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近读孙犁老人《故园的消失》一文，心里颇多感慨。我的故里，在上海南市的老城厢内，自去年始，弄堂前面的马路逐步拓宽，数以千计的居民先后动迁，我的故里正在悄然地消失。我祖籍宁波，但在上海出生长大，从婴儿直到可以出门远行，其后虽辗转漂泊，归于祖居，然而回望来处，仍是一往情深。古人折柳以示别意，我现在也已听见自己折柳的声音了。小记十篇，是为序。
老西门
老西门也叫仪凤门，辛亥革命前还是一座城门的名字，后来只是一个地名。原先的墙址和城壕的上面，修起了一圈环城路，北半圈为人民路，南半圈为中华路。
我们小时候在环城路上练长跑，即使是隆冬季节，也能跑得大汗淋漓，跑到赤膊穿短裤。我们人小腿短，一圈跑下来，需半个多小时。有一次，我们几个兄弟走到老西门，刚要起跑，来了一个长腿的小青年。他叫住我们，扔过来一团衣服，要我们等他二十分钟。他果然准时跑回来了，他浑身热气腾腾，我们却快冻僵了。在那些年月，助人为乐的风气非常普遍，我们把衣服还给他，他连谢都没谢一句，我们也没有丝毫的不快。
上海第八百货公司在老西门的北边，门前每天停着许多三轮车。我在这里见到过著名的劳动模范程德旺，他是三轮车工人。他长得很结实，腰里系一根宽皮带，皮带的前面挂着一只皮盒子，里面放了很多钱。他坐在车座上打开一个饭盒，是猪油白糖糯米饭。我们围着他，吵吵嚷嚷地要他做一件好事给我们看。他笑了一笑，挖了一勺糯米饭递过来，一个小孩吃到了；他又挖了一勺递过来，又一个小孩吃到了。接下来他就自己吃了。
如果说，在那时请人吃饭是做好事，那我也曾做过。百货公司斜对面的乔家栅点心店，是上海有名的老字号，我有一阵常在那里吃阳春面。有一个小朋友跟着我，我吃的时候他陪我聊天，吃到还剩下一小半，我就让给他吃了，他拿过筷子便吃，最后把汤喝得精光。要知道，那时候一根棒冰，要好的小朋友都要你舔一口，我舔一口；一只咸橄榄，都要你咬一点，我咬一点，我把面条给他吃，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老西门有几家名店，除乔家栅，还有大富贵酒楼、冠生园食品店、全泰服装店。全泰以经营特殊尺寸的服装扬名沪上，据说“巨人”穆铁柱同志到全泰买过许多衣服。前几年一个夏天，我陪一位朋友去买西装短裤，我们走错了地方，来到了那个专柜前，营业员为他量了尺寸，然后诚恳地向他建议道：你的尺寸不算大，就买一条童裤吧。我在边上听了，笑得肚子都疼了。
老西门面对着六岔路口，路边都有一道铁栏杆，每天许多人趴在栏杆上观看街景。去年的秋天，城市喧闹的黄昏之后，天上一弯上弦月，我在老西门闲逛。我看见一个老人独自站在铁栏杆前，双眼望着前方，身体一动不动。他至少这样站了半个多小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老人七八十岁了，我想，我如果到了他的年纪，他想些什么，我大概就知道了。
泰瑞里
我有一位文友，因为感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盛况，把亭子间当作了一种胜迹。他问我：你看见过亭子间吗？我回答他：从我家的门口，楼梯上下去三级，就是一间亭子间；我结婚的时候，曾向主人借来，做了我和妻子的洞房。
