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认为，尽管中国香港地区整个金融系统本来是以交易所自律为基础辅之以官方和公正团体的帮助以防止问题行为，但中国香港地区自我规范和市场自律没有成功，而且监管部门丧失了有效的控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一个内部人集团将交易所看作是私人俱乐部而非考虑会员、投资者和发行人的公众团体。其监管层领导不力，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来管理日益发展的证券行业，而且并未完全独立于董事局。基于24小时循环的结算系统未能稳定运作，并且在日益增加的交易量和国际化驱使下也无力稳定运作。在上市安排方面有严重缺点，对会员的监管也很草率。因此在管理委员会成功地发展了交易所交易的同时，没有引入足够的管理和监管安排，特别是没有考虑到市场过热带来的风险。
报告认为在香港期货交易所管理稍好，但基础不稳。特别是交易所、结算所和保证公司的三方结构混淆了责任的界限，无法建立足够的风险管理体制，而这对于期货市场是至关重要的。这三方应当一起行动以对付交易量扩大和少数投资者持有大量头寸带来的风险。
报告认为证券委员会和商品交易委员会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缺乏方向。港英当局的本来想法是它们应当独立并具有权威性，但这一打算没有执行。本来这两个机构应当是具有很高权力的监管机构，但近年来却退化成被动的应付角色。
报告认为这两个监管部门领导屡次提出要增加资源以对付飞速发展的市场要求，但遭到港英当局搁置或拒绝。仅有的一点资源也主要是用到了文件上而非实在的监察和监督，而且面临股票交易所的强硬领导，由于得不到政府支持，监管部门已经丧失了其应有的作用。
就期货市场而言，导致崩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外股市暴跌的强烈冲击和影响是主要原因，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组织、运作、合约设计以及市场风格监督管理等各方面的问题，造成了市场缺乏有效处理风险机制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期货市场风险管理机制本身就有严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保证金结算机制极不完善，没有认真实施有关每日结算和保证金方面的有关规定；对财务风险缺乏合理的防范和保障措施，期货经纪公司既未能及时有效地遏止来自客户的风险，事后又无足够能力承担市场风险而承担保证责任。
导致这种缺陷的根源在于其风险管理主体有缺陷。香港期货市场由期货交易所、伦敦国际商品结算所香港有限公司和香港期货保证有限公司共同组成。其中交易所负责会员入会，执行市场监察和规定客户保证金最低标准；结算所负责每日盈亏计算；保证公司负责对结算会员是否增加保证金作出决定，并指定结算银行和承担结算风险。但由于这三家机构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风险处理中的地位与责任模糊不清。
由于当时的香港期货交易所实行股份制，通过手续费、会员费和保证金利息获得收入，因此其关心的是交易量大小，手续费的多少，对于风险控制并不十分关心。结算所与交易所只是代为结算，却未明确结算所作为交易的第三方介入交易，即买方的卖方，卖方的买方，在财务方面不承担风险。期货保证公司有承担结算风险的责任，却和结算所没有直接联系，根本不清楚市场风险。可以想象，如此盲人瞎马，从根本上割裂保证金、每日结算与风险控制的关系，削弱了结算机构作为风险控制中心的地位，在风险聚集、市场失去保障时，必然会引发危机。
报告经过总结提出了改进措施：
＞对两个交易所的内部组成进行彻底检查，特别是对于股票交易所，应当有个人和公司会员代表加入董事局，而且还应该有独立董事确保交易所为所有会员和使用者的利益服务；
＞两个交易所应当有专业的独立的行政领导班子，而交易所董事局应当决定政策，行政管理层执行政策；
＞股票交易所结算期延长到3天（T+3）应当严格执行，并建立中央结算系统；
＞建议继续保留香港期货交易所和其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但需要将结算和保证系统重组以加强风险管理，特别是结算所应当成为交易所的一部分，保证应当由结算会员基金支持；
＞将两个监管机构和主任办公室合并成一个城市服务部门之外的独立的机构；其领导和雇员应当由全职人员担任，资金由市场中获得。该机构应当负起保证市场完善和保护资产者的责任，特别是应当确保交易所称职地管理市场，并在交易所未能履行义务时有足够权力进行干涉。
