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着名的人物曾说过：“眼睛不去看，耳朵不去听。人们就意识不到上帝为他们准备的一切。”牛顿、富兰克林、华盛顿是我们公认的智慧超群的人，和周围大多数人相比，他们的确非常优秀。没有谁会不尊重他们，但如果他们能长寿不衰的话，他们会是怎样的呢？当他们思考那些还没人解决的令人着迷的科学问题时，他们是否会感到自身的渺小和卑微？相比约翰、保罗和霍华德，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牛顿、富兰克林、居维叶、所罗门呢？是把他们看作学者还是智者呢？道德的提升与智力的卓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同一个人不会兼具这两种素质呢？设想一下，如果有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人，他既具有保罗的高尚品德，又拥有牛顿的卓绝智慧，会发生什么事呢？谁会不尊重这样的人呢？他所反映的人类的本性已经得到了升华和神化。正如诗人所说：“他让我们看到了天堂的光辉。”因此我们有义务去尊重他。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你充分地培养和发挥了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你就会到达这样一个崇高的境界。到那时，所有前辈的圣贤都不再高不可比了。你难道不愿意学会尊重自己，至少是尊重上帝赋予我们的本性吗？无论如何，你忍心将自己善良的本性丧失殆尽吗？创造力只属于我们每一位上帝的子民，而你们——年轻人正是创造力的源泉，所以你们有心让自己沉沦到那样低下的水平吗？学着尊重自己吧。不为别人，就是为自己也该这样。让我们的所作所为更像是上帝所赋予的。你们愿意失去这样一个从各方面（智力、道德，甚至是生理上）使自己逐步完善的机会吗？你们难道不愿意充分挖掘和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和能力，达到理想的自我吗？你们可能对上述想法迷惑不解，下面我将解释得具体一些。
保罗在致其兄弟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无论活着，还是死去，我们都应该满怀希望与渴望，尊重自己。要尊重自己，年轻人首先要了解自己。”
的确，年轻人了解自己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自尊。在成长的过程中，如同我们的祖先一样，我们总有一天要开始了解自己。无论圣贤还是恶人都要走这一步。我们常说找到病因就痊愈了一半，还说只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在没认识自己之前，我们正像一个病人，病因是我们过度地忽视了自己。尽管我们对他人也不是十分了解，但相比对自己的了解来说，却又显得多得多。我们中的智者可能会先发现这一点。而大多数人则对自己了解得很不够，正如瓦特医生所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幼稚和脆弱。”有时候我们会承认自己的无知，却很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我们总喜欢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非常聪明。当我们对一个年轻人谈起他的无知，如果我们的年龄较大，他会很痛快地承认；如果我们与他平辈，那会发生什么呢？也许他会承认，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会驳斥这个说法，甚至会勃然大怒。
我见过许多年轻人，他们都能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只有那些对自己缺乏了解的人才会有失礼的表现。而且为了掩盖自己的无知，那些自负的年轻人还会推说人的本性促使他们那样。实际情况是，我们越无知，就越缺乏对自己的认识。
相比之下，我们越聪明，就越能感受到自己各方面，尤其是自身的不足。也就是说，我们还不是很聪明，无法体验到自己的无知。至于自我学习对年轻人到底有多重要，我还说不很清，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
“真”亦可“畏”周汝昌
周汝昌（1918~2012），天津人，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当代着名红学家。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红学专着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石头记鉴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真本》，学术专着有《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书法艺术问答》、《诗词赏会》等。
杜少陵曾有云：“畏人嫌我真。”
诗圣的这一句，只五个字，却有几层转折。第一层，主眼是个“真”字。第二层，是个“嫌”字。“真”原是人所追求的最为宝贵的质与德（真善美，真是首位与根本），可是真的来了却又被人嫌弃。第三层，我之真竟为世所嫌，此种处境，实实可怕！——此“畏”字之所以可悲也。
即此可见，“真”者最难取悦于人，也最难坚持不易其操守。
这事势，连大诗人少陵老杜都是被一嫌一畏折磨得发出慨叹。但是世上可也有不畏人嫌我之真的吗？
据我所知，这样的不畏者确实有之——就是吴宓先生。
“余生也晚”，竟也有幸赶上了与好多位高人贤士硕彦鸿儒同时同世，更幸者又还得有与之交游唱和的奇缘，如吴先生，即此诸位中的一位独特之例。
我与吴先生只有一聚之缘．是在1954年的上元佳节间，地点是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
我能与吴先生相会，全是由于亡友凌道新兄的厚意。道新是天津耀华中学毕业而考入燕京大学的，我们是天津同乡、燕大同班，但不熟识。1952年夏，我到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当讲师，他立刻“发现”了我，“追踪”到我寓处，一叙起来，便成了“他乡故知”，格外亲切起来。道新实乃难得之俊才，可惜居于“下位”，而且“文革”毁了他，我应另文纪念亡友，此刻实难兼叙详情，如今只得单表一层。1952年我到华大后不久，即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紧跟着高等院校大调整。我是华大唯一一个留在成都的外文教师，归入四川大学，而道新却调到北碚师院去了。他因在彼校，遂与吴先生过从渐密。道新的七律诗作得极好，而且英文造诣也高，这无疑是吴先生在彼难得遇到的有“共通语言”的英年才彦。
