与才智。而到了所谓得心应手之际，汉字以及它所背负的传统或许使这个人变得酸腐、乖戾或嚣张。
声音与文字的结合，说它是奇迹是就所谓“文化”的提升而言。它使人有可能从阅读和倾听中与书中的世界相遇。这里所有个人的经验都被统一到别人的经验中，从而形成重重误会。这些误会在形成中，有传统、流派甚至美感。当孩子从自己的生活中认识蓝天的时候，是仰面可观的，有鸟儿白云、光线明晦变幻的浩大视野。当别人说“这是Lan Tian”，本是吓人一跳的提示，也是无道理甚至粗暴的命名。孩子勉强接受了它，也只是为了和别人交流的必要。其实声音的“LanTian”和人们所看到的实体相比何其单薄不成样子。而“Lan Tian”变成“蓝天”被强迫记住的时候，真正的天空消失了，只剩“蓝天”。如果你拒绝它，就是和十几亿认同它的人作对，而被关在“文化”的外面。因而就人的天性而言，文字其实是最为粗暴的东西。许许多多人的美妙的思想就是由于不愿钻进这个下水道一般低矮潮湿的管子而无法与世人见面。你看不识字的小孩多么快乐，而用另一种语言系统思考的人，如物理学家崔琦，则显得喜气洋洋。我不懂物理学，约略知道某人洗澡池水漫出，某塔掷某球，是它们里面浅显的逸事，像禅宗公案一样。我要说的是，人的“思想生命”有许多条，当我的物理学生命被扼杀之后，就永不复活。像一棵大树的一根权枯萎了一样。这是说，你已失去了一个频率，一个轮子，一种思想。当然包括一种快乐。我的数学生命、物理学生命已圆寂了，而许多生命我根本就没有，譬如历史学、英语。我是一个孤零零在单向道路上行走的人。
在我们熟知了这些声音和文字之后，我们怎么用最个人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呢？没有办法。你要用大家说的那些话来说仅仅是你要说的话，譬如“我爱你”，一听就假。譬如我要说的是“你发际的芳香和你抬眼望人的样子使我爱你”，但话怎么能这么说呢？语言的空间和时间排列顺序导致了我们不能尽言。比这更高明的应该是一种化学方式。
而音乐则说出了我们的所想。当然比我们说的真切。有时候，请朋友共同听一只曲子，就是用音乐交谈。事实上，人类无法用语言表达巴赫那种对位的、复调的、在同一时间和空间所表达的思想。如果声音（意义）被迫按时间顺序表达，譬如用一个小时倾听《离骚》的朗诵的时候，许多元素被阻遏而散逸了。而昆虫用一点点分泌物就可以在同一时间、复合地传达一个信息的意义、范围、性质，包括色彩与体积以及情绪。对人类来说，以某种气息感受忧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就是说人类的思想无法与化学接通。真的令人惘然。
二
春天的雪片在街上消融。虽然落到地面就化了，但和下雨仍不一样。雪片悠扬，深思性的片絮如羽滑落。马路像黑色的岩石一样闪闪发亮，出租车溅起喷泉式的脏水。而马路两边的土地上，积雪埋伏。它们为什么不化呢？春雪怕冷，耸着腰挤在一起，蓬松晶莹。
树们知道这就是春雨，变成雪只是多一些典礼的意思，没有北风，没有冬日的肃杀。空气里甜丝丝地传出了树吁出的气味。春雨化妆成雪一个接一个跳下来。落在树权上的雪这一会儿就像鸟粪一样“啪唧”掉下来，使行人向上怒目。我觉得树的身体里面，一致回响着维瓦尔第《四季》的“春”。阿卡多用四把不同时期的史特拉底瓦利小提琴演奏四个季节，在1987年意大利克里莫纳的音乐节上。还有一个豪华的版本，斯特恩、祖克曼、敏茨和帕尔曼分别演奏春夏秋冬，极其挥霍。这说明谁都知道四季是四个不同的季节。春天和冬天的区别是什么？这就像斯特恩和帕尔曼的区别一样。当然这不意味着生命力的不同，而是理解与诠释的多样。
树们的“春天”是由树演奏的。这四把小提琴分别是杨树、柳树、碧桃树和桑树。它们木质不同、音色也不同。树的张开的手臂，多像执琴的姿态。它们用不同姿势站立在桑园里，交换眼色。在暮色来临的时刻，街车的灯光里有雪花钻人，窗外黑白斑驳，如同目睹一幅俄罗斯的油画。
维瓦尔第是一个神父。晚年他在教堂主持弥撒曲的时候，匆匆忙忙走出，到自己的房间记录脑子里涌出的乐思，因此受过宗教法庭的审判。维瓦尔第神父是个喜欢夸饰的人，说创作一首协奏曲比抄一遍更快。神父说自己有九十四部歌剧，但一般认为他只有四十多部。有一种说法称他患有胸腔疾病不适合神职工作，譬如念诵赞美诗。但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他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放弃神职而专心于音乐。在巴洛克音乐时期，一个受欢迎而且勤奋的音乐家的生活绝对经得起挥霍。他经常长途跋涉，监视自己新作品的初演，譬如前往罗马、维也纳，甚至到阿姆斯特丹。他在一生中的四十年中，在威尼斯的一家女童孤儿院任职，每月写出两首以上的弥撒曲，收取酬金。这些女童是失去双亲或由于私通而被遗弃的孤儿。由四十多名孩子组成的管弦乐团和合唱队，是维瓦尔第音乐最初的传达者。她们身穿白袍，头戴石榴花。她们歌唱，拉小提琴或吹巴松管。
和这些天使般的孩子们在一起，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重新听到上帝的声音。和这些小音乐家相处四十年，一个人所具备的美好情感会像泉水一样汩汩而出。所谓美好的情感是爱与仁慈。我不知道仁慈与爱有什么区别，但放在一起说，似更宽厚。有这种情感的人不妨乖张一些，铺排一些。斯特拉文斯基暗示维瓦尔第的四十多首协奏曲是由一首改编的，维瓦尔第的确可以用五天时间写出一协奏曲。但这都不曾妨碍他的音乐的美好。在某种情形下，音乐史家把维瓦尔第列入优秀的古典音乐大师行列似乎有些犹豫。维瓦尔第的音乐在他死后三百年间无声无臭，好像到了二十世纪才开始复活。和柴可夫斯基一样，他的协奏曲更像电影音乐，或者说电视节目的栏目开始曲。而他创作的勤奋，和大多数古典音乐家一样，是为了钱，而有了钱之后的景象是日日宴筵，夜夜笙歌。帕格尼尼的许多作品由于抬价过高而无法出版，也就是说失传了。为了钱而创作，为了奢华而赚钱，一生写几百部作品，也许是中国艺术家所不能理解。在某些“艺术家”的脑子里，钱虽可爱，却是艺术的敌人。不仅钱是艺术的敌人，富裕的生活，众多的作品都是艺术的敌人。现世的享乐和创作就这样可笑地僵持着。仿佛一有钱，艺术家纯洁的本性会像刚出土见风的贵妇人尸体一样朽烂变色、恶臭难闻。
