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斯皮瓦克借鉴前后殖民理论，揭露了西方历史叙述的殖民暴力事实。同爱德华·萨伊德一样，斯皮瓦克赞同西方文化在知识的生产和权力架构上，都有意识的压迫和排斥东方，并把东方当作一个完全的臣属于西方的异己来处理。同时，她也指出后殖民主义批判和存在的目的是削弱西方对东方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霸权。但是萨伊德等学者对“东方”这一殖民对象的范围只是地理上的局限，就此，斯皮瓦克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她认为，后殖民地既不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也不是一种思想潮流。后殖民地首先是一种新的世界格，包括已经被殖民化的地区，如东方国家，也包括那些并不能用“殖民”来描述的但是受着着西方权力统治的地区，如与东方国家同处在西方后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也就是因为斯皮瓦克这一不同于前人后殖民理论的思想，她曾经提出“全世界都是后殖民的”的观点。这一观点对于当前的“全球化”浪潮如何处理异域文化提供了新的方向。
其次，斯皮瓦克致力于“非主流文化研究”。斯皮瓦克从事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非主流”话语的研究，比如女权主义，解构理论和后殖民地文化等。就殖民地文化来说，即殖民地宗主国的非主流社会。她的“非主流文化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非主流社会，团体，性别消除“非主流”的身份，得到认同，从而削弱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统治地位。在斯皮瓦克看来，非主流文化的崛起无疑会重写被从主国和西方颠倒过来的历史事实。斯皮瓦克的认为，处于“非主流文化”的后殖民地人民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宗主国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他们一直徘徊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边缘上，自己的文化得不到身份和价值上的认同，相反，被看作是西方的附属物与陪衬物。即便是这样，当前后殖民地的边缘地带的力量也是不能忽视和低估的。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会抓住机会进行“非主流”或者“非边缘化”的努力，进而实现消除西方中心和殖民地边缘相互的二元对立状态，达到两种文化的平等对话。同时，斯皮瓦克还指出，殖民地人民追求消除“边缘化”的同时，也不能跟当前的现实相脱离。当前我们的世界进入了全球性的新版图，也就是世界被划分为南北两部分。这样，现实的世界并不是后殖民地国家所创造或者努力的方向，但它们却要同自身的非殖民化身份在这一大环境中与西方或者宗主国进行斗争，斗争的目的就是要争取各大的自主权和独立。可以说，这也是斯皮瓦克等无数后殖民理论家所追求的理想。
再次，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研究与解构主义息息相关。康德曾指出欧洲有着高度的文明，因此，欧洲文明人和其他种族的野蛮人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文明人就有了帮助野蛮人的可能。同时，他还指出，野蛮人对于文明的渴望是人追求真善美的意志体现，这种意志是生而存在的。这种渴望就像外界强制的一样，是一种“绝对命令”，而这个命令需要的一个救世主，康德指出救世主就是具有高度文明的欧洲国家。斯皮瓦克在通过研究前人后殖民理论的基础上，对康德所提出的“绝对命令”等理论的本质进行了揭露，认为他的理论是帮助殖民国家披上文明的外衣对第三世界进行统治，即假定某些人需要拯救，文明人出于仁慈把野蛮人进行教育和感化。斯皮瓦克指出这种教育和感化是一种变相的“认知暴力”。“认知暴力”以哲学、宗教和艺术等为理论外衣，是一种殖民统治的“软暴力”。面对着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殖民地人民因受到宗主国和西方“认知暴力”的挤压，他们的历史被虚构和变形的事实，斯皮瓦克一直寻找一种方法来重现殖民地人民真实的文化和思想。斯皮瓦克主要借助于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因为翻译德里达的代表作《论文字学》，斯皮瓦克成为当今批评家和学者中对德里达的思想把握的最准确，解释的最透彻的理论家。《论文字学》的通过颠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理性主义的解读传统，持续地揭示“真理普遍性”的伪装，同时为那些遭到压制的“他者”的出场创造条件。在翻译解构主义的经典之作《论文字学》时，斯皮瓦克受德里达思想的影响很深，尤其体现在她的后殖民理论的阐述上。她不仅揭示出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意识之间共谋的关系，还从当今全世界后殖民的现状出发，揭示出这种共谋状态依然存在，呼吁遭到压制的“他者”，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走出从属地位。同时，利用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斯皮瓦克坚持打碎殖民话语解构的立场，致力于建构真实的第三世界的历史叙述。她将种族，阶级，性别作为分析的代码，相当深入的对殖民地话语权力加以政治揭露，对文化帝国主义加以批判，进而达到为殖民文化重新“正名”的目的。
最后，斯皮瓦克后殖民主义研究不是单纯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而是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
虽然斯皮瓦克同萨伊德后殖民理论的系统性和庞大性无法比拟，但她在后殖民研究中引进了女性主义视角，并提出了富有深度的见解，这正是其的特色所在。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主要体现在《贱民能言说吗？》中，在该书中，斯皮瓦克借助自己第三世界的身份背景，对于“贱民”或称“属下”等非主流的边缘文化和政治群体给予了支持。她认为这些群体主要指从属于殖民地国家的第三世界，而这些国家的妇女，更是属下的属下，边缘的边缘，因为这些妇女不仅遭受经济、政治的压迫，还遭受着性别的压迫，即斯皮瓦克所提到的男性中心主义和白人中心主义的双重压迫。第三世界妇女由于所遭受的男性意识形态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双重构建而沦落为“他者”，在这种现实压力下，妇女呈现出失语状态，根本没有表达自我的权力和空间，即使要表达也需要通过中介，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妇女的话语会被经过种族和性别的双重过滤，或被忽略，或被选择的存在，即被西方和男性阶层改编成符合他们非属下或非贱民利益的话语存在。通过对第三世界妇女从属话语地位的研究，斯皮瓦克对于殖民主义者在语言方面给第三世界妇女造成的话语压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怒。同时，她还就西方国家的小说文本中体现出的对于第三世界妇女形象的建构进行了评价，认为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话语霸权行为，认为女性主义文本在这里成为殖民统治的文本，提出女性文学批评家应转向研究帝国主义的统治档案，而不能只关注他们的文学作品，而被其虚伪的外衣所迷惑。可以说，斯皮瓦克从种族和性别的双重视角对后殖民理论进行研究，为后殖民理论做出了特殊贡献，同时也丰富了女权主义研究的内容。
斯皮瓦克特别强调第二世界妇女的经验，号召人们向成千上万第三世界的城乡妇女学习，学习与她们交流，她认为只有本国人才了解其具体情形，为了客观而充分地认识第三世界并扩展不同的读者群体，必须重视巨大的多相性研究，她提醒并建议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学会放弃做女人的优越感。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们应学会在“看”与“被看”的位置中不断变换研究角度。不要局限于以个人为中心的追问。在第一世界的文学文本与文学批评日益沉溺于文学游戏的今天，第三世界文学特别是十分缺乏发掘与整理的第三世界妇女文学中那种鲜活的、抑制不住的人性意识与性别意识为殖民地文化乃至全球文化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提供了内在的生命力，只有借鉴它们、吸取养分才能解构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策略，缩小与西方差距，真正向着殖民地解放和女性解放的方向发展。
可以说，斯皮瓦克从种族和性别的双重视角对后殖民理论进行研究，为后殖民理论做出了特殊贡献，同时也丰富了女权主义研究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