仔细想想，亭子间确像一只亭子，它下面是灶披间，上面是晒台，前后左右也没人家。而住在里面，其实是十分难受的，因为太小。泰瑞里有一个五口之家，住着六平方米的亭子间。一次我有事去，推门一看，人影幢幢，赶紧退了出来，在门口把话说完，就走了。他们家来了一个乡下的亲戚，怎么睡呢？通常是把饭桌擦擦干净，叫一个听话的孩子爬上去睡。
上海人住房困难，上厕所也很困难。记得有一回，还是一个上海人，冲进泰瑞里，不久又冲了出去，他浑身发抖，面色十分难看，朝着站在弄堂口的人急吼吼地说，你们弄堂里，怎么没有小便池？！对方出于同情，就让他在墙边拉掉了，还安慰他说，我们晚上也经常拉在这里的。
泰瑞里原来是有一个小便池的，它在三号毛豆家窗口的边上。“文革”中，有一个大白天，短小精悍的毛豆，用铁锤把它砸烂了。但让人吃惊的是，没过几天，后弄堂过街楼阳台下面的垃圾箱也悄然消失了。那是住在楼上的人干的。这一家兄弟五个，其中三个学过武术，他们走上前去，动手解决了问题。这两样东西，至今没有恢复，但平心而论，它们砌在窗口的边上或阳台的下面，谁会欢迎呢？
这些事情，现在已没人关心，复兴东路要拓宽，许多人家都要搬家了。有一位胖阿婆，做了几十年的里弄工作，她现在每天早上，都在弄堂里散步。有人跟她开玩笑，阿婆你是在减肥吧？她就停下来，微笑着回答，我要搬家了，我在这里住了五十几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胖吗？因为我有一肚皮泰瑞里。但是这几天，我这样走走，肚皮却小了下去；我想走到搬家那会，我就要变瘦了。她说着，眼睛里渐渐充满了泪水。
松雪街
赵子昂的书法，是我一直崇拜的。他号松雪道人，因此我对松雪街，也抱着尊敬的心情。少年时有一阵子，我每次走过松雪街，都会想起许多美丽的汉字，因为在那些日子，我得到了一本赵松雪的行楷字帖。
其实松雪街，只是一条普通的小街。原来的台硌路面上的卵石被磨得像涂过一层黄油；后来全部挖去浇上了沥青。当代画家陈逸飞从美国回来，要拍一部旧上海的电影，选中了松雪街。他拿出若干万元钱，把沥青全部挖去，重新修筑了台硌路，电影拍完，竟将路面席卷而去。我曾梦见画家走在前面，肩上扛着一筒台硌路，他走得十分轻松，走到美国去了。
这是前年的事情，今年小街两旁的老屋，开始一一拆除，机械进出，尘埃蔽天。有一个老人说，他小时候找不到的玩具，这次总算找到了。秋天我有事回沪，小侄儿元元头举着一块烧焦的木头给我看，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烧焦的木头，他说不对，然后大声地说：是松雪街！
元元头手中的焦木，是从刚拆去的烤鸭店里捡来的。松雪街有不少小店，我儿时常去购买零食。咸萝卜干，一分钱一包，在嘴里吞进拉出，从清晨直到黄昏月亮出来，才拍手完事。年岁稍大后，就常去买母亲的油盐酱醋、父亲的香烟、祖母的头痛粉、楼下裁缝老爹的针线。
结婚后，我去得少了。曾经有一次，我抱了儿子去买东西，结果儿子下地就不见了，找了十几家门面，才看到他在酱油店里坐着。一个小姑娘店员，正弯着腰在拿东西喂他，我一进去，她就把手放到背后，笔直地站着不动。我有点狐疑，便问她喂了孩子什么，她的脸就涨得通红，怎么也不肯说。回家路上，我就问儿子，阿姨给你吃什么了？儿子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我却一个字也没听懂，只好叫他张开口来，我立即闻到了一股豆瓣酱的气味，我大笑起来。路上行人极多，但我实在忍不住了。
翁家弄
翁家弄是一个菜场，我小时候在那里买菜，大约连着有两年的时间。我的父母是双职工，每天早出晚归，我作为长子，做点家务是应该的。
