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特里达普永远离开了中国，不久就以72岁的高龄在纽约州的桑锡尔去世。但即使死后，他仍眷念着自己深爱的国家。遗嘱中他吩咐后人把他和妻子艾密瑞的骨灰，不管时间早晚，要从美国的暂厝地迁往上海基督公墓，和那里早夭的唯一女儿南茜的墓枢相邻而葬。时光匆匆，又过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正常化，特里达普的大儿子菲利普才有机会实现父亲的遗嘱。从1972年开始，整整九年间，菲利普多方联系，甚至惊动了当时的中国外长黄华和周恩来总理，但始终毫无结果。直到1981年，菲利普本人也已70岁左右，才在美中友好协会的组织下，来中国旅游，趁机将父母的骨灰盒带在身边，以求他们的亡灵能在他们生前热爱的中国安息。然而上海的基督公墓早已荡然无存，连南茜的骨殖也找不到一丝踪影。菲利普没有轻易放弃，他又北上保定，想在那里替父母找到一块理想的净土，但仍遭到了不容分说的拒绝，一无所获。最后他只有将骨灰重新带回美国。如果特里达普地下有知，他是一定不会瞑目的。菲利普最大的感慨就是，特里达普可能太渺小和微不足道了。在这位牧师之子的印象里，中国上上下下，从高级官员到普通百姓，没有任何人知道大卫·特里达普是什么人，他曾经在中国做过什么。
确实，在巨大的历史的鸿沟中，这位独特的美国传教士或许只能说是粒卑微而不起眼的尘埃。不仅他试图填平鸿沟的终身努力是徒劳的，连这徒劳也早成为随风飘散的轻烟，在今天找不到任何一点痕迹。障碍不是单方面的，小说临近结束时，特别提到了美国参议员麦卡锡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反共法案就专门把矛头指向来华传教士的后代。利益的冲突，政治的谋略，意识形态的教条、积怨和成见等等，从来是妨碍不同文化正常交流和融合的绊脚石。个别人的良好愿望想逾越它们，谈何容易！但这里毕竟显示了另一方向的冲动和意向，显示了一个人的真挚和热诚可能达到的极限。鸿沟依旧存在着，某些方面可能还在加深加剧，但并不等于就只能让它继续加深加剧；剩下的并非只有一种可能性，关键是需要像特里达普牧师那样作出真诚的奉献——这种真诚来自独立和艰难的思想历程，或西方人喜欢说的“精神上的奥德赛”。
从1956年的《孤石》到1985年的《召唤》，赫西小说中国题材的创作已有50年的跨度。总体上看，他对异质文化的交流仍相当悲观。小说其实重复了外国人被中国人叫作“洋鬼子”的困惑。我们看到，无论主人公怎么努力像一个普通中国人那样生活，脱去西装穿上中国的便服，说一口流利的京腔官话，并由衷地为了中国的富强和繁荣，数十年如一日在农村基层坚持扫盲和农作技术的改进，他最终还是被当成“非我族类”的“洋鬼子”，被逐出中国，即使死后也容不得他的亡灵有一块安息的土地。这其中无疑结晶了赫西本人不止一次的华夏之旅的亲历和亲验。在他看来，不同文明在一个有良知的心灵中的汇流，将永远是这个灵魂无尽的炼狱。但让人们肃然起敬的，也正是远游的文化使徒们在荆棘丛中滴血的脚步……
4.现代性的亲和力：福克纳与新时期小说
命运选择了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充当美国古老南方的代言人。他生于19世纪末，家乡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小镇是他度过终生的地方。在他成长的炎热而干燥的日子里，参加过内战的南方联盟老兵和按旧时代方式培养出来的老太太们，把前缘旧因混杂着对一个逝去时代的无限怀恋，源源不断灌输给这位未来的作家。南方人世代相传的荣誉感、古老的美德在他心底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可是，另一方面，目之所及，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混乱世界。南方被无孔不人的现代文明撞开大门，拖着疲惫沉重的步伐，加入到工业文明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滚滚红尘。
福克纳耳闻目睹了处在新与旧夹缝中的南方人的惶惑无奈。当完成《士兵的报酬》和《群蚊》两部习作后，他终于把目光转向家乡，思考南方的问题。1929年完成的《沙多里斯》是其开端。小说写了南方庄园主贵族沙多里斯家族的后裔因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终遭淘汰的故事，这个主题奠定了以后小说的基调。福克纳自己说：“打从写《沙多里斯》开始，我发现我家乡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只怕我一辈子也写不完，我只要化实为虚，就可以放手发挥我那点小小的才华。这块地虽然打开的是别人的财源，我自己至少可以创造一个自己的天地吧。我总感到，我们创造的那个天地在整个宇宙中等于是一块拱顶石，拱顶石虽小，万一抽掉，整个宇宙就要垮下。”
