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花月夜》的气韵之流转，最为经典，王维的《桃源行》，于气韵的表现功力则可称是第一，李白的《关山月》、《秋登宣城谢朓北楼》、《金陵酒肆留别》都是气韵的经典之作。李白这些诗作的气韵虽然没有王维在《桃源行》中表现得那么圆满那么讲究，那么近于完美，但李白的气韵都是浑然天成的，有着李白独特的气息，这些都是气韵的极品。而李白那些较长的歌行，对于气韵的运用则是臻至化境，已经超越了《春江花月夜》、《桃源行》这些正常范畴内的经典，是我们诗歌史上的神仙之作，后来的诗人几乎无法模仿，甚至无法学习。
我们如果细心，就会发现，无论古人还是今人，谈及李白的诗时，很少谈及他的境界，也很少谈及他的意境，只谈及他丰富的想象，为什么？因为李白诗歌最突出的是他的气韵，而气韵这个东西只能凭心去感觉，几乎无法解说。人们只能解说李白超凡脱俗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得以自由发挥是离不开气韵的。
所以我们都知道李白的诗歌奇妙，可是却没有人去学李白，而是都学了杜甫。天下的诗人，有百分之九十都在学杜甫。为什么？因为杜甫的诗好，靠的是凝练，而凝练是我们一般人都能够把握的，炼字，炼词，炼句，有迹可循，有法可依，慢慢用功，总能有所成就。但李白所擅长的气韵，则是很难把握的。
唐人的诗为什么高不可攀？不是因为他们的意境，也不是因为境界，而是因为他们的诗中流转的气韵。意境，哪个诗人不可以造境？境界，哪个诗人没有一定的境界？可是，如果缺少了气韵，那么，造出来的意境就不会灵动，就是死的，这就是唐人和后人的差别。如果说意境是一棵弱柳，那么气韵就是风，柳要具有什么样的舞态，就需要什么样的风。诗歌要具备什么样的意境，就需要什么样的气韵。气韵是较之意境、境界更重要，更根本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意境和境界是诗人创造的，而气韵则是诗人创造意境和境界必不可少的工具，不同的气韵，创造出不同的意境和境界，而这气韵随境界和意境显现在诗歌中，就成为诗歌中最美的东西。
打个比方，女娲造人，用泥土造了凡人，后来造累了，就用泥浆造人，泥土造的成了贵族，泥浆造的成了平民，但是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需要她吹出的一口仙气才能有生命。泥土和泥浆就好比境界，而仙气就是气韵。
为什么在唐代，尤其是在盛唐，李白和王维备受推崇？而杜甫却不受重视？不因杜甫的境界同两人有多大差距，而因在气韵上，那时的杜甫比之这两位大匠还差了不少。
为什么盛唐高不可攀？为什么盛唐的好诗不再？因为大家都学了杜甫，都致力于凝练，而放弃了气韵。打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比方，就好像一个美女，致力于化妆、美容、服饰、仪态，而忘记了气质的培养，她的美丽总是因为少了那一种神韵和气质，所以无论她打扮得多么雍容华贵，一旦一个气质绝佳的女子出现，即便这女子穿着粗布衣服，不施粉黛，也能立即将众人的眼光从不注重气质培养的女子身上夺过去。
我们读宋诗、明诗、清诗，总觉少了一些味道。读唐诗不必品，只要读，味道自浓，读他朝的诗，则需品，然后有味，往往还觉得味道较淡。唐诗那不品自浓的味道，最多还是来源于它的气韵。
读唐诗久了，就会发现一个现象，气韵流动不只是李白的独长，而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共性，只不过以李白最为突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对于其他诗人佳作中流畅的气韵，在本书中各章节的各首诗歌中常有提及。如《苏东坡之评孟浩然》中提到的那一篇《鹦鹉洲》，及七绝、五律等佳作中的评析，都有对气韵的讲解，读者从中可以看到，盛唐诗人的气韵，有着共通之处，甚至是极为相似的。
似李白一样的气韵，是盛唐诗人的共性，就连作诗很少的张旭，他诗歌中的气韵也恍惚似李白。而盛唐这种气韵的改变，从杜甫开始。杜甫结束了盛唐诗，开启了另一个时代。