在士与农、或官与商的古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的对位中，其实从来没有文人的地位，而艺人干脆是市井阶层的附庸，倡优之流。所谓“文人”在过去是对官的半成品的一种委婉的指谓，在读书与从政这一条传送带上，文人是即将人炉烧冶的砖坯。成则仕，不成则废。它从来不是一个阶层，也不具备在社会上生存下来的经济基础。对已经从政的文人来说，诗人是一个点缀，文人身份成为风雅的包装。而对未仕的读书人来说，被人们指为“文人”，庶几与废人无异。这意味着极为辛酸的生活，以及毫无价值的人生。
在很大意义上，中国古代文人的地位在人们视野里的提升，是由于五四运动之后重编的文学史的缘故。在本世纪初，中国人感受到没有大学的耻辱，办学的人则感受到没有文学史的耻辱。当时的人们甚至不知文学史应该从哪里编，魏晋还是汉唐。人们所看到的从《春秋》与《诗经》开始的文学史，实在是许多人绞尽脑汁的成果，这是在四书五经之外重新建立的另一种文化传承体系，是石破天惊之作。在本世纪初，为学堂而编纂的石破天惊之作还有很多，如《中国化学史》，将道士炼丹的行迹配方凑合成书，终因太荒诞以及与现代化学毫无关系而作罢。当李杜与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史安稳下来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官方的色彩，成为传统。已经死去的封建文化终于又活了过来，对新一代的读书人形成威压，并被要求成为他们的偶像。
中国古典文学的确非常值得玩味的东西，古代诗文所集体形成的艺术成就的确神乎其神。但这一套东西最好和瓷器、碑贴一道，由少量玩家来玩。古代诗文的奇迹和埃及金字塔一样，是永远不可能在现代出现的东西。那么文人——从本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文人，从省城到县城都有——胸中装着古代文人散发出的孤愤、清高与各种莫名其妙的情绪行吟浪唱，引人注目。在所谓“中国文学史”中，你看不到贯穿一致的东西，看不到善良、热爱民众与土地、人文主义关怀、关注时代等思潮，这些因素只是星星点点、毫无关联地出现在少数人的诗文中，谈不上传统。在古人留给我们又经今人精选的宝贵的诗文选本中，不仅没有农商与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也看不到譬如官员生涯对一个文人生活的补益以及与创作的关系，文人孜孜于官场的劳绩、他们嫖妓聚赌的私生活。这些选本清澈得令人不可思议，可见虚伪从唐宋元明清就是他们做人的主流。文学史的主线也是“越穷越光荣”。清高孤愤以及遗世独立似乎成了中国文人的美德。这当然是已经被文学史歪曲了的古代文人的生活情景以及心态。事实上，中国社会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文人们从来就没什么一致的思想。有一些相通的愿望譬如做官、温饱、享乐，也被文学史轻轻抹去了。被本世纪的文学史塑造的一些“典型”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形象，实在不堪考证。这些“典型”当然不比我们更糟糕，但也不比我们更脱俗。然而文学史所透出的这些信息，的确害了不少“文人”，包括不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的“文人”。他们渴望官，但在得不到的时候便骂官。当上了官的时候则要饮酒赏菊，又想造一则小民击鼓喊冤、大人明镜高悬的佳话。郑板桥即如此，每每为无人击鼓而憾。
把官作为一种可玩的雅事。饱读诗书的文人在任内有没有弯下腰扎扎实实为老百姓做事的呢？没有。因为中国文化不培养这种人，不鱼肉百姓以及背负廉名已经很好了。他们蔑视劳动者，大自然在他们眼里不是俄罗斯人所看到的母亲，而是可以与之眉目传情的美人，譬如冷月、寒梅、疏竹与小桥之类。即使潦倒，这班人物也不肯放弃斯文。当乞儿伸手要几颗蚕豆时，也要用极好的句式说出“多乎哉？不多也”。这些话可以找典故即书袋来。鲁迅非常好地刻画出他们的灵魂，只是他们顽疾太深，不肯悔改。倘若我们没有这些文学史，倘若我们在学校里像建立微积分与地质学一样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学科，培养一批热爱自然、热爱民众、纯朴而说人话的文科教师与作家，中国文学的状况要比现在好得多。本世纪的中国读者应该拥有的作家除鲁迅之外，既不是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等人，也不是夏衍、杨朔或浩然。如果我们能够产生托尔斯泰、桑德堡、纪伯伦这些更加仁厚踏实的作家，孩子们的精神视野要比现在饱满明亮。从本世纪的中国作家留给本民族、特别是留给孩子们的遗产而言，是令人惭愧的。即使王朔和金庸的大作，也不能弥补这种惭愧。在西班牙语的课本里，有多少精美的文字让孩子们诵读。在俄语、法语与英语的课本里，都不缺少由母语构成的奇异精美的世界。汉语课本却远远做不到这一点。不光是中小学课本的选者的眼光不逮，作家们一百年的努力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
在中国文人的创作中，很少看到他们的生存方式，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当然陶诗陆诗里面有农事、李白如走穴一般邀约云游。其他的人不知是怎样活过来的。生存，在他们看来或许是不值一提的事情，积累充足的粮食果腹，让它们作为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使生命个体的新陈代谢延续，是文人羞于开口的低贱之举。使一个人可以活下来的理由成为中国文人最不爱提的一件事。因此“君子忧道不忧贫”，“穷而后工”，“君子固贫”。这没有“道”重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重要。这种观念造成的文人的双重人格，以虚伪的面子L面对苦难重重的人生。“安贫乐道”，使他们一次又一次游离于社会发展的主流，并把轻贱商农的观念通过诗书遗毒于别的读书人。这种轻贱不仅针对商农，还针对所有不属于子日与海德格尔的自食其力的，使生活显示出丰富性的劳作的人。君不见，人一读书就痛苦，读中文系更容易痛苦，不滋滋味味，拿腔作势，用鸡爪子似的枯手罩住碟子“多乎哉？不多也”就活不下去。秦始皇焚书，毛泽东如此厌恶“知识分子”的心态吾等无从揣摩，但从文人本身的痛苦，就可以看出他们活得如此艰难和那么一种“架式”有关。这种双重人格或日畸态在动荡的社会生活面前貌似超然，然而一有机会（不是落草为寇的机会，而是做官的机会）文人会把虚伪背后的另一面全都暴露出来：自私、狭隘、阴损。这是压抑的结果，也是对“贫”与“求道”的补偿。
