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海明威遇到了曾在孙中山身边工作过的英国人莫里斯·柯恩。柯恩是个中国通，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20年代曾任孙中山的私人保镖，非常熟悉中国情况。他把海明威介绍给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海明威得以采访了宋庆龄，他对宋庆龄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工作表示钦佩，深深地感到宋庆龄是一位精通世界大事，熟悉中国的女性。他称宋庆龄是宋氏家族中唯一有出息的女性。
在香港，海明威便计划到战争前线去。他接受了柯恩的建议，到蒋介石的正规军所在地第七战区去采访。海明威夫妇乘飞机越过重重山峦抵达南岳，又改乘一辆老掉牙的卡车在黄土公路上奔驰，沿途又乘小舶板，骑着跟毛驴大小一样的蒙古马驹前进，折腾了七天才到达广州。在广州前线，中国军队与日军相距不到三公里，双方以机关枪对峙。由于这儿生活条件太差，天气寒冷，水土不服，手脚发肿，玛莎烦躁不安，中国的贫困、肮脏使她难以忍受，请求海明威赶快带她离开。海明威虽然思想上也有所保留，但他发现中国这个国家很不错，有很多值得探究的地方，听了玛莎的话，还故意露出惊讶的样子说，他怎么以前对这个国家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当他喝了许多中国的米酒，酒醉朦胧时，也会模仿英国人说话的神态和腔调说：“中国人不错，真的不错。可是你知道，中国人不会打仗……我们不能指望中国人会打胜仗……”
在前线采访结束后，经过一番周折，海明威夫妇乘飞机来到战时的首都重庆。作为访问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个美国记者，海明威到达重庆时受到了破格欢迎。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请海明威夫妇共进午餐，还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由宋美龄当翻译。蒋介石和海明威交谈时，连假牙都没有戴上，据说这是对待外国贵宾的一种特殊的“荣誉”。
在午宴上，蒋介石以介绍战局为名，竭力贬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吹嘘国民党的军事实力是如何雄厚。蒋介石和宋美龄不但矢口否认他们在不久前所制造的皖南事变，而且指责共产党军队经常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装。他们希望海明威这个闻名全球的美国记者回国后能帮助作些宣传，以改变蒋介石在美国舆论界的形象，达到日后投靠美国的目的。
海明威对蒋介石的谈话持保留的态度，他得出的结论是：蒋介石是中国的拿破仑，尽管他千方百计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家，但他的出发点处处都是从军事上考虑的。玛莎回忆当时的谈话说：“我认识到蒋介石在竭力向我们进行灌输宣传，但其结果像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俩不知道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恐怕蒋氏夫妇也不知道吧？对他们俩来说，他们怕的是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对蒋介石权力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人民，也就是生活在人民中间并领导人民的共产党。”海明威留下的印象是蒋介石缺乏民主思想，蒋介石宣称：“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的时候，根本没有民主可言，即使有也不持久，因为战争使一个国家不得不临时实施专政统治。”由此，海明威感到蒋介石像个木乃伊，政治生命已经不长。虽然他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但据他观察，中国尚有民主思想的存在，因此他认为中国还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家。这一点在和周恩来秘密会见后得到了增强。
与周恩来的秘密会见，是海明威中国之行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
海明威和周恩来是在著名的荷兰电影导演乔里斯·伊文思的精心安排下秘密会见的。伊文思1938年至1939年来中国拍摄纪录片，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一手导演了海明威中国之行的最精彩的一幕。他让海明威夫妇按事先的约定在街上溜达，甩开了密探的跟踪，与最早和他们联系的那位荷兰妇女见面，然后在她的带领下穿过许多小巷，再次避开特务的跟踪，最后坐进用布遮着的人力车中，来到一间墙壁粉刷得雪白的地下室里，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三张椅子，周恩来就站在桌子后面迎接他们。
周恩来穿着一件开领的白衬衫和一条黑色的裤子，十分朴素大方，他和海明威夫妇用法语交谈，宾主双方谈笑风生，毫不拘束。玛莎回忆说，他俩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觉得和一位中国人相处，好像在家里一样，十分的愉快。
海明威向周恩来介绍了广东前线的情况，周恩来可能说了皖南事变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并针对国民党政府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关于皖南事变的声明，专门写了两个纪要给海明威，后来海明威就将这两个纪要带回美国，告诉他在财政部任职的朋友摩根索，希望他们读读双方截然不同的报告，以此作为将来中国发生事件时分析的参考。
周恩来给海明威夫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海明威认为周恩来将军是一位十分英俊而聪明的人，他博学多才，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善于在国民党密探和特务密布的重庆巧妙地展开工作和推动蒋介石抗日。玛莎回忆说，她被周恩来强大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住了，一直悉心地听他谈话，以致忘了作记录。她以崇敬的心情写道：“周恩来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认为他是我们在中国所见过的唯一真正的好人。他可能是个胜利者，假如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