（3）学者对于1987年股灾的看法
以经济学家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为主席的一份报告（miller，1991）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10月19日的股灾不是由期货市场引起的，但抛售浪潮同时袭击了现货（纽约）和期货（芝加哥）市场。人们看到价格下跌首先发生在期货市场是由于开盘时两个市场的处理步骤不同。纽约股票交易所由于前夜堆积的巨大卖单导致许多S＆P500指数成份股开盘延迟。因此在10月19日早晨公开发布的指数计算用的股票价格是前周五收盘的报价。而CME的期货价格反映了周一早晨的信息。
·尽管来自组合保险和其他机构的期货合约卖压确实有部分通过指数套利传递回现货市场，但CME市场还是吸收了相当于8500万股股票的卖压。
·组合保险的抛盘在10月19日没有什么显著作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股票价格同样快速下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组合保险与指数期货交易远不如美国来得重要。据估计10月19日组合保险的抛盘所代表的抛盘约等于纽约股票交易所总抛盘的20%~30%，因此这不是一个主导的影响因素。
·指数套利程式交易并不对混乱的市场情况负责。事实上，学术研究一致认为没有找到波动性和程式性交易之间有什么联系。Brady报告认为市场表现最混乱的时候恰恰是两者之间的套利中断的时候。
·有时候交易所的保证金过程被视为一个潜在的政策工具。例如Brady报告提议控制对股票的杠杆投资是必要的，因为可以防止投机过度。但值得注意的是10月19日这一天，S＆P500期货市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但没有因为对手违约导致的交易商亏损，没有结算所倒闭，没有期货经纪公司，未能实现对客户的义务。
·当然在关键的日子里流动性下降也是一个事实。美国证券市场在处理大笔成交时因个股和指数显示不准确而经历的困难，导致了价格的不确定性，并减少了期货市场的流动性。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那两天的买卖价差要高于正常时候。
有许多表面的证据表明，在1987年10月的股灾中期货价格首先下跌，然后将现货市场带低。基差（期货价格减现货价格）比平常要大，而且到10月19日甚至变为负值。但一系列研究表明期货市场没有将股票市场带低。
Bassen，France and Pliska（1989）研究了1987年10月19日周一的MMI期货分钟数据。他们发现在交易开头的一个半小时内大的负基差的主要原因是股票指数计算所用的价格是10月16日周五的陈旧价格。随后期货价格领先现货价格5~10分钟，随着价格的快速移动，这导致了大的负基差。Harris（1989a）和Moriarty，Gordon，Kuserk and Wang（1990）研究了股灾中的S＆P500数据，也发现在考虑了陈旧价格因素后大的负基差显著减少，期货价格领先现货价格几分钟。股灾中的基差扩大是因为股票交易中的限制和延迟。
Kleidon and Whaley（1992）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人们普遍认为，10月19日上午11点前大的负基差是由于许多开盘推迟也就是无交易引起的。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在几乎所有股票都开盘后仍存在大的负基差现象。他们考虑了两个关于导致期货和现货联系中断的解释。第一种是Blume，MacKinlayand Terker（1989）的观点，现货市场特别是S＆P500成份股，在非常高成交量面前遭到的流动性问题，导致价格过度下跌。另一种解释是非S＆P500成份股反映信息的速度要慢于S＆P500成份股。这可能是由于NYSE指令下单系统过度负载导致指令传递和执行严重延迟。这种延迟对于非S＆P500成份股来说更为严重。在交易最终执行的时候它们并没有完全成交时刻应有的信息。因此价格陈旧不是因为成交价格发生在一些时间之前，而是因为价格反映的是过时的信息。利用1987年10月1~15日的五分钟回报，他们认为，10月19日11点以后的负基差主要是由于陈旧价格，特别是执行指令的物理延迟导致的，而不是因为市场缺乏流动性。
（4）格林斯潘对股指期货的总结与评价
1988年5月19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美国众议院对1987年的股灾作证，面对电讯与金融委员会主席Edward J.Markey，他谈到了对于股票指数期货等衍生市场的看法：
