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对他的第一个岳母——我的外婆好得不得了， 妈妈死后爸爸还把瞎眼的外婆接到家里给她炖猪心吃，吃了炖猪心的外婆异常高兴，她说：“我吃了炖猪心，眼睛都亮了。”那时中国大家生活都很差，一般人家只有到过春节时才吃点肉。
爸爸对他的第二个岳母怎样我没听说，因为那个后妈只身到我家，只给她家中的两个女儿寄钱。没听说过他的继岳母。
爸爸对他的第三个岳母——我的继外婆也很好，爸爸的第三个岳母本不是他的亲岳母，是我的后妈的婆母。后妈的婆母自己有女儿，但我爸爸养她，当时第三个后妈嫁到我家，爸爸的第三个岳母已年高70多岁。他的继岳母之一——我的继外婆之一对我爸爸很满意，她经常和她媳妇、孙女吵，但她一见我爸爸心就甜蜜，因为爸爸总是对她很好， 对她说话轻言细语，饭菜端到她手上，好的先给她。她的后事也是爸爸操办的。后来他继岳母的女儿、儿婿一见到我爸爸就像见到亲人。
我想：“真奇怪，爸爸为什么要对那些人那么好？”爸爸从不教育我，我想他是要我自己去思考。
2007/2/28于上海
化解仇恨
我小时候在家乡看了很多我爸爸化解仇恨的事， 记忆最深刻的便是爸爸处理他大孙子被人推到河里淹死的事。
在爸爸的大孙子死的那一年，爸爸有三个孙子。那时大孙子十二岁，二孙子八岁，三孙子六岁。
按常情，在有三个孙子的情况下死了一个孙子，爸爸当不会悲痛欲绝。但是爸爸的确悲痛欲绝，因为死的那个孙子是他最疼爱的。那个孙子长得最像爸爸的面容，另外两个孙子则长得不像我们家的面容，而像他们的舅舅；死的那个孙子是老大，按中国习俗在我们这种大家庭因为传宗接代的关系总是最爱老大；死的那个孙子最懂事，他从小就帮家里做事， 不像他的两个弟弟。总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死的那个孙子都是爸爸最疼爱的。
失掉这个孙子，爸爸真是悲痛欲绝，因为他死得太突然了。 那天下午，大孙子带着两个弟弟到河边洗竹席子，河边还有一个小孩在放牛。放牛的那小孩是一位重庆知青的孩子，他和爸爸的二孙子在桥上玩耍，后来他二哥小孩起了冲突，于是那重庆知青的孩子就把爸爸的二孙子推下了河。 爸爸的大孙子一看，赶紧丢下正在洗的竹席子，跳进河里将弟弟死命地拖上了岸。没想到那重庆知青的孩子怒气还未消，见二孙子的哥哥将二孙子拖上了岸，便把刚刚上岸的哥哥又一把推下河里。哥哥掉进了河里，开始两个弟弟还不在意，因为哥哥会游泳，不像他们两人小，不会游泳。殊不知哥哥先前救弟弟费了很大的劲，这回下去没扑腾两下就呛水了。两兄弟急忙喊救人，但那里没有大人，无人救他，就这样，大孙子去了。
爸爸的悲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只为找他的尸体爸爸就出了很多钱。后来尸体找到了，爸爸给他做了一口柏木棺材，亲手将他埋葬了。
大孙子埋了以后，爸爸的儿子——大孙子的父亲就开始召集人了，因为他要向那重庆知青一家讨还血债。那重庆知青一家非常害怕，因为我家在地方上是大家族，爸爸又德高望重，况且重庆知青的儿子的确无道理。但那重庆知青也不示弱，也纠集了一些人。眼看两边就要爆发战争。上过抗美援朝战场的爸爸并不害怕，但爸爸想：“我的孙子已经死了，若再打架，岂不是又死伤多的大人、小孩！”于是爸爸在当地最好的餐馆，自己出钱包了几桌，将两边家庭的亲戚朋友都叫来，在饭桌上爸爸虽然悲痛，但以大度的胸怀对重庆知青许下了永不准他自己的儿子——大孙子的父亲追究那重庆知青的儿子的错误的诺言，那重庆知青感动不已，当即认我爸爸做干爹，事后还和我爸爸的儿子——大孙子的父亲成了好朋友。
爸爸这样为己为人化解仇恨的事还有很多，我不一一讲述来。现在，当我和别人闹别扭时，我就想：“我不如爸爸。”
