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幸福问题上，也会遇到自我、小我与大我的问题，我们必须处理好彼此的关系。既要尊重自我、小我，又要维护大我；在必要时甚至必须为大我而牺牲自我、小我。因为，当幸福仅仅属于个人的时候，只不过像挂在项上的金项链，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只有当它属于集体、属于人民的时候，才是伟大的、有意义的。
要想取得成功，就得顺应潮流，切不可不知变通地逆流而动。
——［澳］斯长里在革命者的心目中，为取得革命胜利而遭到的灾祸苦难，是革命所必须偿付的代价。这种代价需要多少，便得付出多少，丝毫不能怜惜。这种代价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吃苦、舍富、受贫、忍饥、耐寒、担忧、挨骂、坐牢、受刑、杀头、战死等等。这些代价无论多么重大，对未来的永久幸福来说，它总是暂时的，对全局的胜利来说，它总是局部的。在这里，革命者把自我、小我融进阶级的大我中去了，个人的牺牲便成了整个阶级的一个局部牺牲。对于抱有这样的人生观和幸福观的人，他们决不会只追求物质享受的幸福，而是把遭受灾难祸患视为意料中的事，即使在杀身大祸面前，他们也能以革命浪漫主义毫迈气概处之，绝不苟且偷生，他们在牺牲中感到了幸福。
这种为人类的大我所作的牺牲，在那些抱有个人主义人生观和幸福观的庸人眼里，无论如何不可理解。他们把这些事看成是天外飞来的横祸，认为如果谁不临难逃避，屈辱苟且，那谁就是自讨苦吃。他们把个人甘受大祸而为人民创造大福的人，一律看成傻子。这些人只承认个人、小我的幸福而无视大我、人民的幸福，只贪图渺小的、狭隘的幸福而不理解伟大的、普遍的幸福，只知道物质享受的幸福而不懂得精神生活的幸福；只体会到活着的价值省悟不到壮烈地死的意义；只追求个人一生一世的幸福而看不到广大人民子孙万代的幸福。他们这种以岛我为中心的幸福观较之服从于大我的革命者的幸福观，可谓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一个是何等的渺小，一个是多么的崇高。
资产阶级幸福观的本质特征在于鼓吹个人幸福，把损人利己、追求个人幸福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不变法则。狄德罗就曾说，所有活着的东西，人也不例外，都牺牲同类来寻求自己的幸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观点正是尔虞我诈、追逐私利、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映，这种幸福观必定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恩格斯曾对当时的这种资产阶级幸福观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他说，这种幸福观“使人不做一点正事，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丢掉人的本性，而去一味追求‘幸福’，只想吃得好，喝得好；它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这种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幸福观认为，死——哪怕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和正义的事业，都是最大的不幸，只有自己活着才是幸福的，如果自己不在里边，即令最好最完美的世界，也是毫不足取的。这种观点是多么的自私自利啊。
个人主义幸福观不顾及大我，只注重自我、小我、是不是容易得到“幸福”，容易得到某种满足呢？且看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农民。他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他朝思暮想：“要是我有几亩地，自种自收，该有多好啊！”后来他的希望达到了，他有了几亩地。这地种了几年，他又想：“要是我有几百亩地，雇几个长工，自己不下地，该多好啊！”他的愿望又成真了，他成了地主，吃喝玩乐，成天不干活，按说他应该满意了吧，但他依然不满足，他在想：“出门得自己走路，要是有马骑，有轿坐，该多好啊！”他的目的又实现了，出门能骑马坐轿了，论理他应该感到十分的“幸福”了吧，可是，他的欲念还在膨胀，他这时又想：“要是能在朝中作官该多好啊！”这个哲理性的故事昭示我们，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所需要的幸福难以达到，其无限膨胀的欲望是始终满足不了的。
凡不能获得他人信任的人，永远难求成功。
——［法］纪德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幸福是要不得的，因为它产生的私欲会永无止境，持有这种幸福观的人必然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危害社会，妨碍人类大我的幸福。我们应该像彭湃、方志敏等革命者那样，为了大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甘愿遭遇苦难祸害，牺牲自我、小我。当然，现在我们正处于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中，既然没有炮火、硝烟，又没有敌人屠刀的逼迫。严刑的拷打，更没有刑场上壮烈的牺牲，但我们仍应该学习他们的精神，把他们处理自我、小我与大我关系的原则和精神运用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来，时时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不摘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和友爱精神克己让人，先公后私，当个人志趣和国家的需要有冲突时，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把荣誉让给别人而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多贡献而少索取等等，所有这些，和过去英雄人物为革命牺牲个人生命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雷锋及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张海迪、朱伯儒、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等先进人物正是做到了以上这些，才受到人们的敬仰。
