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了手，烤了火，我与一些胆大的兄弟到树林左侧去观看千佛山主峰下沉的势头。雨雾轻柔地缠绕在半山腰，主峰与次峰连接处像佛祖巨手撑开的虎口，地震将它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豁口，豁口外泻满了细碎的土，像燃烧过的煤炭灰；不时有滚落的石块砸进沟里的激流，颇有乱石崩云的气势。次峰的外岩上，早已不见了郁郁葱葱的植被，只剩下黑黝黝的裸岩，自下而上裂开了上百米的缝隙，随着山体的一次次剧烈震动，所有岩缝都冒出一股股白色的烟雾，虎口在一点一点地张大。有人说，是不是山里边在往外边冒水哟？我说不会哟，肯定是地气和岩石撞击出的粉粉噻。管他是啥子，反正我们这儿是安全的。于是，受小范邀请，我钻进帐篷躲雨去了。
这是一顶浅黄色的单人单层帐篷，斜斜地搭在坡地上，篷子里已经有小范、小杨兵、陈小玲三位，我进去与小范在一头睡。帐篷四边都已湿透，靠角落的被子也已打湿，四个人只好半坐半躺地蜷缩在这个小小的篷子里。时不时有几只不知名的小黑虫在篷布上蠕动，偶尔也钻进篷布里，爬到人的脸上或脖颈上，美女们吓得花容失色，男人们被搞得心烦意乱。篷布外的，我们弹掉它，钻进来的掐死它，免得小虫子影响大家的心情。小范拿出一副扑克，我们斗起了“干瞪眼”。我的手气奇好，连整几把都赢了，气得他们三位没了兴致，罢、罢、罢，不来了。收起扑克，小杨兵拿出笔记本，就着昏黄的天光写笔记，真实而又详细地记录如何地震了山垮了逃过了转移了“混帐”了。他刚写完，我们就听到小邓说开饭了，一人半块白斩鸡鸡腿或翅膀，这可是好东西，我小口小口嚼着，连骨头都细细地嚼了咽下。好香啊！可小范看着白生生的鸡翅膀，怎么也不肯下口。我说，小范，你必须吃下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你不吃就没劲，就没法逃命。在我的鼓励逼迫下，小范终于皱着眉头“津津无味”地把鸡腿吃了。
晚餐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陈肃从保险公司美女的帐篷里探出头来问我：梁哥，你们那里还可以挤个人吗？我说：不嫌挤你就过来嘛。他好不容易挤进帐篷，我调头到了小杨兵和陈小玲那头（主要是他们二位要苗条些）。三人并头，确实挤得难受，别说翻身，动都动不了，我侧身而卧，弯着腿，脸时而贴着帐篷，时而紧挨着小玲的脑袋。小杨兵不知从哪里要来半块方便面，带点挑逗性地一点一点分送到我们嘴里，脆脆的咸咸的，真香。但香香的方便面也抵挡不住篷子里的五味杂陈，大家又挤又闷，小玲美女率先被挤了出去烤火。夜里，千佛山的主峰还在时不时发出咚咚、轰隆隆的闷响，偶尔，还听到山下的人上山来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听烤火的人说，山垮了，把老街都给埋了。幸亏我们转移上来了，我暗暗地佩服邢行长他们的先见之明。后半夜，雨似乎停了，倦意袭来，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留守
迷迷糊糊中，帐篷外有人喊我：梁哥，梁哥，喝酒，喝酒。揉揉惺忪的睡眼，咦，帐篷里咋只有我一个人了呢？喔，天亮了，他们都出去了。钻出帐篷，有人给了我半块方便面。东小说，梁哥，来，整口茅台。说着就给我倒了半碗。我问，你们从哪儿搞的酒呢？东小说，我从藏民那儿要来的。我喝了两口，递给了李志和。酒传来传去，又传到我手里。我递给小范，她扯起普通话说：我不要。我说不喝不行的，喝了就对嘛。她勉强喝了一口，又递给我。我想，这么好的东西，你们都不晓得享受，还是我把它享受完得了。于是我喝了一个碗底朝天。
天已大亮了，5月14日的缕缕朝霞洒进了小树林，不少人陆陆续续收拾东西下山了。刘总叫住我：梁哥，麻烦你帮我给“长城”他们说一声，我出四万请他找四个兄弟把我抬出去。邢行长说，莫先说四万，先说给两万。我说，好的。我找到“长城”，他们正在收拾场地准备出发。他为难地说：“领导，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人太多，又是拖儿带母的，等我们出去后再回来抬他行不行？”
我只好说：“算了，算了，你们先走吧。”