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特征，从横向的世界各国现当代史中，似乎都找出影子。卢旺达式的种族仇杀，埃塞俄比亚式的饥馑，苏联式的扩张与解体，新加坡式的法家峻治，美国式的开放、朝鲜式的封闭、印度式的一盘散沙、瑞士式的家庭作坊生产、奥地利式的载歌载舞、刚果式的难民潮、日本式的勤勉，等等，几千年风云激荡。然而中国没有《罗马史》那样的作品，从《全唐诗》中，我们如果真的认真读一遍，反而无法了解唐朝是怎样一回事。在古典音乐家当中，我们知道作为医生的柏辽兹靠私人授课生存；圣一桑靠在教堂弹管风琴生存；德彪西靠为唱诗班伴奏，为俄国的梅克夫人当家庭教师，出版曲谱和傍老富商的年轻妻子生存；李斯特靠旅行演奏和担任歌剧院指挥谋生。在外国“文人”那里，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生趣以及精致圣洁的天国气息。我所探讨的当然不是中国文人的存活方式，而是由于他们“厌生”形成的伪善对文艺本身形成的妨害。从社会形态上说，这当然与中国旧时没有形成完善的市民经济有关，与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心态，特别是荒唐的崇拜诗书的观念也有密切联系。这种观念直至今天也没有消散，一些×十年代的“文人”仍在拿腔作调地用鲁迅曾经以“最黑最黑的咒语”咒过的半吊子文言卖弄“文采”，过一下遗少瘾。
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春天像箭一样飞来，世间有流水、新发的枝叶和鸟群，人们健康，大踏步行走，彼此露出微笑。我们听到了我们的生活，感受到了即使不识字也能感受的大自然的恩典。当积雪迫不及待地化为溪水缭绕在树木脚下的时候，鸟儿不请自唱。在上帝的作品当中，没有什么生灵会对大自然无动于衷。在《四季》中，我们当然听不出维瓦尔第死在维也纳的一个寡妇家里，临终一贫如洗。正如我们听不出他是一个满脸红胡须的威尼斯人。
上帝的声音常借各种各样的人的表现显示出来。看到颜真卿的《祭侄稿》、苏轼的《寒食帖》，谁能相信这是一个“人”所能写出来的？看到牛顿的古典力学原理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想不出这是人类大脑的产物。看到乔丹的空中飞行投篮，看到不知作者的汉代说唱陶俑、看到婴儿甜美的微笑，我们惊讶这一切美好是怎样造成的。仿佛在人的力量后面还有更有力而完善的力量的存在。这仅仅是人。而在动物领域，豹的美丽使我们想问：是什么使你如此美丽？美丽的还有蝴蝶、甲虫、毛绒绒的鸡雏和手掌式的树叶。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切实的奇迹。不妨说，上帝把它的神奇分散于斯。包括随手拈起一小捏儿，放在维瓦尔第的身上。这一小捏儿在维瓦尔第心里储存了四十七年之后，变成了《四季》的“春”。虽然维氏说这是献给波希米亚伯爵W。冯·莫尔津的，这一献礼共有十二部协奏曲，号称《和声与创意的尝试》。而且，维氏在《四季》前写了四首不伦不类的十四行诗。事实上，“春”的扉页应该写上献给上帝，即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了上帝，它在维氏怀里揣了四十七年。
上帝并不特别偏爱艺术家，虽然有人说它好像偏爱过莫扎特。一种神的声音，或真理的声音可以从儿童的笔、老百姓的表达、甚至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的嘴里说出来。譬如一个人在对一件无可挽回的痛事进行追悔的时候，脑海里突然会冒出某年某日某人的忠告或者说规劝。这种忠告往往由于忠告者的平淡无奇而被当事人所漠然，最终却“不幸而言中”，仿佛奇迹。这就是我想说的“上帝假他人之口示谕”。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是这个意思。上帝的词语不会以社论、闪电或电视晚会主持人朗诵的方式出现在我们耳边，它惯于挑一些卑贱者完成这一项使命。我还想把它称为“迹象”。万事皆变，万变皆有迹象。人的愚钝过错，蠢思恶行皆因为没有注意到这种“词语”的示现，即“迹象”。有时候，一个人走着，被熟人看到，说“哎呀，你最近不大好吧？”此人正被一种潜在的痛症所困扰，而他的熟人也不是医生。那么，事情的性质竟被那人说中了，而且他说的竟被各种复杂的仪器所验证。这不是什么奇迹，只是任何一个事物在周围散发出的自己变化的迹象。当地震可以引起鸡鸣狗吠，而人麻木无知时，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难道人比鸡犬还笨吗？我们惯于让事情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囫囵信之，然后心安。用进化论解释人，用药解释细菌，用分子结构解释化学，用爱情解释男女，用阶级斗争或市场经济学说解释社会，用鸟鸣或水流解释乐曲，用主题解释作品，用语言解释心灵。所以我相信，人有可能常常比狗犬愚笨。如果鸡犬大脑神经元的计算速度和内存量和人相同的话，不会像人类这么令人失望。骄横、傲慢、欺诈、自私、虚伪、残酷，是我在四十年的时光中所看到的人类的最明显的特征。当然我也看到和感受到人的仁慈、纯洁、诚实、信任、宽厚和才智。有时——我拿不准可不可以这样说——觉得自己是混迹人群当中其他物种的一个观察员，譬如昆虫、鸟类和小型食草动物派来的观察员。用动物的眼光观察人类，似乎看到更多的东西。我对那些愤言造势，“以人为本”，用人或文人的不可一世的气概发出种种宣言的人物犹有观察兴趣，看他们怎么暴露他个人以及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愚蠢。