后来我读《圣经》箴言24：29知道：“不可说：人怎样待我， 我也怎样待人， 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我爸爸虽不是基督教徒， 因为那时我们家乡还没有基督教， 但他在家乡很手尊重， 也教育了我， 我的爸爸去世后我留学英国时成了基督教徒， 因为我在英国牛津看见新约《圣经》中写的：“要爱你的敌人”的主的言语时，我无法抗拒主的力量， 发自内心地接受了主——我曾以孔子、孙中山等抵抗了多年的人物——神的儿子， 我想我骨子里可能有爸爸在我小时候示范给我的使人和睦的记忆， 所以当事过境迁多年后看见“要爱你的敌人”的主的言语时， 我的灵魂就产生了震撼。
2007/2/28于上海
说给弟弟
亲爱的弟弟：
你远在千里之外，姐姐要讲给你听的故事，不能用口头讲，只能用笔写给您了。望您一定要读。
第一章 爷 爷
一、爷爷的名字
1976年，我12岁，学校叫我写入团申请书，写入团申请书需要写三代历史，第一次写三代历史，我很好奇，我问爸爸：“爷爷叫做什么名字？”
“陈少林”，爸爸答。
“陈少林？怎么叫这个名字？”我顿了一下，“在我们这一带，男人们都叫什么财、贵、寿、长根、小二、双喜什么，爷爷怎么叫陈少林？就是我爸爸也只叫陈生才呀”我在心里想。爸爸在我心目中是抗美援朝的大英雄，所以我把爸爸与爷爷对比。我觉得爷爷的名字很伟大，超过我爸爸，我不服。因为爸爸是共产党的人，而爷爷是国民党的官，所以，爷爷有陈少林这个名字我很奇怪，但我还是在煤油灯下，在本子上，在入团申请书中端端正正地写下：“爷爷，陈少林”。从此，这个名字就打入我的脑海，我永远记住了这个名字，没有问爸爸第二次。
二、爷爷的故事
爷爷的故事很多，从草鞋乡长到七个县的联合清乡大队长。
众多故事中最有名的莫非他单枪匹马镇住一个叛乱团的故事。爷爷是打双枪的草鞋乡长出生，一直打土匪、安良民，战功累累，后来做到七个县的联合清乡大队长。1927年，国民党有一个团叛乱，离开正规军上山为匪。爷爷接到命令剿灭他们，但不知他们去向。一次奶奶发现有人上奶奶所在镇的米店买大米，一个老板买了几大担，聪明的奶奶心想：谁家会一次买几担大米？必定是那伙落草为匪的人。于是细心的奶奶便派人去跟踪，看见挑米的几个人上了离镇很远的枇杷山。奶奶飞报在达州市的爷爷，爷爷带部队随即赶到，驻扎在镇上。落草为匪的那团人原来是正规军，拥有先进的军事装备。为了将剿匪部队的伤亡降到最小，也为了最多地缴获匪徒的装备，一贯身先士卒的清乡大队长——爷爷只带了他十岁的枪法很准、足智多谋的儿子——我的大叔上山，爷爷走到半山腰便对他年仅十岁的儿子说：“三天以后我不下山，你就叫剿匪部队上山。为了民众安全、人民安定，你一定要守三天，等不到爸爸，一定要带剿匪部队上山剿灭匪徒。”
爷爷去了，第二天早晨爷爷带着匪团参谋长下山通知剿匪部队上山搬武器。他十岁的儿子惊奇地问他怎么镇住匪团首领和2000多名歹徒的，为了安定民众而身经百战由草鞋乡长起家打双枪的七个县联合清乡大队长的爷爷爽朗一笑，拍拍他十岁的枪法很准的儿子的肩膀说“容易。”
真的容易吗？
三、爷爷的死
爷爷死于匪徒之手，因为他一生剿匪、安民，得罪了很多匪徒。匪徒又因为有他，抢劫不到民众的财物，因此集结了100多名匪徒，在他回乡省亲时埋伏在他理发的理发店，在他路过的桥边，在他走过的路边。爷爷最后被打死在了张家乡的石桥边。当时，他手上抱着两岁的幺叔。匪徒本意是要斩草除根打死幺叔的，但幺叔被民众救走，当时爷爷身边只有两个警卫员，两个警卫员也最后战死。奶奶在爷爷死后背着我们两岁的幺叔，带着她的六个孩子告到省政府，省政府派兵镇压了土匪头子，终于为爷爷雪耻报仇。
四、后语
爷爷的坟就埋在家乡小镇旁，有一次爸爸打猎带人路过那里，墓地两边窜出两条小龙，爸爸说：“我陈家必在后人中出大人物。”
第二章 大 叔
一、大叔的名字
大叔小时候叫“八”，为什么叫“八”，大概是“八”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象征团圆、福气、圆满。其实大叔叫陈钧，他有这个非常英雄气概的名字，却任由人家叫“八”，“八”叫惯了，人们便不再叫大叔的名字了。只是大叔知道“八”在中国是八人坐一桌，象征团圆、圆满，所以他喜欢。