“许多股票衍生产品的批评者所没有认识到的是，衍生市场发展到如此之大，并不是因为其特殊的推销手段，而是因为给衍生产品的使用者提供了经济价值。这些工具使得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可以进行套期保值，并迅速低成本的调节头寸，因此在资产组合管理中衍生工具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还谈到为什么期货可以告诉人们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期货市场反映新信息的速度比现货市场要快。一些人由此认为……期货价格的变动必然导致了现货价格的变动。然而，在期货市场调节组合头寸的成本要显著地低于现货市场，并且可以迅速地建立新的头寸。因此，资产组合经理可能自然倾向于在收到新信息的时候首先在期货市场交易，导致了期货市场的价格首先发生变动。套利活动则确保了现货市场的价格不会太落后于期货市场的价格。”
（资料来源：《股票指数期货》，陈晗、张晓刚、鲍建平著，上海远东出版社）
案例2：巴林银行事件
一、事件发生
1995年2月，具有230多年历史、在世界一千家大银行中按核心资本排名第489位的英国巴林银行宣布倒闭，这一消息在国际金融界引起了强烈震动。巴林银行1763年创建于伦敦，它是世界首家商业银行。它既为投资者提供资金和有关建议，又像一个“商人”一样自己做买卖——也像其他商人一样承担风险。由于善于变通，富于创新，巴林银行很快就在国际金融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功。它的业务范围也非常广泛：无论是到刚果提炼铁矿，从澳大利亚贩运羊毛，还是开掘巴拿马运河的项目，巴林银行都可以为之提供贷款。由于巴林银行在银行业中的卓越贡献，巴林银行的经营者先后获得了5个爵位。
巴林银行的倒闭是由于该行在新加坡的期货公司交易形成巨额亏损引发的。1992年新加坡巴林银行期货公司开始进行金融期货交易不久，前台首席交易员（而且是后台结算主管）里森即开立了“88888”账户。开户表格上注明此账户是“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误差账户”，只能用于冲销错账，但这个账户却被用来进行交易，甚至成了里森赔钱的“隐藏所”。里森通过指使后台结算操作人员在每天交易结束后和第二天交易开始前，在“88888”账户与巴林银行的其他交易账户之间做假账进行调整。通过假账调整，里森反映在总行其他交易账户上的交易始终是盈利的，而把亏损掩盖在“88888”账户上。
里森作为一个交易负责人，曾经通过大阪股票交易所、东京股票交易所和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买卖日经225股票指数期货和日本政府债券期货，从中赚取微薄的价差。由于价差有限因此交易量很大。通过这种风险较低的价差交易，他一度为巴林银行赚取了巨额的利润——在1994年头7个月获利3000万美元。
二、在股指期货等衍生品交易的亏损分析
巴林银行倒闭是由于其子公司——巴林期货新加坡公司，因持有大量未经保值的期货和选择权头寸而导致巨额亏损，经调查发现，巴林期货新加坡公司1995年交易的期货合约是日经225指数期货，日本政府债券期货和欧洲日元期货，实际上所有的亏损都是前两种合约引起的。
（一）来自日经225指数期货的亏损
自1994年下半年起，里森认为日经指数将上涨，逐渐买入日经225指数期货，不料1995年1月17日关西大地震后，日本股市反复下跌，里森的投资损失惨重。里森当时认为股票市场对神户地震反映过激，股价将会回升，为弥补亏损，里森一再加大投资，在1月16日~26日再次大规模建多仓，以期翻本。其策略是继续买入日经225期货，其日经225期货头寸从1995年1月1日的1080张9503合约多头增加到2月26日的61039张多头（其中9503合约多头55399张，9506合约5640张）。据估计其9503合约多头平均买入价为18130点，经过2月23日，日经指数急剧下挫，9503合约收盘价跌至17473点以下，导致无法弥补损失，累计亏损达到了480亿日元。
（二）来自日本政府债券的空头期货合约的亏损里森认为日本股票市场股价将会回升，而日本政府债券价格将会下跌，因此在1995年1月16日~24日大规模建日经225指数期货多仓同时，又卖出大量日本政府债券期货。里森在“88888”账户中未套期保值合约数从1月16日2050手多头合约转为1月24日的26079手空头合约，但1月17日关西大地震后，在日经225指数出现大跌同时，日本政府债券价格出现了普遍上升，使里森日本政府债券的空头期货合约也出现了较大亏损，在1月1日到2月27日期间就亏损1.9亿英镑。
（三）来自股指期权的亏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