我返回去向刘总汇报，他叹了一口气，沉默不语，一副茫然无助的样子。邢行长和我连忙安慰他：“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带你出去。”
看到其他队伍撤走后丢下了不少毛毯和被子，我们挑着干净的收到营地。江油支行的老杨太有才了，他把毛毯一破为二，用刀割了三个口子，往头上一笼，穿出两只胳膊，再用带子一捆，就成了一件土红色的呢子大衣，其他人纷纷效仿，不多一会儿，林子里的我们就变身成了一支由某位宗教人物带领的杂牌队伍。我说，你们要注意解放军的空中侦察，如果发现了我们，再误会为叛乱的队伍，我们可就完了。大家说着笑话，邢行长带着我和小杨兵及陈肃等四五个兄弟下山，去搜罗长期驻扎需要的生存资源。
我们下了山，看见大草坪里的人们都在慌慌张张收拾东西，我顺便捡了一双女式旅游鞋。我们直奔那些开着门又无人守的商店，见到吃的喝的和穿的东西就搬到大巴车上去，有点像“共产主义社会里的土匪”。上到天音楼，洞经乐团的老人们请我们吃炖鸡，喝鸡汤。我边说谢谢，边整了两碗带肉的鸡汤和一碗面条。小杨兵他们留下继续搜罗，我与邢行长听山上下来的同事说，他们正在盘刘总下来，就又上山去接应，我们上到公路与坡地交接处，就碰到定忠与小范他们下山来了。我把捡的鞋交给小范，要了定忠拄的那根竹棒，远远看见山上一队人马抬着刘总正吃力地往下挪，我们迅速上去与他们一起合力将刘总盘下了山。
下得山来，听到有人说，明天可能有大暴雨，趁着天晴，被困千佛山的国兴银行的兄弟姐妹们匆匆踏上了回家的“路”，我和小杨兵自告奋勇留下照顾受伤的刘总。实际上，我们在13日上午搀扶刘总上山转移的路上就已约定，如果大部队要撤离，我们一定会陪着刘总坚守待援。我留下，并不是我有多么高的觉悟，而是基于五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受伤的刘总是咱们的银行人，是朝夕相处的好兄弟，扔下他，我于心不忍，大部队留下等他，没有什么必要；其二，我想，我老婆和小孩都在绵阳城里，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尤其是儿子，已是十九岁的大小伙子了，应该具有自救和救人的能耐，老婆子呢，要么在家里，要么在公司，要么在银行的哪个网点，应该也是安全的；其三，我相信，只要大部队能够安全撤出去，一定会组织人马来营救我们；其四，千佛山主峰下沉的势头已经不再那么厉害，我也问当地老乡，这个季节连续下大暴雨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说不大，我想，发生特大泥石流的可能性也不大；其五，我在行里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业务工作，而其他的同志都肩负着十分重要的部门和机构负责任务，我留下，相对心理负担要小得多。
邢行长左右为难，他不想丢下任何一个人，又没有其他办法。临别，邢行长掏出身上仅有的三千二百块钱交给我，并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我说：“你快走吧，赶快追上大部队，别忘记目前你是这支队伍的最高领袖，我们自己会注意安全的。”
大家走后，我去买了十包“硬云”，与小杨兵回到天音楼。这里是洞经乐团的住地，一座全木结构的吊脚楼，老头老太太们非常热情地请我们吃午饭，希望银行来人营救的时候我们能带着他们一起走，我们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吃罢午饭，我们一起开了一个短会，相互介绍认识之后，洞经乐团的王团长给他们的成员作了分工。一位姓杨的大爷负责煮饭，姓桂的大爷和姓邓的大爷负责洗碗，我和小杨兵负责尽可能多地搜罗生存资源。小杨兵给他们讲了必要的野外生存知识和技巧，我强调了与其他留守团队合作的注意事项。就这样，我们与乐团的老人们开始了两天的留守合作，彼此公开了各自的生存资源并统一保管，因为怕有限的矿泉水被其他人拿去，我们将水集中放到了自己的大巴和小车上。随后，我与小杨兵分头行动，他去找精神食粮（洞经乐团一老人想找一盘千佛山风光的碟子），我去找洗洁精。我一个人进入餐厅，从窗子钻入厨房寻找，突然一次较强余震袭击，把我吓惨了，连忙破窗而出，当时我想这下要是被埋了，我就只好与家人和兄弟们彻底拜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