二、大叔的故事
大叔的故事我知道很多，因为我与他共同生活在世上好几十年，所以耳濡目染，知道大叔生性平和，直到他告诉我他自己三十岁就任蒋经国组织的青年军的团长时，才知道他在四十年代曾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与共产党对打了好几年，最后他将老婆及两个儿子送往台湾，自己回家乡侍奉老母。因为他知道作为大地主的母亲在新中国会受尽煎熬，他不愿影响他的在共产党队伍中的其他兄弟们——我们的爸爸和幺叔，自己亲自回乡赡养母亲。开始几年生活很艰苦，受管制，大雪天还要在全生产队都休息的情况下犁田。我们偶尔回去总是义愤填膺，但美国留学回来的大叔不许我们发作，他知道我们的父亲在那一带很有影响力，回去一次若发作必打人，大叔不愿。后来大叔的外侄，我们的表哥做了他们乡的党委书记，大叔的情况好了，许多以前整过大叔的人怕他报复，一股劲地说情讨好，后来他们发现，大叔真的不报复，便对他尊重了。
三、大叔之死
大叔一个人养奶奶三十年，送走了奶奶，他疲惫交加，不能去台湾寻儿子和夫人，只有天天盼着台湾回归，盼他的儿子、夫人来大陆寻老家。后来共产党对国民党军官优待，发给他生活费，他不用再种田了，国家也报销他的医疗费。他大胆地将藏在墙壁中几十年的国民党党员证拿出来。看着党员证，想想自己一个战犯受到共产党如此尊重、优待，他从心里希望台湾回归，希望国民党回来同共产党通过民主的方式竞争、选举，避免战争，避免分裂，也避免他家的父子、夫妻不能团圆。他天天盼，时时盼，思念成疾，濒临死亡。
据说他死时，还作诗一首为祖国祷告：
祈求我华夏团圆
台湾未回
我心凄然
今去西天
祈求我华夏团圆。”
四、后语
大叔不叫“八”，但从小被人叫做“八”。但我很想为叫“八”的大叔做点什么，但大叔总在梦中告别。我告慰大叔的只有不住地祷告、祈求，祈求上帝，祈求两岸看在血浓于水的份上，让他儿子回来在团圆后的大中华祭奠他父亲，并祭奠他们父亲看得比自己还重的团圆后的大中华。“八”，团圆的名字。
第三章 爸 爸
一、爸爸的名字
爸爸的名字叫陈生才，“生产培育人才”我解说。他一辈子故事不断，但他最引为自豪的是自己受国家养了一辈子。虽然他是为保家卫国上战场负了伤才领国家的抚恤金的， 但他从不说自己为国家打过仗， 只说国家养他一辈子。
二、爸爸的故事
尽管爸爸以有我这个女儿而骄傲，但我却以有一个他那样的爸爸为自豪。爸爸是抗美援朝荣归故里的战斗英雄，身负重伤，定为国家二级残废军人，受国家抚养。在我们几姊妹成长过程中，常听爸爸讲故事。我记得爸爸讲的战斗故事不多，有一个是他遗憾的故事。他说：“那一次我是侦察兵，班长、我，还有另一个战士。我们三人一起爬过去接近敌人阵地。我们三个的任务是剪断美国兵铁丝网上的电铃，并为部队进入敌人阵营在铁丝网上打开通道。班长和另一个士兵已接近铁丝网，我从另一个方向接近铁丝网。不料突然掉进一个深壑，爸爸失去了知觉。战斗结束后爸爸被救起送往医院。爸爸右腿受伤。爸爸伤好后又重返战场，爸爸很遗憾在那次战斗中，爸爸没能和班长与另一个战士一道亲手剪开铁丝网。”爸爸每每遗憾地讲这个故事时，我都替爸爸心酸，因为他失去了一次为国争光、痛杀敌人的机会。不过在以后的战斗中，爸爸曾立过好几次三等功，荣获过二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爸爸最后一次负伤是被美国人的弹片击中右臂，苏联专家为他医好了右臂。爸爸最喜欢教我们唱歌，他教我们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这里的人们爱和平，也热爱家乡，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有一首歌，爸爸教我们无数遍，但我没有学会，只记得两句：“我们生长在这地方，叫我们怎能不歌唱。”