在我的印象中，翁家弄好像除了葱姜，买其他的菜都要排队。过年以前，购买计划供应的荤菜，一些老太太，在隔天的下午就提着小矮凳去排队了。寒冬腊月，一个个坐在那里，熬过漫漫长夜。但到清晨开称，她们却未必都能买到东西。有一年，我家后弄堂的一位阿奶，去买年货里的带鱼，连续排了两夜，结果都被人挤到后面。她血压骤升，提前去世了。
买菜最苦的是在冬天，为买一点小青菜，我常常要在早上四五点钟，就钻出温暖的被窝。我们要好的小朋友，都事先约下了，到时用歌声互相召唤。我起来得早，走到他们的窗下，抖抖地唱起一支歌。然后我们耸肩缩脖，在昏黄的路灯光下，冒着严寒向翁家弄奔去。
夏天就好多了，上海晚上蚊子很少，我常去睡在翁家弄，这样买菜就很方便。我曾在肉摊桌上睡过一回，一觉醒来，见到身边躺着半爿猪，吓得我急忙爬起来跳到地上。师傅倒是好心，他在做准备工作，让我多睡一会儿。
翁家弄白天最安静的时候，是在中午前后。我那时刚学会骑自行车，有一天跨在三脚架上，一扭一扭地骑了进去。两边都是菜摊，中间的通道并不宽畅，我骑进去没多远，车子就翻倒了，人也跟着翻出去，跌进了一只空菜筐。我跌疼了，过了好久才爬了出来。我现在闭上眼睛，觉得自己仿佛还待在那只空菜筐里。一段少年的时光，留下了许多蔬菜的气息。
关帝庙
“文革”以前，关帝坐在大殿上看书，几个放学的儿童，站在跟前看他看书。一老道飘然上前说道，你们上课学习，也要像关帝爷这样认真。这一情景，忽然已过去三十多年了。
庙宇改成了医院，是在“文革”的初期。一群医生走上大殿坐下，为住在附近的居民看病。这时几尊神像已被拆毁，在庙前的马路上用火烧了几天，才灰飞烟灭。在烧的过程中，有一人从周仓的手里，夺下青龙偃月刀，神经兮兮地狂舞一气，不幸跌进火中，烧焦了臀部。庙里的那位老道，因为年纪大了，没有被赶走；殿前的花园也还在，园中的泥地里，小虫子们还在。
我们蹲在地上捉虫，老道没事可干，走过来问我们捉什么虫子。我们说捉放屁虫。他说让他闻闻。他闻过以后，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转身慢慢地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我们都感到后悔，他是个仁慈的老人，待我们一直很好，我们不应该让他闻这种臭得要命的东西。
老道曾悄悄地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他养了一只翠羽红嘴鸟，就藏在他屋前的石榴树中。那只鸟其实是一只鹦鹉，叫起来天真烂漫；不叫的时候，比树叶还要安静。十月晚秋时节，老道请我们吃石榴，让我们自己摘。他笑容满面地在旁看着，一边不停地提醒我们说，不要把我的鹦鹉摘下来噢！
花园中还有个小小的水池，养了不少金鱼；池上横跨着一座低平的石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两个青年谈恋爱，一天他们说好，在关帝庙里约会。但到了时候，小伙子没有来。那位姑娘在石桥上走来走去，最后生气了，从包里拿出一袋要送给小伙子滋补身体的白糖，一扬手全部倒进了水池。她走后，老道紧张起来，四处询问，金鱼吃了糖水不要紧吧？
医院后来也搬迁了，庙宇便被紧邻的小学——也就是我的母校——兼并，池子首先被填，桥面成了路面，我都亲眼看见了。
复三小学
复三小学，全称为复兴东路第三小学，是我的母校。我离开它，整整28年了。我的侄儿元元头现在在复三小学读书，那年新生入学，我正好在上海，就背了他踱进了校园，他要下地，在我的背上叫着，而我已经泪眼模糊。