张海迪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为社会作贡献，而不在于向社会索取。谁能够正确处理自我、小我与大我的关系，谁就能在工作的生活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和幸福。懂得奉献和肯于奉献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得到的回报也是奉献。
事业一词具有多种含义，但主要是指从事某处职业、劳动、工作、业务和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今多指从事有利于人民大众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工作。它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事业的广泛性。它包括人们从事的各种各样的职业、行业、专业、工作、业务和活动。第二，事业的层次性。它既有一般性的职业，也有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和重要的工作，还有对人民大众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工作和活动。第三，事业的特殊性。狭义的事业是特指与生产企业相对而言的单位、组织。
事业与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的劳动，主要表现在每个人所从事的事业上，而每个人的劳动也主要通过自己的事业表现出来，虽然如婚姻家庭生活中也有家务劳动；休闲活动中，例如打猎、钓鱼等也有劳动的意义，但它们不是主要的劳动方式。当然对于厨师、化妆师、缝纫工和猎人、渔人来说，这些劳动又是他们的事业。总之，事业是每个人所从事的最主要的劳动，是他谋生的主要手段，也是他的自我实现和对社会进行贡献的主要领域、主要方式。
青年朋友们现在存在或准备从事各自不同的事业，这些各种不同的事业都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和我们所追求的幸福是什么关系呢？应该说，幸福是从我们的劳动、工作中产生的，事业是幸福最主要的源泉。很多民间谚语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幸福来自劳动的真理：
“千万不要认为劳动可耻，因为，凡是认为劳动可耻的人，在众人眼里反而是最可耻的人。”(古代波斯谚语)
“光靠祷告，葡萄是长不起来的，必须用锄头和铲子来劳动。”“不懈的劳动才能盖起大厦。”(阿尔巴尼亚谚语)
“树以果子出名，人以劳动出名。”(俄罗斯谚语)
“劳动出智慧，勤奋有幸福。”(巴西谚语)
“祈祷从天堂中取出幸福，劳动从大地中挖出幸福。”(德国谚语)
这些谚语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通俗地说明了劳动、事业和幸福的关系，祷告从上帝那里获得幸福是虚幻的，只有从勤奋的劳动中获得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劳动和事业是获得幸福最可靠的途径。
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在谈到劳动的作用时说道：“我知道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由人们勤劳的手创造出来的。只有人的劳动才是神圣的。”
如果你要获得成功，就应当以恒心为友，以经验为顾问，以耐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守护者。
——［美］爱迪生劳动所以是神圣的，是因为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人类产生的历史告诉我们：是劳动使得类人猿的手和脚分了工；是劳动使得原始人产生了交流思想的语言；是劳动使类人猿的脑髓逐步发展成为人的大脑，从而使人成为世界上的“万物之灵”。
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还创造了人类社会。众所周知，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向大自然索取生活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要取得这些资料，依靠孤立的个人活动是不能实现的。人们只有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去改造和征服大自然，才能获得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料。
意大利著名作家笛万尼奥里在其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思》中讲道：“劳动是产生一切力量、一切道德和一切幸福的威力无比的源泉。”苏联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如果你能成功地选择劳动，并把自己的全部精神灌注到它里面去，那么幸福本身就会找到你。”他又说：“愉快只是幸福盼伴随现象，愉快如果不伴随以劳动，那么它不仅会迅速地失去其价值，而且也会迅速地使人们的心灵堕落下去。”世界著名画家达·芬奇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成功的经验时指出：“光荣产生于不懈的劳动。”法国著名作家左拉是这样赞颂劳动的：“劳动是多么令人钦佩的调节器！到处是它的统御之地，它带来了良好的秩序！它是和平、快乐，正如它是健康的卫士一样。”居里夫人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她一生勤奋忘我地工作，对原子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她在谈到幸福与工作的关系时讲道：“我认为人们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过有趣而且有用的生活。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应该能够说：‘我已经作了我能作的事。’人们只能要求我们如此，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快乐。”文学家别林斯基把幸福的实现视为为事业奋斗，建立功绩的过程，他指出：“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虚度年华；另一种人，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在第一种人的眼里，生活就是一场睡眠，如果这场睡眠在他看来，是睡在既柔和又温暖的床铺上，那他便十分心满意足了；在第二种人眼里，可以说，生活就是建立功绩……人就在完成这个功绩中享受到自己的幸福。”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和科学工作者的献身精神分不开的。