三、爸爸的死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爸爸的心就在我们正在就读的姐弟身上。弟弟你和我成了爸爸的主心骨。他想把我们两人都培养成才，他把我培养进重点高中，培育进大学，送去国外， 在他弥留之际他不叫我回来， 就是要我好好学习，为国增光啊， 像他一样。
四、后语
爸爸走了，我考上了博士。弟弟你给我写信说爸爸不在了，我得信急奔回乡祭坟，跪在爸爸坟前，我泣不成声。但是很快我就站起来，我知道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第四章 我
一、名字
陈华杰，谁相信这是我的名字？因为我是一个纤纤弱女子。
为什么叫陈华杰呢？据说是我爸爸抗美援朝回来，作为战斗英雄，在部队荣校里学习，他的老师取的。生我前，爸爸的老师和爸爸预计会生个儿子，所以取名陈华杰，希望这个儿子将来成为中华的豪杰。不想生了个女儿，生下后又不知叫什么名字好，似乎什么名字都不适合我。所以，只好把这个取给儿子的名字给了我。因此，我还没生下来，就叫做陈华杰了。
二、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很多。中国公主是外国人送给我的（因为我去过九个国家，个个国家的人民都以我去为自豪）。外国人最开始叫我中国公主时我心中大惊。我想我一个贫民女子怎么成了中国的公主。但我又想，我的心中装满中国，我的脑中也装满中国，当然我就是中国的公主了。
我留学三个国家，始终不忘的就是我的中国。我从小唱：“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省仰望……”我想台湾也是中国， 因此看到台湾领导人士来访，我便想：“那儿也是我的就好了，因为我是中国的公主。”
我写了好多文章要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但我认为“五二0”鼓噪那个总统如果要和普天下的华人对抗，使中国分离，那么我就不要他做中国人了。我就要号召我的中国妇女打他。他不就是个法学博士吗，我是社会学博士，农学和环境学博士，在荷兰，加拿大，英国三个国家读过书，那些地方的妇女也都听我的，我不喜欢你这个分裂主义者在台湾当任总统，她们都不喜欢你。规劝你在台湾的分裂主义者还是不要搞分离，乖乖地来投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怀里，求他宽恕你，这样我必爱你，世界上凡我走过的国家的妇女都必爱你。
三、后语
我从来都以文化人高尚的品格来要求自己，我但愿自己像鲁迅那样成为中国的文化新一代文化的栋梁。
2005/4于CD
大世界篇
幼儿的感激
一日访一位女友，友及她家保姆并友的一岁零两个月的小儿在家。友把我让到沙发上与我闲聊，小儿则在客厅中玩耍，保姆似乎在厨房。我因喜爱小孩子之缘故，与友交谈时也不时瞟一眼小儿。忽然我发现小儿将一泡沫玩具塞进嘴里，我急呼友取出，友不动，友说不危险。我说那泡沫玩具那么脏，不能塞在嘴里，况且万一他吞了怎么办。但友仍不动， 懒懒地坐在沙发上。我又呼保姆，保姆不应。于是我只好自己走过去，将小儿嘴里的脏玩具掏出。无意间碰到小儿的裤子，湿湿的，原来小孩将尿尿在了裤子，我生气地对友人说：“你们两个大人在家照看一个小孩，竟把小孩弄成这样子！”友见我发火，便知趣地去找裤子。
换好裤子后的小孩突然双手抱拳向我作了两个揖，他妈妈说从未教过他作揖，我好不惊奇，我与这小孩一点也不熟悉，他也不曾叫过我一声，怎么向我作揖。这时我心中暗自惊叹：“一岁零两个月的小孩也知道感激对他好的人！”仿佛上帝在冥冥中教育他， 因为他这么小就有一颗感恩的心。
2003/9/10于上海
地方话
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单位里有7，8 位上海同事和我关系不错，但我们外地人总觉得上海人排外，特别排斥农民。平时上海同事和我们在一起讲普通话，因为我们外地人很难学会上海话。