我不知道谁能来拯救他和他们。
三
雪化了，淌水如急箭在向阳的楼檐飞泻而下。马路对面的背阴处，白雪依然矜持隆重地堆积。这景象若让南方人看到，会诧异：你们北方人的生活多有诗意。积水的墙角，拉拉蔓和婆婆丁悄悄晾晒今年的新绿衣，春分了，虽然白雪没头没脑地一降再降。碧桃树的枝木开始涨红，褐紫的老树皮里透出新鲜的红晕，你还不好意思了。春天、没什么不好意思。过几日，碧桃树就要满枝繁花，出这么大的风头，心里总要斗争一番。婆婆丁的叶子和去年一样，没有新的改进，像一根凌乱的孔雀羽毛，缺顶端的那只蓝色独眼。
草们出来，是听到了谁的歌声？已经有证据表明，在人耳所能接受的波长之外，世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声音。草是草的歌声所唤醒的。那是清脆的、碎片式的，嘻嘻哈哈的歌声，像小孩站在岸上往水里掷冰。昨天我在电视的慢镜头里看到石子落水激起的波澜，宛如一个欧陆的王冠，圆而外溢，转瞬即逝。草听到了晒太阳的吆喝，探出头，它看到明晃晃的一切。它记忆不好，把去年的事情全忘记了，以为重新诞生，于是大喜。一切在它面前都是高大的，灌木高耸入云，蚂蚁像恐龙一样疾走，老鼠的皮毛散发臭味。草感到世界静悄悄的，因为它听不到人与汽车发出的声波。多么安静，全世界都是草的歌声，树的声音含混，像管风琴，听不真切。人类干张嘴发不出声音，像在互相模仿。而且，草认为人与人的区别只是鞋的区别。草看不到人的脸、乳房或屁股，但看到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鞋，发亮或发臭。草喜欢蜜蜂的脸，它的眼睛像玻璃幕墙一样雅致。毛虫从草的身旁经过，这是一列二十多个车厢的金色火车，安静柔软。它们的毛比蒲公英还要多，每一根都闪光。
有一次我躺在胡四台的草地上听CD。阳光照在脸上，然后顺鼻侧流进脖子里，困。鼻子灌满草香之后，思想就停止了。因此蒙古人当中出不来什么哲学家。仅有的哲学家艾思奇还是云南的蒙古人。草香带着睡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血管里四处坍塌，此刻，音乐反而澄明了，仿佛乐器的录音位置更加清晰，录音间也更加宽大。弦乐器和管乐器像山洞里的钟乳石一样从空中悬下，无人演奏，自动发声。我把随身听的两个耳机分别贴在两株草的叶子上，它们相距一米。如果有一种适用于草的心电图即示波器，给它们安上，草氏的生物电波一定会激颤。“中亚细亚的草原上，鲍罗丁。”我向它们报幕。中亚一细亚草原上，中一亚细亚的草原上。这是两种断句方式，我都向草说了，两株草为什么没有翩翩起舞？你们不喜欢鲍罗丁是一位化学家吗？他的博士论文叫做《砷与硫酸的类比》。小提琴的泛音从高音区舒缓而来，环绕在胡四台的草叶上，草叶旁边堆积着风干了的像草纸一样的牛粪。这是俄国主题，按鲍罗丁的说法，是一支卫兵守护下的俄国商队寂寞地走过沙漠。沙漠的上空，星星下垂，无比明亮，盯着骆驼的脚步。拨弦是马的蹄音。竖笛和法国号相继奏出一首俄罗斯民歌的旋律，然后英国管吹出哀婉的东方主题。次第，两只小号重现俄罗斯主题，大提琴和竖琴重现东方旋律。最后它们融为一体，小提琴和长笛代表俄国，巴松和小号代表东方。专家说，这意味着格迪安尼舒里伯爵与一位医生妻子的交通，鲍罗丁的问世就是格鲁吉亚与俄罗斯血统的融合。
我曾经想，草叶在鲍罗丁音乐的催化下，会不会发生奇异的变化。譬如像发条一样卷曲起来，或者颜色一点点变为透明的海蓝色、高级灰、富有中亚色彩的土红。胡四台没有什么像样的山，在当地人的语言里，没有“WOLA”（山峰）这个词，只有“MANGHA”（沙丘）。MANCHA假装是山，也逶迤起伏。风把山脊装饰出剃刀一样的刃，带着浅蓝的阴影，远看柔美金黄。从我大伯的后窗户望去，沙丘像一只抬起鼻子喷水的大象。象鼻子下面的湖里，不知藏伏多少天鹅蛋、野鸭蛋和水蛇。我想，如果用村里的大喇叭高声放送《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或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该是何等景象！走路一拐一拐背着手的蒙古牧人站住脚，抬头思索，如嗅空气中的异味。双手沾着玉米面的妇人抗议管大喇叭的人是疯子。低头吃草的马儿警觉地竖起尖耳。音乐像雨水一样，迅速洒在胡四台的每一样东西上，包括牛车的辕木和杀猪的门板上，钻进蜥蜴的耳朵和我嫂子装钱的红箱子里。她每次开箱子都很激动，把人撵出去。在一串钥匙中找出最珍贵的那个，啪嗒，阿里巴巴的箱子盖仰在墙壁上，露出白茬。她的钱夹在蒙古文杂志“CHAOLEMONC”（启明星）里面，这是内蒙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大型文学季刊。钱，每隔五六页夹一张，五十或一百元的。统共十来张。十元以下的钱是进不了“CHAOLEMONC”的，勒在我嫂子的小细腰上。那时候，你会看到胡四台有些变样了，虽然土屋、羊圈和公路一如旧时，但空气中飞翔着古典音乐，像下雪一样。这是赶也不走的。
（这时，窗外的马路上，一个骑车的警察单脚支地，用笔在本子上记。看这边一次，看马路那边两次。驼背离异的女理发师在两棵树间拉一根绳，挂上花花绿绿的搓澡巾。她抄手探头，看警察本子，警察像瓢虫一样飞走了。她以为警察在画楼玩。音响这时播放莫扎特的《驿站小夜曲》——维也纳爱乐乐团，伯姆指挥。弗雷德说，此曲述说大学生离开萨尔茨堡，奔走四方。）上个月，我写过一篇愚蠢的文章，说“雪花无声无息地落下来，有如歌剧的序幕”云云。我以为雪花没有声音是它的质量太轻了。前不久，国外有两个比我高明的人在下雪的时候爬到房顶上，用麦克风吸纳雪花的“声音”，然后接到示波器上。他们发现，雪花的“声音”是非常尖锐的，像救火车一样，但这种高频我们听不到。上帝并没有把所有的能力赋予人，也留了个心眼。然而人的基本观念却是：人是无所不能的。从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喧嚣以及本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使人无比膨胀。雪花的飘落声是尖锐的？像开花一样“吱吱”的，像蝙蝠或燕子的叫声一样？我看着窗外的雪，觉得不可思议。如果人们可以听到，那么满街都是捂耳奔跑的人。科学家则要研究如何降低雪的噪声。雪下墙角却有胆大的小草伸展枝叶，这真是令人非常满意的事情。拉拉蔓能听到雪的尖叫吗？闭嘴！你们这些轻浮的雪。婆婆丁说，我的叶子很像泰国国王侍卫手里拿的大羽毛，国王的女儿翻译了一百多首中国古诗，腿很粗，相貌如同乡村教师。季羡林参加了她的颁奖仪式。