1982年春节期间，我们一些在沪的老同学，相约回校跟老师团聚。那天我刚走进教室，一个老师便喊出了我的名字，我十分惊讶。她是陈老师，我一年级时的班主任，我们升级时，她调到外校去了。相隔19年，她居然还能认出我。
老师说，你知道吧，你在老师的梦里活蹦乱跳，可是现在看你，多么老实！快告诉老师，你结婚了吗？我说，我的儿子已经一百多天了。我说完站到一边，让给刚到的同学，然后我就坐到下面的座位上。我过去是个大胆的学生，但我长大了，并且喜爱文学，我的话逐渐变少，容易动情，表达也很含蓄。
那天的聚会，我还见到了区老师，许多年来，我经常想念他。区老师是我们毕业时的班主任，他多才多艺，会画画，会摔跤，会拉小提琴。他拉琴的姿态，让我想到迷雾中一叶扁舟，好像来自天上，能听见划过轻轻的、银河的水声。
毕业那天的最后一课，我们要求他拉段曲子，他欣然同意了。他正要演奏一段《北风吹》，不料教室的门被撞开，挤进几个陌生的青年，气势汹汹地要找我。原来前几天，我三弟在游泳池，受到一个有流氓习气的少年的欺侮，耳朵里被灌进了水，哭闹了一个晚上。我第二天找到那个少年，把他教训了一顿。他现在叫了一帮人，找我算账来了。
他们人多势众，我确实感到害怕，我把事情跟老师说了，他马上转身过去，声色俱厉地把来人关到了门外，然后叫我赶紧爬窗回家。我爬到窗上，要往下跳时，我的老师的琴声也响了。我就这样告别了母校，我以后想念亲爱的老师，他的琴声让我低回不已。
聚会是短暂的，我保存着当日的留影，不觉时光又过去了14年。照片中我们身旁的那棵树，我后来从我家的晒台上看见了，它的高高的树冠，枝叶摇漾，如在清凉的水里。
这棵树是在我上学那年看人栽下的。二年级时，我未能在第一批加入少先队，我奔到树旁，双手握紧树干，抬脚踏步，满腹委屈地唱起了少先队队歌。我的身后，立即跟上了几个一样伤心的同学，我们在这杆“队旗”下，终于哇哇地哭开了。
现在我在黄浦江以南、杭州湾以南，深深地思念母校。时间已过了午夜，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入睡了吧。
三牌楼
明朝时候，上海有一个姓刘的举人，因做官有了政绩，便在自己的宅前，竖了两座牌楼。他的一个本家兄弟，住在附近的，后来也学他的样子，在宅前竖起了一座。这三座牌楼，在清末因道路拓宽，都被拆除了。以后的新路，就取名为“三牌楼路”。
三牌楼路南北走向，最热闹的去处在与复兴东路的交叉口。这个交叉口，我们习惯叫作三牌楼。那里的房子，多为木结构，年代久远，加上修缮不力，远看便如烂船堆积。看到弄堂口消防车朝东开去，我们就会说三牌楼着火了。三牌楼那一带确实经常着火。
我有许多同学住在三牌楼。1971年春，我们在金山学农，一天有户农民的柴屋突然着火。柴屋好烧，又兼春风浩荡，火焰很快便从窗户屋顶蹿出。几位同学奋勇向前，大力扑救，待到火灭，他们已衣裤全毁，蹲在地上不敢起来了。他们都是三牌楼的。
毕业工作后，我和他们都不曾来往，但走过三牌楼，仍习惯朝他们的窗口眺望。有一年我又走过，看见一个女同学抱着孩子坐在房前晒太阳。她是我曾经暗恋过的，多年不见，依然俊秀妩媚。我很想上去搭话，向她问好，但料到最终总是没有结果，就转过脸来，加快步伐离开了。
现在她的娘家的房子，已经拆掉了。在原来她家窗口的位置，我看见，只有依依的白云飘过。
西城浴室