有一次大家同事在餐馆吃饭，大家说话说兴奋了，7， 8个上海同事开始还讲普通话，慢慢地不知不觉就讲起了上海地方话。我身边一位刚来的乡下同事很紧张，由于他听不懂，感到很不自在，甚至觉得受到歧视。他转向我，我坦然地坐着，他见我坦然地坐着十分不解。为什么我坦然呢？因为我也一直以为人讲地方话是歧视外地人，但两年前我家有个生日集会，有很多中国人，也有个外国朋友，但我们中国人在一起总讲中国话，当时那个外国朋友十分年轻，没见多少世面，他见我们讲中国话，很难堪。其实，我把世界上所有的朋友都当朋友，那位年轻的外国朋友更是我的好朋友，我巴不得每句话他都能听懂，怎么会故意讲中国话让他听不懂呢？！只是我们中国人在一起总爱讲中国话，所以我从自己的亲身体会知道有时人们讲地方话不是出于待人不周，而是出于没意识到或讲不好大众讲的话。当饭桌上上海同事讲起他们的上海话时，我就会想起那次在家中过生日时有一位外国好朋友在我们家而我们仍然讲中国话的经历， 于是我便坦然了，因为我们并无恶意，也没有歧视。
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了那位刚来的乡下同事听，他听后对上海同事说上海话也坦然了。
2007/4/10于上海
一个读书的小女孩
我走在早晨的乡下小镇上，离我给邀请我的乡中学的老师们示范讲作文指导课还有一段时间，于是我决定再吃点东西，便寻了一家清晨开门的小食店。
刚坐定，店家——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就欢欢喜喜地端来一盘包子，我摘下黑色羊皮手套，取下绣有红梅的白色中国真丝长围巾，拿起筷子吃起来。
忽然，一声清脆的“店家”的喊声打断了我的吃性， 好奇心促使我抬起头来看看这食店的第二个顾客——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满脸冻得通红，长满冻疮的双手捧着一个装着大米的油布口袋，斜背着书包，她身上的花棉衣，黑布鞋是那么旧，那么破，不得不捆着绳子，一看那黑色的裤管和黑色的鞋上的泥土，我就知道她刚走了许多山路。
“要看看这次大米好不好，不好不要。”店家（实际上是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恐怕是她爸爸的帮手）从那背书包的女孩手中拿过口袋，凑到灯光下面去了，随即又取了称来。“照常二元钱一斤呵。”小店主一边称一边说。
于是那背书包的女孩伸过头去，想看看称上是多少。
“一斤，一个馒头五角，找给你一元五角，够你吃午饭了”。
背书包的女孩子接过钱和馒头，一边吸着鼻涕一边啃着馒头向斜对面的小学走去。
离讲课的时间还早着呢，我付了钱，在小镇街面游荡。虽然是早晨七点过，但还没有多少人家开门，大概都还在被窝里呢。此时，我脑海里又闪过那背书包的孩子来，突然一阵激动袭击着我的心，要是她知道那个穿着红色大衣，吃着包子的人就是城里在大学就读时、大学毕业时几次都想到乡下来教他们的老师，那她会怎样想呢？
第二天回程搭便车，坐在宽敞的货车车箱里， 看见公路两旁的峭壁岩峰十分感慨， 道路虽然坑坑洼洼， 我坐在车箱里并不觉得颠簸， 因为两旁的山太奇妙， 不时有泉水流下，不时有晨光洒在峡谷中形成一圈圈五颜六色的光环，与青色的山， 黄色的路辉映成趣。看到这条从乡下接通城里的路和路旁的景色，我想起了那个早晨上学的小女孩，我仿佛看见了希望，于是我掏出笔拿出本子，在颠簸的车里写起来——《一个读书的小女孩》，完全忘了两边的景色，只记得昨天上学的小女孩， 因为我的希望来自于她的身上。
1985/12/10于雅安
关于一家农民的回忆
二十世纪八时年代的农民在很多人眼里是贫穷的、落后的， 是被人看不起的。虽然我的父亲很是在当地为被人欺负的农民打报不平，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没什么印象。 一年春节回家看见一老实巴交的农民提了一篮鸡蛋到我家， 见了爸爸就“卟通”跪下， 眼泪汪汪喊“恩人， 一定要收下这篮鸡蛋”， 爸爸说：“您们都没有，还给我。” 那农民不起来， 哭诉到：“要不是您， 我们全家活不出来， 他人多势众， 还不整死我们一家。” 我想又是爸爸在哪儿做了好事，他做了好事回家一般都不说， 我们见多了这种情况也不问。