拉拉蔓的根是雪白雪白的，像野鸡胸脯的肉丝那么白，一嚼有点辣，这是我小时候最喜爱的食品之一，之二是榆树皮，粘而甜与滑溜，真应该献给中央领导尝一尝，新鲜。在盟体育场，有无数拉拉蔓，六瓣叶子像小芭蕉。我们挖。那时游泳池的音乐体现藏人风情，远飞的大啊雁安安安安，请嗯你衣快快飞，真是这么回事。我们看一眼蓝天，用玻璃碴子接着挖，嚼，别怕沙子。空旷的体育场，听音乐，挖拉拉蔓，多好。我一二年级的时候，朋友都是女同学。我们班的苏娅、木娅、陶娅，她们的爸都给她们往娅上起名。还有佟爱兰和乌爱华。乌爱华她爸是公安大队长，陶娅她爸是盟长。我挖到一根，给她们看，她们说我看看，看完还给我。她们挖到也给我看。我们贪婪无邪，笑嘻嘻的。不要把书包丢了，也不要在奔跑中把文具盒颠散了馅。如果在今天，我请其中一娅到家，听勃拉姆斯，会意处相视一笑，是决无可能的。一对四十多岁的男女脸对脸地笑，咱不说这是否难堪，属实有如不轨。岁月剥夺我们多少快乐。听勃拉姆斯与莫扎特只能一个人听——有时音乐里有如密语，常常说出一个人内心的矛盾冲突。人这时候摊开了，像躺在手术台上。这是最脆弱的一刻，突然发现身边还有一个人，令人紧张。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不能放交响乐。
我常常从古典音乐中感受到人的卑微和人的可耻。这种感受从依贡·席勒的画里可以看出来。席勒画出了人对性的依赖。也就是，人在性面前是下作甚至卑劣的。动物学家十分困惑人为什么没有发情期的限制，女人的一生大约有四十年的时间每个月都在排卵，男人在睾丸酮的支持下每时每刻都在生成精子。这在哺乳类动物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可以说这是奇迹，也可以说恐怖。我们为睾丸酮害苦了，这种由CHOL（胆固酵）合成的促进性欲的激素把人们折腾得悲欢离合。古人不识睾丸酮，就说“情为何物”。
我多想像动物一样宁静，鹤用一条腿长久地伫立在河边，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我们不能。实在说，人的一生有十年的发情期，每半年有一个月就足够了，余下的时间我们好好享受生活。席勒常常用飞快的速度，铁丝般纠结干涩的线条画裸女速写，画完在私处用橙色重抹一笔。我惊讶于他这一笔。橙色是他这类钢笔速写中惟一的色彩。其触目有一点点色情的意味。但更多的，我们看出了席勒内心的冲突，也就是所谓“情为何物”。我们明明白白看到了一个女阴，却不能理解它，为之癫狂乃至折磨。席勒画出了人的可耻，这是妨碍人类纯洁上升的一块下坠的石头。席勒袒示了自己的激动、紧张、无奈和忧伤。
体育场看台是一个俄国式的尖顶，青瓦，木檐刷着绿漆。檐上等距离画着一个又一个的苹果，苹果的柄向左或右倾斜。我无数次梦见了这些苹果，在我童年，苹果画在如此之高需要仰视的地方，长久地凝视它们，忘记了手里攥着的拉拉蔓。在我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有些怀疑它的真实，是那样吗？不会是大脑从电影、书里和别人的叙说中拷贝出来的吧？但这些事情在被回忆的时候，像带着一种味道。每一种往事在被储存在记忆里之后，都被注入一种味道。童年所有美好的记忆，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有一种莫扎特的味道，这有些高攀了，我听莫扎特只有十来年的时间。它的空灵，若有若无，以及甜蜜背后的忧伤，像一条河流，飘着我的往事。莫扎特的音乐好像没有“思想”。什么是思想呢？在音乐中的“思想”，无论马勒、肖斯塔科维奇，是把一种我们称之为“深度”的情绪传达给我们，如峡谷、绝壁和湍流。那么莫扎特，特别是巴赫，是从天空俯视大地。自天下看，已经看不出山的高耸与险峻，一切都是柔和、匀称、广阔与平静的，这时没有“思想”。
在我的童年，天空上白云特别多，形状是六十年代流行的样式，一朵一朵。它们用一只手拎着白裙的一角，徐徐从天空滑过。那么多草仰面看白云，盼它掉下来，哪管一朵也行。草可以钻进大白云里藏猫猫玩，累了在里边睡。拿云彩蘸白糖吃，后来鼻子耳朵里钻进了很多云彩捻儿。我们还在体育场练水兵舞。其实学校已经练了两节课，我们还练。这是在遥远的内蒙古的小城里。去年秋天，电视里庄严传出《人民海军向前进》，我激动不已。我平生在学堂里学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个，配水兵舞。我甚至不能在沙发上坐着听这首歌，出汗。量一下脉搏，达到一百五十次/分。三十多年没听这首歌了，这歌是“我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歌，可以引发肾上腺素上升，心率加快，呼吸急促的歌。去年是人民海军建立的庆典。激动呀，那时和我分享激情的也许只有少数退役的老海军将领。而那些娅，我已经不知她们现在流落何方，去年听没听到《人民海军向前进》。蔚蓝色的大海，军舰像菜刀开膛一样划过，两弦翻出海的雪白脂肪。