就这样，他虚构了一片南方的土地，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约克纳帕塔法神话王国。福克纳为之耗去了整整33年的时间，《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等十几部长篇和三十几部短篇小说接连问世。这个文学世界虽然虚幻，却植根于美国南方的真实历史，记录了一个古老世界在走向现代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体验。
时隔半个世纪，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席卷古老的华夏大地，中国的文学在经历了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撞击后，也开始直面同一个问题。每一个人都回避不掉新与旧之间的艰难选择。福克纳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一代作家的导师，因为他懂得人类在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转轨时刻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以贾平凹和苏童创作的一批乡土小说很快和福克纳取得了回应。
苏童在小说集《世界两侧》的序言中说：
……有关乡村的部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故事都以枫杨树作为背景地名，似乎刻意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东施效颦。在这些作品中我虚拟了一个叫枫杨树的乡村，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种“怀乡”和“还乡”情绪的流露。枫杨树乡村也许有我祖辈居住地的影子，但对于我那是飘浮不定的难以再现的影子。我用我的方法拾起已成碎片的历史，缝补级合，这是一种很好的小说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触摸了祖先和故乡的脉搏，我看见自己的来处，也将看见自己的归宿。正如一些评论所说，创作这些小说是我的一次精神的“还乡”。贾平凹也声明，他喜欢像福克纳这样的老作家——
……福克纳这类作家就用加法写……感觉丰富一股脑全塞到作品中去，什么都写，无所顾忌没有节制。看福克纳的作品，总令我想到我老家的山林、河道。
他驭认，他笔下的商州，也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一
它是我的故乡，更是我的小说的世界。我描写它的时候，希望人们意识到那块土地所蕴藏的意义，企图把这种意义导向对于历史，对于传统，对于现实的民族生活，对于种种人生方式及社会人性内容的更深刻的醒悟和理解。
岁月悠悠，时殊地异，遥隔太平洋两岸，面临的困境却有相同之处。现代力量对古老文明的侵蚀导致了社会结构、家庭关系、价值观念的剧烈动荡，面对这场挑战人们将以怎样的心态应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会体验到什么样的心灵历程？这既是现实生活中气势迫人的危象，也是以往时代依然清晰可辨的纪录。
新与旧的黏滞
批评家曾指出，福克纳的所有小说都围绕一个特定冲突展开，“这个冲突发生在传统主义与反传统的现实之间，并沉浸在这个反传统的现实世界里面”。这是一场带有普遍意义的冲突。在福克纳的系列小说中，按传统精神行事的沙多里斯代表了有生命力的道德——人道主义，而一切只从私利出发的斯诺普斯们则代表了物质主义，二者对立是人道和物欲的较量。而且在其背后，还蕴藏着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内涵。
长期以来，南方一直被视为美国的一块分立而独特的地区，在背景、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这片土地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遗世独立的古老王国，它拥有自己的一套完整而稳固的生活方式和法则，牢牢维系着立足其上的社会结构。但南北战争打破了这个古老王国的平静。由于战败，南方被迫加人美国总的历史进程中，迈开了走向现代的步伐。北方工业文明迫不及待地入侵，而旧世界的势力不甘失败奋力反抗，于是一场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对垒就此展开，并在南方人的内心世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着南方人和他们的后裔。表现在福克纳的艺术世界，便是这一主题的不断再现。《喧哗与骚动》中，我们看到昆丁·康普生作为传统精神的守护者，苦苦与现实世界做着无望的斗争，而他的兄弟杰生却一头扎进斯诺普斯的世界，表现出令人厌恶的资产阶级拜金倾向和极端冷漠自私的品性。在那部据称是为了赚钱的小说《圣殿》中，作者构思了一个恐怖的故事，但在暴力凶杀的流行元素下主题并未改变：代表了南方妇德的少女谭波儿被邪恶的现代力量“金鱼眼”所控制，并在后者的诱惑下彻底堕落，这意味着传统又一次令人痛心的失败。相同的主题还出现在一些并不十分有名的短篇小说里，如《从前有个女王》向我们讲述了小白亚德·沙多里斯的遗婿娜西部·班波（此人曾在《八月之光》中以家族荣誉的名义强烈反对其兄长霍拉斯·班波帮助受冤入狱的戈德温洗脱罪名）为弄回一批写给她的下流信件，不得不以肉体为交换条件向一个侦探屈服。这事件象征了旧世家精神的彻底衰亡。