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大量的事例说明了这一点。现代原子物理的奠基人、放射性元素镭的发现者居进而夫人，年轻时生活极为困苦，冬天睡在阁楼上太冷，便把所有衣服穿在身上睡觉，有时还把长椅子压在被子上，抵御严寒。天刚亮，就带上面包到图书馆看书去了。她同居里结婚后，生活、工作条件仍然很差，就是实验用的原料也很缺乏，连实验也是在一间不蔽风雨的破棚里进行的。正当她在科学上作出贡献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打击发生了，同她一起从事放射性镭研究的丈夫居里在一次车祸中死去。她悲痛万分。但当她想到历尽干辛万苦从几吨铀矿渣中提炼出来的几克纯镭急需继续深入研究时，就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了感情上的痛苦，一个人担负了两个人的工作，坚持科学试验，终于在她丈夫遇难四年后，完成了《放射性论》这一科学巨著，成为世界上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放射性对身体的摧残很大，居里夫人长期接触镭，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她的眼睛八年开过四次刀，耳朵常常觉得有强烈的叫声，双手也被镭射线烧得伤痕累累，最致命的是得了严重的贫血症。这些都没有把居里夫人吓倒，她一刻也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工作。就这样，她带病工作直到逝世，实现了她“把一生献给科学”的志向。
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离成功不远了。
——［法］西乡隆盛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是实现远大社会理想的关键。
美好的未来离不开个人的努力，把理想变为现实，就要从我做起。从我做起是主人翁精神的表现，也是历史对青年的要求。青年，今天是建设四化的生力军，明天则是建设四化的主力军。列宁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青年来担负”。每个有志青年应该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以当家做主的高度责任感，为国家强盛，为民族兴旺，竭诚以赴。在革命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是唉声叹气，牢骚满腹，还是振作精神，满腔热情地为国分忧担愁，是区别一个人是否有主人翁感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应该向鲁迅讲的那样，“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比如，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就努力生产，革新技术，为提高社会生产力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就刻苦学习，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出力，现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不正之风，就要积极斗争，并且严于律己，用自己的模范行动促其改变。总之，不能等待观望，而是扎扎实实地从眼前做起，从点滴做起，以便逐步达到我们的目的。
古语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向着远大的目标前进，必须从现在做起。
谢觉哉同志曾经说过：“最好不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幻想什么，而要在旭日初升的时候即投入工作。”如果现在还继续虚掷年华，浪费青春，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过去做出了成绩的，要戒骄戒躁，扬帆远航；被耽误了的，要当机立断，争起直追；跌过跤的，要改弦更张，做“金不换”的“浪子”。只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大家动手立即干，我们的前程就是十分美妙的。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道理是对的，可是一个人有多大作用呢？”有的同志这样说。不错，一个社会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多做了某件事情，就扭转乾坤；反之，也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少做了某件事，就改变历史发展方向。但是，也不能否定个人的历史作用。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只要他为人民做了好事，就一定会对社会产生或大或小的积极影响。俗话说：“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千万颗似乎无足轻重的水滴，能够穿通坚硬的岩石。一丝丝涓流，可以汇成澎湃的江河。反复证明，许多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的“个人”，在同一旗帜下，朝着同一目标努力，就会形成推动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的力量。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同样表明，许多重大事情，对于个人来说，似乎是无能为力的。比如，改变社会不良风气，一个人起来反对，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多数人都以身作则，并群起而攻之，就可以收效甚大。即使开始只有少数先进分子做到，但他们可以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扩大影响，使更多的人受到感染，从而形成抵制和克服社会上不正之风的群众力量。因此，轻视个人的作用或价值是不对的。在今天，要使个人真正发挥作用，就要把个人的有限生命投到实现四化的事业中去。鲁迅说：“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为什么不做这一木一石呢？”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一个人的进步作用，有时可以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比较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为社会所公认；有时却在当时当地看不清楚。但是，只要他坚持的是正义的事业，最终还是能推动历史的进程，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肯定。