雪已经化了，半尺深的积雪竟在一天之内稀里哗拉解散。这就是春天。春天的结构与钢琴协奏鸣曲的结构仿佛，波里尼弹的勃拉姆斯。许许多多东西随春天倾泻而来，仿佛世界装不下了。阳光耀眼，枝头比冬天拥挤，草像练字的人在纸的每一块空处密密写满，的确装不下了。麻雀还要叫上几声，更显得拥挤。然而春天不着急，像波里尼的琴音一样晶莹，节制，若有所思，声音是在手指触键的瞬间发出的，不早也不晚。勃拉姆斯告诉我们眼里看不到的春天，除了花朵与阳光之外，天空、地下和花苞里面的事情。虫子被阳光扎痛，小鸟遗失的草籽睁开眼睛，灌木们怎样互相推醒对方。总之，春天像踩着什么下来的，连续不断，留下钢琴般的脚步声。麻雀——我把它叫作都市惟一的鸟类，枝头上的老鼠、顽强的流浪汉——竞在枝头张大嘴歌唱，我似乎很久没看到麻雀专注地呜叫，它永远在躲藏、寻食、窥视。和都市里的人与污染周旋这么久还没死光，也够能耐。它也为春天歌唱。因为爪子感到松树的枝桠里有一种酥酥的麻颤，树叶和花骨朵经过它们双爪的时候就这样。吱——唧唧，它们情不自禁叫起来，然后跳来跳去，感受不同树枝上的麻颤。如果它落在马友友的琴弦上，爪下的感觉肯定更加乐不可支。
我感到最奇妙的事情是不同的音乐能够揭示同一现象的不同本质。我想说的恰恰是现象是同一的，而本质多种多样。站在窗前往外看，透过碧桃树的交织，街上行人来来往往。放普罗柯菲耶夫的《埃及之夜》，李斯特的《浮土德》，萨蒂的《直视和斜视的东西》，埃尔加的《海景》，以及恩雅、南方小鸡、后街男孩、李玟和范晓萱，窗外始终是窗外。对面破旧的灰楼顶上砌一间水房，商店的人晾一件红格床单，爆苞米花的人就要来了。骑自行车的人像驴皮影匆匆而过。没有新闻，没有戏剧性的意外。而不同的音乐说出了这一切的神圣、沉穆、遥远、奇异、陌生、平凡和忧伤，以及喧闹、暗藏的情欲与无价值。“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每一样东西都并非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有时不知自己生活在哪里，以及我为什么会生活在这些东西中间。更没有理由指出它们，评说它们，更不必说愤怒、厌倦与漠视。音乐使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像不断换车的旅人。
古典音乐使人痛苦，它在最阴暗的光线下，在肮脏的地上为你指出一颗一颗莹洁的珍珠。古典音乐让人做一个好人，但我们承担不了做好人的代价。如此卑琐的想法，在那么多大师目光的注视下，只好放弃，像小偷扔下一件刚偷来的破褂子。贝多芬对于庸俗丝毫不留情面，用密集的重磅炮弹粉碎我们身上可怜的一点点庸俗。莫扎特用精美告诉你，庸俗其实很脏，不值得紧紧抱在怀里。事实上，我们和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的一点点真正的接触，惟有音乐。或者说，我们相信世界上存在过莫扎特的证据只有这些音乐。历史是无法相信的，甚至文学作品也不好用“相信”这个词来评断，太多夸饰。音乐保留着更多心灵的原始股。当我听这些音乐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大师们心灵的喟叹，顿觉不可思议。他们如此亲善待你一如友人，这的确始料所未及。
听古典音乐而获得清净安详之气的境界，为我所不能。听它们，我有被俘虏的感觉，被大师从世俗阵营捉小鸡一般捉一个马仔押入庄严肃穆的大堂，我却回头留恋另一厢的浅薄嘻闹。而被圣洁宁静感化之后，又低头惭愧自己其实不配。这是替古典音乐惋惜。我真的奇怪，比如污浊的浮世与人性竟有古典音乐的精纯。它们是给谁听的呢？如果是给我，我则有些忸怩，仿佛无意中挑起一副重担。然而我还是听得出，上帝对每个人都没有失去信心，它的声音并不计较有多少人在听，就像它让草发芽，树开花，小鸡从蛋壳钻出，并没有讨好草、树和母鸡的意思。否则它为什么使年年都有春天？
我们听就是了，虽然我不时逃回去，和爵士、民歌和欧美流行组合厮混一番。喧闹的、可饱耳福的流行音乐，如玛丽亚·凯莉和后街男孩都是“人”的声音，像在一起喝可乐、啤酒，搂着跳舞一样。我们由此得知自己的身体和欲望。而遥远如星辰的亨德尔和海顿，则告诉我们春天。他们说春天不一定是可以满足的欲望，不可吃不可喝，它比你所能感受的更加广大纤细，充满了生机。春天不是风与花草的组合，是和谐、律动。是吗？我们不禁惊讶。演进与编码，是向你证明你还活着？
四
人在少年，十二三岁会酵发一种无端的忧伤。这时，性还没有出来捣乱。他了解白天和黑夜、山川同雨水、父母与孩子之后，有一种走到尽头的感受。童年的许多秘密被他窥破了，周遭现出平白，日子单调。他还没有得到进入生活的另一些秘密的钥匙。
这种可笑的忧愁与凝固的时间有关。在我们童年，一个下午有多么漫长。而所有诱人的游戏显示出无聊的时候，譬如抗马战、弹玻璃球之流，更显出一种悲哀的情绪。那时我坐在木材厂的木垛上，看太阳落山，飞鸟投林，屁股下面的木板散发出更加强烈的松香气味，心里便难过。如果是大型食肉动物，在相当于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早就“分窝了，无所依靠，奔跑在密林里，斗争、夺取、流血、牺牲。无暇感伤。人在这个时候，需要文艺作品的慰藉。《红岩》、《敌后武工队》。当书的最后一页翻完之后，犹如看一队人马绝尘而去，但不带你。把你孤零零地留在漫长的时间内。我之所以喜欢木材厂，是因为在都德的《最后一课》中，写到小弗郎茨逃学之后，远处传来木工厂的电锯声，鸟儿飞翔。这篇由胡适用白话文翻译的课文写尽了逃学的快乐。此文除了最后一句，即老师用粉笔以毕生之力写下”法兰西万岁显得奇怪外，通篇都可爱。木垛高入云霄，松香味弥漫在空气里，伴随着小弗朗茨喜欢的电锯声。我因为这篇课文，常去那里坐。松香如一股药味，清洌滞涩，让人感到亮晶晶的爽净。那些没加工的松树昏沉沉地躺在地下，揭一片鱼鳞似的树皮，露出新鲜的浅红，像红晕，也像新生的肉芽。小弗朗茨是我心中的朋友，而老师用毕生之力在黑板上写字在我看来则是可笑的。