在每一个经历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国家和地区，冲突都不可避免，带来的影响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在于生存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心理震荡以及精神阵痛。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也开始面临同样的社会问题，两种文明的对峙与冲突成为一些小说家关注的焦点。同样有着丰富的乡村生活经历的贾平凹，也在他的艺术反思中涉及了二者的此消彼长。
贾平凹的小说《腊月·正月》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商州山民生活。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闭塞的小镇上，使这里本来平静的生活起了波澜。六十一岁的韩玄子再也没有心情像以往那样喝茶看报、养花植草，他发现一切都在渐渐挣脱他的掌控。对这位老先生，小说一开始就交代得别有用意：
他是民国年代国立县中毕业生。当时的县中是何等模样？他只说一班仅有十一个人，读《四书》，诵《五经》，之乎者也的倒比现在的大学生文墨深。这一点他极自信：现在的学生可以写对联，但没他的对仗工整；现在的学生可以写文章，但他却能写得一手好铭放。
他家藏一本《商州方志》，闲时便带了断腿儿的花镜细细吟读；满肚有了经纶，便知前朝后代之典故和正史野史之趣闻，至于商州八景，此镇八景，更是没有不洞明的。
但他儿子二贝是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他接受现代教育，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思想都已经与保守的父辈截然不同。他和妻子“已经文明了”，不睡土炕，睡的是“清漆刷染的有床头的床”。父亲的那一套在他看来是可笑的，他对母亲抱怨：“别看我爹，他对农村的事还真不如我哩，他是凭他的一把年纪，说这说那，又都是过时的话，哪能适应现在形势？我们不好说他，一说就拿老人身份压人，你也不劝说劝说他。”
所以家里头儿子二贝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庭院里的照壁剥脱了墙皮，这在韩玄子看来是事关全家门面的了不得的大事，二贝却一拖再拖不愿修理，气得韩玄子大骂“不孝”。儿媳妇白银也让他看不顺眼，晚睡晚起不说，还成天梳妆打扮。她买了一双塑料拖鞋吸进跟出，“这使韩玄子简直不能忍受”。父子矛盾激化，二贝分家另过，韩玄子不由对老伴感慨万千：“这镇子里多少家庭不和，都是我去调解的，到了咱自己，我倒束手无策了！”
可是，韩玄子没有意识到，他和儿子的不和绝非一般的家庭纠纷，而是一种观念上的冲突。这进一步在家外面的事情上反映出来。韩玄子因为教了一辈子书，曾经是当地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如今虽已退休，可他的影响力仍然很强，“小一辈的还称他老师，老一代的仍叫他先生，他又被公社委任为文化站长，参与公社 的一些活动，在外显山露水的并不寂寞。”但如今这一权威也在无形中受到威胁。镇上一个叫王才的青年，其貌不扬，家境贫寒，一直是村人嘲笑的对象，韩玄子一向不把他放在眼里。可是“就是这么个不如人的人，土地承包以后，竟然暴发了”，“王才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成了这个镇上的头号新闻人物！人人都在提说他，又几乎时时在威胁着、抗争着他韩家的影响。”韩玄子一想到这些就愤愤不平。
有一点必须指出，韩玄子与王才之间并不存在物质上的利害冲突关系，韩玄子一家都是“吃公家粮的”，有工资收入，王才转让土地也好、办加工厂也好，按理说丝毫无损于韩家的利益，那么何以韩玄子会如此痛恨王才呢？这自然只有从新旧秩序的冲突角度来解释了。
像二贝一样，王才也是一个与传统生活格格不入的人。在他身上有种不安于现状的气质，他虽是农民出身，却不像大多数农民那样把土地看作生活的全部意义。农村实行改革以后，他承包过油坊，卖过东芝（一种商州土特产），由于文化程度不高，起初的尝试难免失败，但他越挫越勇，竟起了在村里办食品加工厂的念头，又是买机器，又是搭作坊，还想买下镇上的闲置房用作正式的厂房。可以想见，他给保守落后的小镇带来了何等强烈的震撼。随着他在物质生活上的日益优越，越来越多的村民感受到现代化的巨大诱惑，纷纷加入到由传统向现代行进的队伍。王才把现代生活的气息带进了小镇，他的所作所为不啻于是一种对传统秩序的挑战。就私人来说，他对韩玄子始终不失尊敬，从未想要故意冒犯后者，即使后来得知所遇麻烦皆是拜韩玄子所赐，他也没有过多的怨恨，甚至还告诫家人，“谁也不能在韩家老汉面前有什么不尊重的地方”。他之所以会成为韩玄子的敌人，无非因为两人在本质上代表了新旧两种不同的文明，这种矛盾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