西城浴室在复兴东路上，过松雪街往东，没几步路就到了。父亲说过，我最早去那里洗澡是在三岁的时候，他带我去的。但母亲却说，在我更小的时候，她就领我去过。因此，我到公共浴室洗澡，最早是在女子部，这令我十分感动。
每年天冷了，我就要想念浴室的大池，因为那里可以游泳。大池水面不广，水又浅，但对小孩子来说，已经足够了。午后时间最佳，浴室才开门营业，池水特别清澈。我在水底下游动，弟弟在上面看着，他说我像一支人参。有一次我们去得巧，池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高兴极了，觉得该干点什么，我就溜到外面的茶桶边，抓来一大把茶叶放进了大池。
从大池出来，走进更衣厅，这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刚来洗澡的，忙着找位置脱衣服；洗好的却并不都急着穿衣，无牵无挂地闲逛，取杯子吃茶，找熟人聊天。父亲一般是躺在铺上，让修脚师傅修脚，我站在边上观看。父亲说：我最近穿鞋，很挤脚。师傅点点头，用刀把脚修了一圈，然后抬头说，小点了，你穿鞋试试。父亲一试正好。父亲现在年纪大了，脚也变得粗糙难看，可是当年，刀光闪闪之下，他的脚是多么漂亮。
除了修脚师傅，其他一些在厅里服务的师傅，本事也都了不起。他们会刮痧，会掐人中，会扔浴巾，会转毛巾。转毛巾最使我们入迷。一块毛巾飞转起来，顶在一根手指上，还可以接力传递。有一位师傅躺下来，翘起一腿，用大脚趾转毛巾，像一架直升机。这门功夫，我们兄弟不久也都会了，家里就经常毛巾乱飞。某个夏天，一块毛巾飞出了阳台，正好落在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的头上，他就顶着我家的毛巾骑走了。
穿好衣服后，先出去的人要在浴室的门外等候。我常第一个出去，因为我总觉得自己浴后非常好看，希望从对门的女子部里出来一个同学，让她意外地发现我。但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憧憬都没有结果。给我留下印象的，倒是一对奇特的夫妇。男的是一个驼背，那天他和我站在一起，女子部里出来了一个盲人，是他的妻子。天上正下着小雨，她出门没几步，不慎滑倒了。驼背埋怨说：你看，刚洗好澡，又弄脏了。她却微笑着，轻轻分辩道：里面是干净的。
去年十月初，母亲回沪住了几天；十月底，我也回去过。母亲说，西城浴室被拆掉了。我说好像没拆嘛。但是母亲坚持，我就不想多说了。这几日我写怀旧的文字，心情免不了常常忧伤。
老陈粮店
那年粮店的门前堆满番薯，因为便宜，买的人就特别多。大家争先恐后，吵吵嚷嚷，老陈就从店里跳出来，大声叫道，不要吵了！番薯都被你们吵得脸红了。他说着拾起一只番薯，大家一看，是一只红皮番薯。于是大家哈哈一乐，秩序又好了。
老陈粮店我是常去的，去一次买二十斤籼米。我那时虽然年少，但扛上米袋，就像一只鹿，连蹦带跳，到家放下米袋，还可以马上吹笛子。我的身体是很健壮的。可是买米要排队，这又是我最厌烦的事情，排在队伍里的孩子，看上去都有点傻乎乎的。
有一回我排在队伍里，实在闲得无聊了，就扔硬币玩。于是，一个五分硬币滚进了粮店的柜台下面。我用手摸，用脚勾，用棍拨，都无济于事；它嵌紧在一处地缝里了。老陈走过来，哼了我一声，就趴到地上，很快把钱弄了出来。他的身上都是灰，可是，他却指着我说：你看，身上都是灰，快到外面去拍一拍。