后来在我知道小提琴并听过琴声的时候，也想起木材厂的松香。广州的发烧友听大提琴讲究“松香味”，那是装在纸盒里卖的像透明皂一样的松香块。他们听小号或其他管乐讲究“口水”，即唾沫飞溅的演奏录音。去年夏季的一个傍晚，街上驰来一辆少见的马车。马车一般在天亮前铿锵驰过，送菜。这辆马车斜装松木方子，像斜背三八大盖的士兵一样，它们“嗒、嗒”从我身边驶过，马蹄优雅地翻飞。松香如绚烂的花朵从鼻腔钻入，在心里开放。我（骑车）追随马车一直走到柳条湖立交桥。松香啊松香，你令人迷醉。在破烂的沈阳街头，松香带来多么高贵的气息。我凝视木头的白茬，纹理如酱牛肉一样粗犷，毛茬像动物的短绒。我想当一个拉枕木的车老板子也挺高级。腚随马蹄“嗒嗒”起伏。那时，唐韵的《苗岭的早晨》不招自来。这个人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她和盛中国是“文革”后期广播中允许播出具有“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情调的小提琴乐曲的两名演奏者之一。她的演奏比盛中国更加简约、小心和富于南国气息。而《苗岭的早晨》主要在模仿鸟叫。小提琴的华美音色使我在雨中驻步不行。那时每个电线杆子都有一个喇叭，由赤峰市人民广播站用聚酯唱片播出。如果走到前面的电线杆的喇叭下面接着听，中间有一段距离会失去音乐。暴雨自天而降。当时我穿着带风帽的白衣白裤，像僵尸一样站在唐韵的琴弓下面。为什么扮白？那天学校去市中心搞一个游行，我们扮作防化兵部队。当时的逻辑是：假如有特务偷窥这场游行，立刻屁滚尿流地向上级报告，中国的防化兵太多了。如果敌机在一万米高空拍照，得出的结论亦复如是。他们就不敢对中国使用化学武器。高一年级的同学装成高射炮兵，因此敌人的飞机也不敢来了。敌人为什么不认为中国的中学生在搞披麻戴孝？所以敌人总是愚蠢的。苗族的适合以树叶或巴乌吹出的舞蹈旋律，在小提琴上演奏，就洋溢着一点点洋味。如果此曲让顾圣婴演奏，就更洋。温润的森林气息，苗族女人微微扭腰带动短裙的摆动，欲说还休的妩媚，使我忘记了雨和防化兵，忘记了手里拿着像洗衣机排水管一样的防毒面具。小提琴总是让人想起女人。我考虑这是“文革”在很长时间不允许播放小提琴音乐的理由，纤美、多情、容易触动人的内心。中央文革的领导可能忘了，即使不播小提琴曲，赤峰街头也有不少女人，在百货公司一楼买钮扣的柜台还有一个外号叫“蝴蝶迷”的女子向男的飞眼。
在音乐结束之后，雨仍然没有结束。我抱着冰凉的电线杆子，听，它里面是否还存有一点点琴音，像嚼吮甘蔗的残汁一样。路灯在雨水中渐渐亮了，起初钨丝是桔黄，后来变成一盏冷冷的水银光。
过了很久，我听到盛中国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这个旋律的竹笛版是王铁锤吹的《帕米尔的春天》。带着中亚味道的塔吉克音乐，更洋了。切分音、跳弓，十六分之一音符。总之，他们把帕格尼尼和萨拉萨蒂的玩意儿弄到这个里面，令人美不胜收。那时，我们哪知道萨拉萨蒂？此曲听过令人醉醺醺地漫无边际。在禁欲的时代，这首曲子甚至富于广泛的淫荡气息。它比后来出现的《梁祝》好得多。中国人如此喜欢《梁祝》，好像列入四大发明都不为过，此曲虚假的波澜起伏和戏剧性结构，越剧小调的滥情，矫饰的感伤，抽风式的动静对比，使整个曲子像一场蛆虫赛跑。盛中国好像具有少数民族血统，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一般人高，奔放。虽然他的演奏注重表演性，像胡松华唱歌，但他比别的艺术家更真挚。当然真挚和朴素相结合的时候，艺术才臻化境。如钢琴家霍洛维茨，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我想过一件事情，想了几年。声音对人而言也具有化学物理学（研究化学的物理性特性）的性质。就是说，一种频率——波长，发声位置——所传达的是一种情感反射。这在人的声音传达中更为明显。所谓轻声曼语是荷尔蒙的频率设计方式。所谓吵架是用最不和谐的频率伤害对方。我每次听到人们的吵架，比如泼妇叫嚣时，就闭着眼听，感到仅仅是这种发声方式就能引发人的焦虑。而这种频率——比如撕心裂肺式，同时我知道这种叫喊会使嗓子迅速疼痛——恰恰又是叫嚷者抒发愤怒毒素的途径。我又注意到，我和不喜欢的人说话，无意中以一种难听的频率播出，有如噪声。而我和“领导”说话的时候，竟又用另一种频率，弱而迟钝。当然这是无意识状态下的波长。我不明白在隔肌、声音、头顶与鼻腔共鸣中，人会在无意识中设计出这么多频率程序。而古人说的“心平气和”是多么高明。心不平，频率则会组成噪声曲线。而一个人一辈子用一种口气（固定波长）说话，亲切、和蔼、圆润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而音乐，特别是大师们的音乐，是把毕生心血完成的最佳频率传达给我们。
阿根廷钢琴家阿格丽姬演奏的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让我们感到什么叫诗情画意，什么叫水晶般清澈的色泽。当我用普通物理学的“频率”一词可笑地形容这一感受时，是说心灵的，即化学的因素会统治听觉神经。而人类所具有的频率程序更多地在表现不满和古怪的愿望，而这种声音本身就是古怪的。我甚至想说，你是什么声音（色彩、节奏、宽度）你就是什么人。你就是你所塑造的人格的配音演员。而大师所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谈话或朗诵。是以无比丰富的弦乐和管乐组织的旋律和织体，是一个独立世界。是心灵所需要的泉水，或者说内分泌所需要的创造快乐与宁静的化学激素的听觉资源。
我曾经说，一个人如果在早上“心机”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听帕尔曼的《辛德勒名单》，这一天也别想干坏事了。人们常问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上帝？或上帝怎么会漠然于人间美好事物的毁灭而没以人类所能感知的方式譬如冰雪地震来表达立场，以至汉代诗文常叹“天耶！”《辛德勒的名单》不会是演奏给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听的，而是给上帝的一封信，小心询问上帝对于暴行的态度。另一方面，犹太人崇信上帝的方式并不是“天耶！”像烫着了一样。隐忍，自己买单，相信上帝是一种理想而不是审判官，所以犹太人揣摩到的宇宙秘密最多。从爱因斯坦到帕尔曼。帕尔曼用令人心碎的小提琴诠释与美好密不可分的悲抑。这不是疑问与思考，是在回忆血管里流出的最后几滴血时的情形。如果这支曲子在早晨出现，我想到的是，事实上我们都有可能做一个圣徒，有可能对每一个人都好一些。所谓庸俗，就是你从一天的早上开始，被一连串“庸俗”的人所激怒，与所有妨碍了你的尊严与利益的人据理力争。血管占上风的是所谓勇猛和正义的气概。气概使一个人大义凛然、一错再错。错就错在已经不能摆脱从一已的角度来看待周遭。庸俗还包括动用复杂的智谋程序应付所谓复杂的人生。敷衍、乡愿、谄媚、装拙守愚。还有更加低级的中伤、诽谤、愤怒、嫉妒。人性弱点的肌肉每天都在这些程序演示中锻炼得坚实有力，欲罢不能。而这一切，原本以安详、顺变与澄明的心境就能一以应之。风吹落叶，飒然入境。人的一颗心恰如某风景区绝壁上的悬石。石与石只有一线相连，形如累卵，险不可睹。心若不动，即谓你看着险，它并不险，如如不动。