长大后我虽然从内心深处深深地感到农民的纯朴、热情、可爱，也写下了很多与他们有关的诗篇， 但真正使我灵魂受到震撼的还是那次失恋离校出走在铁道旁吃饭的那家农民。
那时我失恋， 离校出走在外。在四川省峨眉站下了火车沿铁道走着。我就这样沿铁道走，也不知走了多久，手上的包越来越沉，慢慢天空布满了晚霞，我感到饿了，才想起昨天在火车站只吃了一条黄瓜，看看暮色将至，我打量起路边来。立即，一幢木头墙壁、麦桔草顶、四四方方的大屋子跃入了我眼帘，木板门大开着，我顿生喜悦，考都没考虑便快步下了铁轨，轻步进了那屋门。
进门便看见硕大的灶堂，一口大锅，没等我说话，两个二十几岁青年妇女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随即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两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也出来了，那两个青年妇女青春健壮，老人则清瘦、坚毅。老人坐在长凳上，两个十来岁大小的孙儿围着他，我喝着两个妇女给我的水，听见老人热情，诚恳地问：“您哪里来的？”
“CD。”我编着瞎话，大口喝水。
“是学生吗？”老人热情依旧。
“是作家。”我心中也有说假话的不安的感觉。
“哦，上次我们这儿来过一个记者。”老人回忆说。
“还把相机忘在咱们家了，第二天来取的。”一个年青妇女欢快地说到。
我们谈话时，两个孙儿一直欢快地，热切地、真挚地望着我们。
老人叫两个年轻妇女赶快烧饭，老人小孩仍围着我问长问短。不一会老人便请我去里间饭厅，原来灶房过去是卧室，卧室旁边是饭厅，我路过卧室时从开着的门望了一下里面，家具虽旧，却排列有序，床上的旧棉絮洗得发白。进得饭厅，便看见一张棕色的正方形大桌子，桌子四周是四条长板凳，每张板凳可坐二人。桌子和板凳上的漆斑斑驳驳，掉了很多， 露出了木头的颜色，进得屋子， 老人坚持把上方让给我坐，老人则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两个孙儿挤在他两边。刚坐定，两个年青妇女便欢快地端来了饭菜。菜是炒青菜，四川常见的泡菜，还有自制的咸菜。饭是大米和土豆一起烧的，我想起四川美术学院一个老师来学校讲美术欣赏时讲过：“山区人只有在过年过节才在土豆、红薯里放点大米，他们一家人一年甚至不到100斤大米。”这时我看着面前碗里的米饭，顾不得老师讲过什么，端起就吃。
忽然，老人将向着我的两个小孩的头转了过去，那两个小孩又转过来。我抬头一看，小孩的眼光盯着我的碗，我再看他们的碗，没个人的碗中都是土豆，只有那两个小孩的土豆中有两粒数都可以数的清的米饭。我执意要和孩子换，老人、妇女都不肯。
我羞愧地埋头吃着，但他们欢声笑语地说着，我想：“他们一贯这样对人吧！”
一边吃着，老人一边说：“您是要去昆明吧。”
我说：“嗯。”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老人说：“我家旁边不远就有个小站，有火车去往昆明。”
我不忍再在这家多呆，匆忙吃完，推说要赶火车，就要走，我走时拿出一块钱，两个妇女满面笑容地拒绝，老人也坚辞不收。
结束流浪我回到学校后没向任何人讲过这事，因为我认为那太深太沉太重：一个落难的流浪者受到如此真诚的礼遇！这就是我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民的回忆。
2005/5/5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