在适当的时候去做事，可以节省时间；背道而驰往往会徒劳无功。
——［英］培根“我是普通一兵，有啥用，还是先从领导做起吧！”有的同志这样说。这也是不对的。干革命，搞建设，不仅是领导的事，也是全体公民的事。从我做起，既是对领导的要求，也是对每个普通群众的要求。当然，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全局的影响、对事业的成败，负有更重要的责任，他们更应该高标准、严要求，做出表率。如果他们敷衍塞责，消极怠工，甚至违法乱纪，那就失去了群众的信任，革命事业会就遭到损失。然而，实现四化是不能没有群众参加的，是离不开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否则，就成了少数领导人的空忙。只有领导带头，上下齐心，大家动手，各显其能，才能造成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从而把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卡耐基认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不能光着眼于大处，而忽略了小处，远在的目标是从一点一滴做起的，因此，必须从平凡的小事做起。三国时代的刘备，临死以前曾经嘱咐他的儿子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说是坏事虽小，也不要去做，好事不要以为小就不去做。这句古语，对我们如何实现远大理想，也很有教益。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不是从一件件默默无闻的琐事中体现了他的崇高精神境界吗？很难设想，一个连“善小”都不为的人，怎能够实现他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列宁说：“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实现我们的远大理想，就要从平凡的小事做起。
有的青年也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但缺乏实干精神；有的人讲起四化慷慨陈词，但好高骛远，不愿意干那些被认为平凡琐碎的工作。这些都不对的。平凡孕育着伟大，伟大来自平凡。英雄人物并不是天生的。大凡英雄总是从“平凡人”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事迹也都是由一件件平凡但却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汇集而成。
俗语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关键在于是否有志气、有理想，并且舍得花气力、用心血。在我们国家里，国家领导人与掏粪工人，影坛名星与农村社员，科学巨匠与人民子弟兵等等，只是分工不同，都是社会所需要，各个岗位都有用武之地，都可以做出成绩。如养猪是件平凡的工作，但北京部队某部装甲连战士叶洪海却把它同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联系在一起。就在这样一个又脏又累的平凡工作岗位上，他刻苦钻研，反复试验，终于制造成功了一种既能够节省粮食，又促进猪增膘长肉的“中曲”发酵饲料，为祖国养猪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饲养员”的光荣称号。站柜台，是个平凡的工作岗位，被一些人看作“低人一等”，但北京市百货大楼营业员张秉贵却干得出色，受到顾客的欢迎，被选为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当农民，也是平凡的劳动，被一些人看作是“修理地球”的没有出息的工作，但吴吉昌却成了棉花专家。其他如青年厨师陈爱武、“垃圾千金”杨希聪以及“蘑菇状元”、“捕鼠专家”、“爆破大王”、“竹编能手”等等。正是他们用青春的年华和奔腾的心血浇灌的“状元”、“专家”、“大王”、“能手”之花，在神州大地怒放，使我国的四化园地越发花团锦簇！他们的事迹有力地说明：一个有志青年，只要胸怀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都可以对祖国、对人民作出贡献，受到人民的尊重。
艺术家的一切自由和轻快的东西，都是用极大的压迫而得到的，也就是伟大的努力的结果。
——［俄］果戈理有的青年认为，他的理想就是当科学家，至于服务行业知理发、做饭、修鞋是没有意思的。有志当科学家，搞尖端技术，这种打算并不错，建设四化也很需要科学家。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各种科学家，也需要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如果认为只有当科学家才有意思，别的工作都没有多大意义，那就错了。我们所讲的理想，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幸福的理想。实现这个理想，没有各行各业的密切配合，共同奋斗，怎么能行呢？理发、做饭、修鞋等这些工作，与尖端技术相比，似乎细小琐碎，无足轻重。但是，这些工作都是社会生活和建设四化所必需。试想，离开大量的平凡工作，社会能维持下去吗？更不用说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勇攀科学高峰的“千里马”，也需要做埋头平凡工作的“老黄牛”；需要陈景润那样摘取数学皇冠上珍珠的科学家，也需要张秉贵那样站柜台的售货员。即使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也还有大量的平凡工作需要人工操作。在我们国家里，尽管各人的职业不同，能力大小不一样，只要努力工作，都是为四化大厦添砖加瓦，都会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所贡献。
一个人有无出息，不在于工作岗位是否平凡，关键在于是否有理想、有抱负，是不是脚踏实地去积极干好本职工作。在不平凡的四化建设事业中有许多许多平凡的工作，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可以作出不平凡的贡献。
我们介绍了卡耐基的经商之道，但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成功之路，每一个企业经营者，都应当有自己的成功秘诀，就好像有自己的一副面容一样，也应有自己独的成功之路。因此，我们所介绍的卡耐基经商之道，仅供人们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