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我叫他虞师傅,有时也叫他KK。“KK”是一个外号,他的普通话带着很重的宁波口音,遇事又喜欢说,来,让我看看!这“看看”两个字,听起来仿佛英语KK;大家觉得好玩,纷纷学舌,KK自然而然就成了他的外号。
他长我十多岁,是我的宁波北仑(那时叫镇海)老乡,在“文革”前一年,从宁波考入了北京航空学院。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这个三线工厂,和我在同一个部门工作。
工厂还在基建,我们部门的大楼刚造好,许多仪器搬了进去,晚上就需要有人值班。虞师傅夫妻两地生活,他俨然一个单身汉,科长指定他住进大楼的传达室。而我嫌集体宿舍人多嘈杂,无法看书,晚上也不回去,待在工作室里,然后睡在写字台上。于是便和虞师傅愉快地相处了一段时间。
夏季的夜晚,我们坐在大楼外面纳凉聊天,通常是铺好一张席子,两个人赤膊坐在上面。KK在大学时,因走“白专”道路,曾被人武斗过,腿上留有伤痛,坐下来颇有些艰难,但一旦坐好,他就挺胸凸肚,双手往腿上一放,喉咙里干咳一声,然后朝我展开了他的一贯的温和的笑容。KK正方脸,络腮胡子,加上这温和的笑容,宛若一尊慈祥的罗汉的塑像。
这样坐了一阵,看满天星斗,听四面蛙声,我们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起来卷席子,各回各的工作室。我是阅读杂书,虞师傅大多是在弄他的专业。有时已经凌晨两三点钟了,我一觉醒来,走到外面,发现他还没有休息。他在二楼的工作室里,眼睛盯着仪器,眉头紧蹙,表情严肃,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等看到我时,他还愣了一愣。我说:
“虞师傅,你又熬夜啦?”
他说话的声音本来就不重,人累了,更轻得像蚊子叫:
“好,睡觉去吧!”
我们大楼的后面,有一个山洼,洼边上有一片小树林。秋冬的早上,洼里雾气涌上来,遮没了树林。我起来后走到窗前,睡眼惺忪地往外看,发现树林那边,雾中渐渐映出KK的身影。我知道他在那里看英语书。
要说KK的英语水平,在我厂绝对是首屈一指。当时厂里做外国的专利时,唯一的一个英语翻译是自学成材的,原来也是KK的同学。我经常在下班后,看到那人静静地等在路边,KK走过去和他窃窃私语,过一会儿,那人又静静地骑车远去。我问KK,他来做什么?KK说,他来问几个英语句子。我觉得有意思,说:
“他不能打电话问吗?”
“他发音不准,怕我笑话他,所以,不敢在电话里念给我听。”KK说到一半,就无比开心地笑起来。
我真被他逗笑了,说道:“KK,你是在笑你自己吧?你自己的发音,是什么发音啊?”
他曾在大楼的走廊上朗诵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君不闻,那个遥远的忧郁的王子,说的竟是一口宁波英语。
虞师傅闲散起来,也喜欢练习书法,经常在废报纸上写大颜字。他的房门外,也就是大楼的门厅里,有两架放报纸的玻璃橱窗,有时他嗡的一声大叫,我便跑出来,看他挂在橱窗上的书法作品;我看后,他再自我赞赏一阵,就拿掉了。但有一次,他展览的作品,到第二天上班还没有拿掉,橱窗前围了许多人看。那是他用赵松雪的行楷书写的一首杜诗,一首充满喜悦之情的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人丛中有几个他的老同学,回头找他,说KK,是有喜事了吧?他天真烂漫地笑着,点点头。再追问,原来是他的妻子要来探亲了。
不久,嫂夫人果然来了,大家都高兴地去看望,虞师傅则站在传达室的门口,笑眯眯地发香烟,欢迎大家。于是大家一个一个探进头去,只见嫂夫人脸朝里,斜坐在床上,像个害羞的新娘子。
那时,我夜晚的行踪已经被科长发现,被严令不准在工作室里过夜。所以,虞师傅与他妻子如何夫唱妇随,琴瑟和谐,我就所知甚少。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年的九十月份,虞师傅终于结束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调到他妻子所在的浙江云和的一家工厂。老单位里,他最后一个告别的人是我。当时,我正在汉口出差,他便坐申渝线客轮到汉口,客轮在汉口停靠时,他上岸来招待所找我,然后我再送他到码头。客轮在微风细雨中驶离,我走到江岸高处眺望,一直到看不见船影了才转身回去。
后来,我们之间没有通信,不知何时,从哪里听到,他当上了主管技术的厂领导。再后来,我也调动回到了故乡,又巧遇了他的妹妹,但时间已是2000年了。突然有一天,她来告诉我,说她哥哥中风了,造成了半瘫,幸好右手还能写字,就在家里帮工厂翻译外文资料。又过了将近一年,我得到通知,说他的病情加重,人都不认识了,因此他回到故乡,住在塔峙东岙的岳母家里,由他的妻子照顾他。
我没有耽搁,问清了地址,就赶到了塔峙。我们暌违二十余年,但从他看见我时的样子判断,虞师傅肯定认出我来了。我有些激动,拉住他已没有知觉的左手,问他吃不吃药,他点点头,好像说了“吃的”。嫂子在一旁看着,直说奇怪。他的右手里拄着一根木棍,头上戴了一顶绒线小帽,然后坐下来,就像从前那样笑眯眯地看着我,听我和他的妻子说话。
嫂子待人亲切,又十分健谈。她跟我说,当年她读镇海中学,都是星期一早上挑一担米,翻山越岭走去的;他(指虞师傅)是在宁波读书,周末回家也是走回来,走到扎马家里,天已经墨黑了,还要去田头干点活。
一会儿,我们都不说话了,转过头去看着他。嫂子忧愁地说:
“他怎么办?话也不会说,人也不认识;五个月前,还能看书,写几个字,现在都不行了;最可惜的是,他的英语那么好,现在全部忘光了。”
我坐了一个多小时,起身告别。虞师傅也站起来,但挪步困难,我忙上去扶住他。我趁嫂子站到门外去时,连叫了他几声“KK”,叫得我自己鼻子都发酸了。我走在山坡路上,心里非常悲凉;但也感到一些欣慰,毕竟他还认出了我,知道我去看他了。
2003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又突然接到嫂子打来的电话,说虞师傅已于6月初因再度中风去世了!他是在北仑中风的,最后送到杭州浙二医院,但已经回天无力。嫂子说,丧事办完了,许多事情也料理完了,她知道我和虞师傅要好,就给我打一个电话。
他去世时,虚岁虽有61,但实足并不到60岁,还没到正式退休的年纪。我曾经想,要是我早知道他会这样,当年我和他在一起时,看到他熬夜,就要对他说,你要当心身体啊,否则这样下去,你六十岁也活不到。
这些年里,我经常想起他,想起要为他写一篇文章;这一次,我写下了《忆虞公》的题目,又连着写了十多天,终于写好了。是啊,我的文章写好了,然而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经常想起他。
2010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