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积累下来的问题千头万绪，症结太多。而在众多严重问题中，铁路问题尤为突出。
1975年2月，全国铁路的形势是这样的：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枢纽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甚至影响了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
邓小平要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首先必须对经济运行的大动脉——铁路系统进行整顿。邓小平说干就干，雷厉风行，毫不拖延。
2月中旬，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邓小平一边走进会议室，一边愤慨地谈到，目前铁路问题太严重，不抓不行了。在会上讨论了这一问题后，邓小平拍板，立即对铁路问题进行整顿。之后，邓小平找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铁道部长万里等，专门研究整顿铁路的具体问题。
2月25日至3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会议的题目，就是解决铁路运输问题。
3月5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用他那一贯简明扼要的讲话方式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他说：“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百零九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他继而分析道：“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还是要加强集中统一。”
“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这也是中央的决定上讲的。现在铁路事故惊人，去年一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七百五十五件。”他不无气愤地说：“中央的决定还讲到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他说：“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理所当然地会得到绝大多数铁路职工的拥护。所以，3月份的动员要很深入，包括对职工家属、铁路沿线农民，都要做到家喻户晓。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最后，他说：“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这篇讲话，可以看作是一篇对“文革”极左错误的战斗宣言，是进行全面整顿的战斗宣言。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题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这个当年的九号文件。文件指出，铁路运输当前仍是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决定对全国铁路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对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派头头，要及时处理。
这个“文件”，鲜明地带上了邓小平的特点，用词明确，立场鲜明，措施强硬。
邓小平亲自点将，让复出工作的铁道部长万里挂帅，整顿铁路。3月7日，铁道部召开全国电话会议，一竿子插到底，万里部长向全系统传达了中央整顿铁路的决心和有关决定。随后，铁道部在全国铁路系统，对整顿的决定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力争传达到全系统的每一个群众，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中央和铁道部深信，中央下决心整顿铁路的精神，一定会得到广大职工群众的拥护。
在全国铁路系统中，问题最严重和派性最猖獗的，当属徐州铁路局。徐州是淮海地区的一大重要铁路枢纽。由于派性严重和坏人当权，生产和运输受到破坏性的影响，已经长达二十一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
徐州，从古至今，就是中国的一个战略要地，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差不多三十年前，邓小平等曾经率六十万大军，在此战胜了人数上大大多于我军的近八十万国民党军战略主力。今天，他再次率领正义之师，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与“文革”造反势力，进行战略较量。3月10日，在邓小平亲自部署下，铁道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进驻徐州，整顿和解决徐州铁路局问题。万里一到徐州，即召开万人规模的群众大会，向群众反复宣讲“九号文件”精神，批判派性，落实党的政策，发动了一场整顿铁路的人民战争。与此同时，铁道部下决心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对派性特别严重的领导进行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到期不改，就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撤职和调离。对参加煽动闹派性、武斗和停工停产的坏人，毫不手软地坚决打击。由邓小平亲自批准，在徐州逮捕法办了坏分子、派头头顾本华。一系列坚决果断的措施，敲山震虎，正本清源，迅速扭转了局势。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徐州铁路生产运输形势大大改观，到4月底，提前三天完成了国家生产运输任务。
3月15日，万里在徐州召集济南、上海、郑州三个铁路局开会，解决津浦、陇海、京广北段运输不畅通的问题。接着一鼓作气，万里再到太原、郑州、长沙等地，依照徐州做法，召开千人、万人、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宣讲中央整顿政策措施，发动群众。由于态度坚决，措施强硬，群众拥护，到了4月，堵塞严重、问题成堆的几个铁路局，相继打开局面，铁路畅通，生产上升。全国二十个铁路局，除南昌局外，都超额完成计划，煤炭装车量五年来第一次完成了计划运输指标。
对于剩下的南昌铁路局，邓小平指出，要害是“南昌铁路局的问题，省里就有人支持，一定要把铁路上搞派性活动的里外联系割断”。4月28日，铁道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着力整顿南昌局。只要下定决心，便没有攻不克的难关。问题解决后，到了6月，南昌局即提前完成上半年货运任务。
在邓小平亲自决策和领导下，在铁道部万里部长等人的艰苦实施下，长期阻碍国民经济运行的铁路这一大难题，终于基本得到解决。铁路问题的解决，不但解决了一个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大障碍，而且在全国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全面整顿的一个鲜明而又富有成效的形象。
这一场铁路战线上的战斗，实际上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纠正“文革”错误的首次尝试，更是一次向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的正式宣战。铁路问题的解决，意味着全面整顿初战告捷。
邓小平复出工作一年多，就被毛泽东赋予了党政军大权，而且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如此大张旗鼓地开展整顿，这实在让以江青为首的“文革”势力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慌。他们深知由邓小平发起的这一场整顿，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从邓小平复出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在密切地注视着，并利用一切机会阻碍邓小平等对于极左错误的纠正。这次，他们抓住了一个由头，就是批判所谓的“经验主义”。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说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阴险地说：“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同日，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借批林彪进一步煽起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批判，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说什么“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大肆鼓噪反对“经验主义”。4月1日，张春桥发表一篇名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用心险恶地鼓吹打“土围子”。4月4日，江青对她手下干将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就这样，在江青一伙的亲手操纵下，一时之间，全国范围内，报纸、杂志上反“经验主义”的鼓噪连篇累牍，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
综观政治形势，可以看到，一边，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对极左错误进行整顿；另一边，是“文革”势力大造声势，肆意进行诬陷批判。双方的斗争日趋激烈。
3月26日，由于癌症转移，医生对周恩来施行手术，摘除腹部肿瘤。术前，他清理了自住院以来没有批办完的积案，将未了事宜全部交付邓小平。在进行了这样大的手术以后，刚刚能够见人时，周恩来便于4月2日、11日和14日，三次找邓小平谈话，就近一段时间的工作和局势交换看法。周恩来以羸弱之躯，再次给予邓小平以支持和鼓励。
4月中旬，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江青再次挑衅性地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毫不客气，坚决抵制了这一无理取闹。
4月18日，已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会见前来访华的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金日成。毛泽东和金日成是老朋友、老战友，相见之下，必有感慨。毛泽东推心置腹地对金日成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康生同志、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也生病。我今年八十二岁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毛泽东指着参加会见的邓小平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借着这次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在会见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自3月以来，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直率地表示不同意江青等人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对于邓小平等老干部与江青一伙的斗争，毛泽东是知道的。对于两边的所做所为，他都在进行观察。他清醒地看到，邓小平对于铁路的整顿是成功的。江青一伙这样公开地唱对台戏，这样不依不饶地闹个不休，完全不符合毛泽东要求安定团结的宗旨。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遏制一下江青一伙的猖狂，他对这场斗争表了态。
4月23日，在一份报告上，毛泽东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毛泽东进一步批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他批道：“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根据毛泽东以上批示，4月27日，政治局开会进行讨论。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四人帮”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由于毛泽东作出了明确的批示，江青被迫在会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
这次会议，虽然表面上以江青作检讨而告结束，但双方斗争的这一桩“公案”，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住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对会议情况十分关心。4月29日和30日，他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王洪文等谈话，了解27日政治局会议的详细情况。叶剑英、邓小平等人也深知，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他们做好了和江青一伙进行更加激烈斗争的思想准备。江青一伙受了批评，当然更不甘心。斗争的双方，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再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