几个月以后，海明威夫妇回到华盛顿，被问起中国的有关问题时，他俩像希腊神话中的卡桑德拉预言：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将接管中国，因为蒋介石一伙太糟了，没有一点民主。中国最杰出的人物周恩来是个共产党人，他还有许许多多像他一样杰出的战友，他们能够得到要求变革的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所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玛莎看到当年秘密会见他们的周恩来就任总理和外交部长时并不感到奇怪。他俩认为许多有关新中国的游记和电影纪录片表明：新中国比起蒋介石的中国来，是一个几乎无法估量也无法想象的进步。
在海明威夫妇即将结束访问、离开重庆的前夕，重庆各界人士举行盛会，欢送海明威。当有记者问起海明威对中国有什么感想时，他回答说：“太美妙！太美妙了！”这不仅仅是社交场合的客套辞令，而是一句含义深长，有丰富的弦外之音的中国印象的概括。
海明威对中国之行感到满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次艰难的旅行，但很有趣。他在中国抗日的前线和士兵们在一起感到很愉快，打算写几篇短篇小说。玛莎也说：“我们回国以后，一定写一本有关中国的小说。尤其特别加重描写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行为，把中国这种精神介绍给我们美国人。”
遗憾的是拟取材于中国的小说没有能够问世。不过海明威却是实实在在地对中国进行了一次现场访问，亲见亲历的意义本身已远远超过了文学的想象，历史记下了这一段短暂而宝贵的日子。
另一个全景
海明威的中国之行，虽没有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写出传世之作，然而他笔下产生的六篇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报导，因其丰富的经验、巨大的热情、睿智的创见，显得相当有特色。与他本人以往的报导喜欢描写异国风情相比，有关中国的报导着重反映政治形势、战争带来的问题以及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报导不仅是海明威访问中国的实录，也是烽火漫天的二次大战时期，一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优秀作家，为了中国文化的存亡继绝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前程，作出的沉着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是对迫切需要支持和援助的中华文明的真诚回应。
海明威所写的报导发表以后，在美中两国读者中间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六篇报导分别是：《苏日签订条约》、《日本必须征服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中国空军急需加强》、《中国加紧修建机场》。在这六篇报导里，海明威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对关系到中国抗日战争成败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
（1）日苏中立和约签订后，苏联继续援助中国，苏联的军事顾问仍然留在蒋介石的军队里。海明威在前线亲自遇见苏联的军事顾问，看到苏联的轰炸机和歼击机等源源不断地运来。
（2）蒋介石是个军人和政客，他的目标是消灭共产党。西安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放弃剿共，转而抗日。海明威认为，蒋介石需要美国的援助，才能坚持抗日，否则他可能转而依靠德国，与日本媾和。
（3）日本正准备进攻东南亚，以夺取石油、橡胶、钨、锡等战略物资。假如英美要避免另一个“慕尼黑”事件，保护他们在东南亚的利益，就要设法阻止日本南进。
（4）美国应支持中国各个政治派别联合抗日，并且明确告诉蒋介石：美国不支持中国打内战，要制止主和派的活动。
（5）日本暂时失去了与中国媾和的机会，而且绝不能征服中国。日本凭着海空优势机械化部队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战争已推进到无路可走的山区，日本丧失了它的有利条件。
（6）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中国人民有勤劳勇敢、不怕艰难牺牲的精神。他们能对日本发动反攻，而且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英格索尔在《海明威访问记》中评论说：“没有人进行过像这样的访问”，“没有人能像海明威这样，把许多材料汇总在一起，为你提供一幅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景的中国画面”。这个评价并不过分。确实，唯有海明威，能够在风云变幻、犬牙交错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中，用简明而清晰的线条，为人们勾勒一幅处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最前线的中国的全景式画面。就像他那些体现他“冰山原则”的小说，场面不大，话语不多，思想内涵却如隐没在波面水线下的冰山底部，够人们琢磨的。
据有关资料介绍，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开始换了眼光看待中国人，有关中国的书变得畅销了。较突出的有曾在中国做了20多年广告生意的“中国通”卡尔·克罗（Carl Crow）所写的三本书：《四万万主顾》（Four Million Customers），《我的朋友中国人》（吟Friend，the Chinese）和《中国人是这样的》（The Chines eare Like That）；女记者玛格列特·麦凯通过一个爱玉如命的美国姑娘在故都北平开古董店的经历以反映中国的变迁的小说《宝玉女郎》（Lady with Jade）；还有格拉姆·培克的《穿越中国墙》（Through China’s Wall）；维尔列特·克列斯一马克思的《中国游记》（Journey into China）；及来华从事救济工作的女记者乔·何默的《中国的黎明》（Down Which in China）等。这些书籍都对抗战中的中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中国人的性格特点做了更广泛的介绍，有助于美国读者对中国的了解。相比之下，海明威的系列报导更显得要言不烦，切中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