粮店的附近，有数十家养鸡的。傍晚粮店扫地，鸡就在门前忙着啄食米粒；这时偷鸡的孩子悄悄出现了。他们偷鸡的方法，十分奇特。捡一只废弃的火油箱，把顶盖的一块敲掉，再装一根绳子。然后走到鸡旁，突然罩下去，拉了就走。火油箱在台硌路上一拖，声响震耳欲聋，鸡在里面狂叫，外面却一点也听不见。他们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走过大街，把人家的鸡偷回家去。这种把戏过了很久才被人识破，但最初人们都稀里糊涂，老陈也稀里糊涂。
一天早上，老陈在店门上贴出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昨天偷走的鸡是我老陈的，快给我送回来，否则我就没鸡吃了！那天下午，鸡就回来了。鸡自然不是老陈的，老陈沾沾自喜，又答应人家贴出一张告示，要找上星期的鸡，但这回一根鸡毛也没回来。
我父亲跟老陈是熟人，曾把他喊到家里喝茶抽烟。父亲有一回说起老陈的事情，说他没有结过婚，但对一个朋友的遗孀很好，可是，却从来不到她的家里去，只是每月一天，扛上几十斤米，放到那个寡妇的楼梯下面，转身就走。那个寡妇后来嫁人，走的那天带了孩子到粮店去，没见到老陈，抽抽搭搭地哭了一阵。
这家粮店的字号，我从未留意过，对此我很惭愧。我吃的粮食都是从它那里扛回家的，没有这些粮食，我无法长大。我现在叫它老陈粮店，是因为老陈纯朴厚道、心地善良，有粮食之风。我能为他写下几行文字，心里感到愉快。
老虎灶
泰瑞里的对面是一家老虎灶，老虎灶专门卖开水，但灶边的半间屋子，也供客人坐着喝茶。一个大灶，上面安一个高高的锅筒，锅筒的下缘装两个水龙头，龙头一转，就是轰轰烈烈的开水和蒸汽。夏天去泡开水，水溅在身上，烫得双脚跳，老板就会笑着说，烫到小鸡鸡了吗？
老板为人风趣，爱开玩笑，他的儿子却很傻。那些日子，他儿子要闹革命，有一天突然在开水龙头上挂出了两块牌子，一块上面写着“左”字，一块上面写着“右”字。他爹发现了，气极骂道：你这个小赤佬，太过分了！思想路线分左右，开水分什么左右？你这么喜欢分，你以后每天就喝左边的水吧！话刚说完，他自己就哈哈大笑起来，结果大家也哄堂大笑，墙上挂着一只鸟笼，鸟笼里有一只八哥，那只八哥也哈哈大笑。
那只八哥，我们叫它“乌鸦”。它是一只怪鸟。要它说话的时候，把笼子摇散了它也不说；想不到的时候，它却突然地来一句，把你吓一大跳。有的小朋友来泡开水，看看没人注意，提了热水瓶就溜，这时“乌鸦”说话了：筹子！筹子！筹子是长短不一的竹片，有一分、二分和五分，预先换好了专门泡开水用的。“乌鸦”后来放掉了，因为老板总是担心，万一它说出一句反动话来呢？它从笼子里出来，飞上老虎灶的屋顶，看见一只燕子掠过，就展翅跟去了。
茶客们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喝什么茶，如何讲究，我是不懂的。中秋节前，他们斗蟋蟀，赌月饼，热闹非常，我也很少去看。但有一阵我经过那里，总要注意观察。泰瑞里有一个年轻人，患了肺结核病，他在家里待不住，就到老虎灶来坐着，听人聊天。他自带了一只大号的茶壶，只是别人的壶里倒出的是茶水，他的壶里倒出的是鸡蛋汤。我观察的目的，是想了解他那个鸡蛋汤的浓度。
我读初中时，几乎每天都要穿过老虎灶，前门进后门出，因为这是一条近路。那年我从金山学农回家，三弟来接我，走进热烘烘的老虎灶时，我感觉已经回到家了，就开口问道，晚上家里有什么好菜？三弟想了一想，回答我说，有两碗咸菜烧豇豆。
1996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