我与道新别后，彼此相念，书札唱和。至秋冬之际，来札叙及拙着《红楼梦新证》问世不久，彼校师友，亦皆宣传，已得吴宓先生的评价，希望能谋一晤，面叙“红”情。因只有寒假方能得空，于是邀我于上元佳节到渝一游，藉慰离怀，兼会诸位谬赏之知音。
那时成渝铁路已通，我果于约期前往，道新特自北碚赴重庆车站相迎。我一出站，见他停立栏外，风采依然，心中无限欣喜……以上叙明了我所以得会吴先生，全由道新的至意，安排一切，热情令我真正感到“宾至如归”与深宵剪烛的相兼之乐。
我与吴先生会面了，没有什么寒暄俗礼套言。我对他并不陌生，因为读过他的带有“中西合璧”特色的诗集。至于“视”我为“何如人”，倒不曾想象过——好像是“早就谈过的”，今日只是“续前”的一般。
初见吴先生，印象如何？可是不易“描写”。他生得貌不出众，平常又平常，身上并不带着诗人气质或什么才华风韵，语言也不出奇。我方知他之无奇，一切显得那么平常，才是他的奇处——奇在罕见的一种率真的人格。
文人，“知识分子”，往往是怀才自负，也不甘寂寞，需要“知音”，因而在众中总会寻机会显露一点自家的抱负才能，与众不同之“奇”处。吴先生却是与此相反。
但出人意想的却是他的无意违众倒成了他的最大的“逆俗”。
比如，我们相会之目的是为了“红学”（在胡适之先生的《考证》之后沉寂了25年而忽有拙着《红楼梦新证》出现是大家聚谈的主题），他却并不“成本大套”地“论红宣讲”，只是像一般不治红学的那几位教授老师们一样地“闲谈漫话”。有位老师给我写了某一僻书中关于雪芹的材料的名称，这时吴先生也补充几句他所知道的，但当别人说了他所不同意的见解时，他却话语多起来，十分直爽地表示“不然”、“不对”、“不是那样”！
他如此直爽坦率，有时使对方不好答言，他也一点儿不怕对方“不好意思”，或引起不快。在谈“红学”见解上，他并不“照顾”别人的“情面”——这大约是他心中并无世俗的“人情世故”，只是一片说真心话以诚相待之意。
那次夜晚，道新兄还特意替我向大家“展示”了我自题《红楼梦新证》的两首七律，诸位先生都答应和韵——果然我得了不少篇佳作，而吴先生却说：我不和诗，另给你题一首“曲子”。
次日，道新单请吴先生与我，三人同到小馆子便餐，吴先生把所题之册页（我自成都带去的）还给了我。接过来敬展一看时，吃惊不小！
原来他是用墨笔恭楷——像印版字一样的方正字体，写下了一首《世难容》。
《世难容》者，谁不会忘记那是雪芹为妙玉女僧所设下的一首“曲文”，其中有句云：“却不道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是全书中最极感慨沉痛之音！——而吴先生却照此曲律仿作了一首，一关键词语还特用朱笔书写，夹在墨字中间格外鲜艳夺目。
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位老人，自己很明白自己是妙玉那样与世难谐的“畸人”。这其中的意味是异常深刻的，带着巨大的悲剧性。
那时吴先生的处境如何？
历史职级带给他一份高工资（这当然指那时标准）。他自己简朴至极，把钱都花在别人身上。所谓别人，据悉那是各式各样的贫困待助者。我在四川大学时，外文班中一位学生就是受他资助的青年。还有一位贫病无依的女士，生活一切全由他一力供给。除了经常性的，还有很多临时的或断续的受助者。
全部负责供养一个女的！——这事就引出来很难听的流言飞语。
在教育岗位上，把他弄到历史系，所“用”全非所长，也不受尊重。我到川大后，见那时那里并无外国文学专家，建议把吴先生调来，以展其平生学养抱负，培育后学——此意同学们十分赞同，便向上面反映。结果有关部门派来一位干部，在我的课堂上训话：“……他是什么人？！他搞的一套是什么？他搞《红楼梦》！……”
我一听这话茬儿，就明白了许多以前不懂的“道理”。吴先生当然不会调来了。《红楼梦》还被看作是“毒草”。
吴先生始终被人看成是一个罕见的“怪物”。例如在吃饭时，在临散席时，他见别人碗中有未吃净的米粒菜叶……一定要拿起来替那人吃完。连道新兄也劝过他，说不可如此，太忤俗，也太“过分”了。吴先生答：“我只是行我所应行之事，既非对人，也无用意，没有什么可计较议论的。”
与他作别后，赠过他一首七律，现今只记一句是：“魏魏鲁殿总堪伤！”也通过几次信函。
当年夏初，我回北京后，他曾特嘱其原配陈夫人代为寄赠来一部当时已然难觅的《吴宓诗集》。可惜这部书与许多珍贵“文物”（当时以为“无奇”的尺牍、诗词手迹，皆是名家所惠，一片深情），都随“浩劫”而不可再见了。
吴先生是第一位指出《红楼梦》是以诗人的心眼与价值观来看社会人生的伟大着作。无与伦比。他自己正似近于“曹雪芹型”，不为世俗理解，不为社会宽容，至今仍为某些人歪曲笑骂诽谤——他自己并无意标榜一个“真”字，但他已体会出“世难容”三个字的滋味多么不易承受。
这一点，我看已然分明。我所能追忆于吴先生的，其实也只有这么一句话而已：他并不畏人嫌我真。
我写我季羡林
季羡林（1911~2009），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着名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作家，梵文、巴利文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其一生致力于东方学，特别是印度学的研究工作，被誉为东方学大师。着述主要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等，散文作品有《季羡林谈人生》、《牛棚杂忆》、《病榻杂记》等，翻译作品主要有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我写我，真是一个绝妙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
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儿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儿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我还没得到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在中学时候，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诗人”的绰号，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至于散文，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另一方面，别人的散文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还没有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坏？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
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么样呢？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80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