杜甫也曾活在盛唐，而且与李白、王维、张旭这些人很熟，也有诗文唱和，但他的诗在盛唐却根本不入流。当时出版的诗集有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和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都没有选录杜甫的诗作。杜甫的诗不属盛唐一流，不为盛唐人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而他不为盛唐人认同的根本原因，便是诗歌中的气韵不足。
三五七言·李白
秋风清，秋月明。
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将三言、五言、七言各一联放在一起会是什么感觉？李白给出答案，可以是很美妙的，但少有人做到。
从这首诗的题目上我们可以看到，李白曾在韵律上做过诸多尝试，包括那首为他赢得“词祖”称号的词作《菩萨蛮》。李白在韵律上的尝试是非常成功的，他是天生的韵律派，具有极高的天赋，而王维、杜甫等，则是后天学习的。在韵律上，王维远胜杜甫，但这与他的音乐造诣不无关系，而李白对韵律的悟性，可以说是天生的，他的韵律比王维更丰富、更多变、更奇瑰。
我们现代有些人评论文学和艺术，总要说文学来源于生活，要反映生活，可是要用生活这个标准来评断唐诗就不够格。在唐人这里，生活是形而下的，他们追求的是超越，是一种灵性上的超越，悟性上的超越。大多数唐人追求一种精神境界的绝对自由和精神上的重新塑造，唐以后的人正是因为对生活理解得太多，拘泥得太多，所以达不到唐人的神韵。在这本书里，特意辑出了生活这一个序列，与其他的序列两相对比，你就会知道，唐诗虽不可能脱离生活，但它确实是一种极度追求气象意象和精神境界的艺术形式。
令初唐人气韵高不可攀的地方在于风骨和格调，在于初唐的那种胸怀。初唐的胸怀比盛唐要博大些，盛唐多了些富贵气、隐逸气（如王维）、骄傲气（如李白）以及轻燥气（如杜甫），而少了初唐的质朴。初唐的精神更进取些，更积极向上些，更多一些共同的梦想，盛唐则开始强调个人的追求。所以初唐整个诗坛的诗风气韵都较近似，而盛唐的诗风气韵则复杂多变。可以说，初唐的气象更昂扬些，而盛唐的气象更雄浑些，初唐的气象更单纯些，盛唐的气象更繁富些。
晚唐的进步则在于意象。但晚唐的意象之境却是由盛唐人开创的。在意象这一领域中，我们无法绕过刘长卿，正是刘长卿在盛唐那个阶段对于意象流的创作要更多些。盛唐人昂扬振奋的时候，他们便是气象流，忧伤沉郁的时候，往往有些诗人就变成意象流。李白那首著名的七绝《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是意象流的七绝代表作，而刘长卿的《送严士元》，则是七律意象流的代表作。
李商隐被后世尊为朦胧派的诗祖，而本质上，他是意象流。李商隐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他的七律，他的七律可以视为意象流的代表。但在七绝上，李商隐的意象能力却远不及杜牧，杜牧的七绝，达到了另一极致，是意象流这一诗歌艺术的代表。
整个唐代，盛唐诗人的气象流，刘长卿和小李杜的意象流，都是中国诗史上最卓越的艺术创造。后代的诗人基本没有在艺术上做出与这两次创造同等意义的创新。
为什么会出现意象流？因为唐人的感情比以前更复杂了，没有以前那样质朴，有了更多的变化，变得更细腻了。
前人评价唐诗，喜欢用“情景交融”这四个字。唐诗的艺术成就虽然高，但真正能做到的也就是“交”，能达到“融”境界的其实不多，意象的境界也许可以用这个“融”字来表达，但“融”字还不够确切，因为意象之境最主要的是以象表意，以意染象，这个境界不是“融”字能形容的。
唐人的意象里，这个“意”主要还是“情”，某种程度上唐人的意象多是情象，还没有实现这个超越。
意象超越情象的，唐人里也有，张若虚就是代表。
唐诗的意象若往古代溯源，则屈原可被视为是创始人。屈原的诗境中，意象便较多。唐人的意象较之屈原的意象远远不及，更多的是情象。
刘长卿和小李杜因为善于以意染情，所以他们的诗歌成于意象，但却也局限于那个“情”字，不如张若虚超越了“情”字，这就导致，虽然我们吟咏唐代的诗歌更多些，但唐代的诗人在境界上，还是无法与屈原、陶潜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