以撒克·帕尔曼，他的泪水已经干了，像琥珀镶嵌在心房的周围。他的心在犹太人的苦难史毒焰的煎熬下，化为羽毛，根根欲飞。在他的琴声里，死亡的辗转反侧可以化为美，青春的热泪飞迸可以化为美，老人的瘦弱手臂上会长出一片片新绿的嫩枝。追思与弥撒低回不已，却节节充斥生机。帕尔曼和祖克曼在莫扎特的小提琴、中提琴协奏曲中，互相问候，亲切可爱。在厚实如橡木十字架的主题之下展示甜美。二人在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中，飞瀑一般地模仿对位，瑰丽无比。此曼与彼曼都出生于特拉维夫，同时受教于朱丽亚音乐院的葛拉米安，同气相求，天衣无缝。
音乐告诉我们人的位置。不是人生的位置，而是众生的位置。告诉人对自己能力的炫耀实为虚狂。人总是喜欢高看自己一眼，自诩万物之灵长，大写的人。狂妄和贪婪通过所有手段，包括科技这样看上去高明的手段攫取利益，损害包括人在内的生灵。人的虚妄之一在于认为自己好看。在电视、绘画和文字中塑造“好看”的人，激发性欲，开拓市场。人的面孔与结构，用自然的眼光看来，远远谈不上悦目。即使银幕上的明星也带着人的缺陷。她们的好看只是比同类更古怪而已。进化使“人”脱去了脸上的毛，光秃地露出皮肤和汗毛眼。眼睛长在一个平面上（鸟类一定觉得古怪），面孔中央是突出的鼻子。嘴唇像用刀割的伤口。头上顶发，脑袋变成长草的花盆。最奇怪的是眉毛悬上前额，周围光秃。而人的牙齿——这在动物界是表示威胁的信号——常常在说话时露出来，坚固锋利。这就是动物眼里的人。动物不理解人为什么要“进化”得站起来走路，像动物园里的狗熊一样。脊椎类动物的“椎”从来没有准备立起来的结构，因此“人”们腰椎间盘脱出，自己找的。人最难看的是耳朵，这一点人自己也察觉到了。皱巴巴的，像把手又像海蜇一样的软骨立于头侧，越看越难看。而人的肥胖，如果剥光了衣服扔到动物堆里，找不着脸肯定是难看的动物。人不应该因为穿上各种各样的衣服就认为自己美妙，更不能因为自己会说话。善侃而觉得自己聪明。人所掌握的技能，即使如古典力学，分子生物学这样有价值的学说，在上帝那里也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小秘密。一个擅长微积分的人会由此比一只猎犬更高明吗？不见得。他只是比向他学习微积分的学生高明一些。在“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培根在论辩时信口说的、狂妄的口号下，森林毁伤，动物逃离，洪水冲决，鸟儿无踪。报上说在太原每人头上顶着一公斤铅污染。
街道亮起红灯的时候，一排汽车停下来。你看到这个金属怪物中露出一块玻璃，镶着孤零零的人头，这有多么可笑。而金属盒子飞驰而来的时候，看到玻璃后面的人头转瞬即逝，觉得更加可笑。但人以有车为荣，以钻到里面开车作为灭他人气焰的人生盛典。你看等信号时司机们的一张张脸，冷漠、烦躁、傲慢。这种无意识状态下的脸，露出人的本性。这一排脸使人想到骨灰盒上的照片。把照片镶到骨灰盒上，是后现代主义开的最辛辣的玩笑。
如果人是上帝所造的，那么上帝造人的同时又造出树木河流。人什么时候能够领悟出自己的卑微，而平等地对待一切生物呢？人之所以应该向善，包括纯朴、谦逊、本分。是因为人应该得知自己的无知。即使没有天谴报应，人也应该从感恩中进入澄明之境，不辜负上帝的一片用意。
我觉得古典音乐的力量就在于描述人的同时也描述了造物主，使听者像青草一样在渺小中茁壮，获知在人的秩序之外的天地的秩序，在人的愿望之外的万物的愿望。放弃腐朽文化诸如道家的诈术，韩非子、申不害的法家坏水以及孙子兵法之流丑恶的攻略。
我有时看到一个很坏的人的时候，所想的不是他的坏，而是“人”的坏。想一个人到底会坏到什么程度。这不止是奥斯威辛的屠杀，还有我们身旁无处不在的权谋、暗算、诡异、狡诈。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比任何民族都发达。这种“坏”，使我想从他的脸上找出印记，想这种坏给他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利或弊。我还想，我什么时候会坏成这样。如果我也同样坏的话，我看不到我的脸。人的记忆的奇异处之一，在于对自己的罪恶不“存盘”。人的心理保护能力迅速为自己的“坏”找出一个心安的理由，达成谅解备忘录，永远埋葬的记忆。而且我们的“坏”，我们脸上流露的愚蠢、阴险、奸诈，不会有人向我们指出来。吾等带着它们四处招摇，登堂入室，兜售各种笑脸。这时候你看看孩子们的脸有多么真纯。看鸟儿眼睛里的纯静，马儿眼里的灵慧，然后下决心放弃对自己的欣赏与袒护，在镜子里盯着自己的脸，去发现愚蠢。如果你感到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学了这么多的知识，当了这么大的官，住进这么宽敞的房子，脸上却没有一点清净之气时，就应该在纸上写两字贴在脑门上：白活。
人拯救自己的方法有许多种。播种、音乐、收割、痛苦、孤独、冥想都可以使自己获得拯救。然而读书对人的心灵具有向善作用，我仍有所保留。特别是读中国书。拯救的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古典音乐，上帝拯救那些不依赖古典音乐授课、评奖、作秀、炫耀的人。让古典音乐中匆匆而过的身影中有一个你，一齐寂寞，一齐叹惋，一齐辉煌。我们已经不是用耳朵来“听”，而是与之生息。找出藏在庸常的沉闷的生活中的古典音乐的亮光。在草木的气息里感受长笛和小提琴的对位，在落日和长河中感受大提琴和钢琴的应答。听古典音乐的时候，实在应该开敞大门，把人性的弱点像扔脏衣服那样一件一件扔出去。草木齐齐站在窗前，无言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