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义军起事的消息传开，代理两广总督德寿反对大张旗鼓地围剿，主张步步为营地徐徐推进，对义军形成包围后再一举歼灭。水师提督何长清率几千士兵从虎门出发，进驻深圳，这里位于三洲田西南20英里处，与新界隔河相望。在西北面，一支陆军部队占据了归善和东莞之间的交界处，另一支部队则从潮州调到义军防区以东的海丰一带。坐镇惠州指挥的陆路提督邓万林，派兵在镇隆和淡水封锁了义军向东北方向的退路，同时，巡逻船受命在靠近骚乱地区的海面上警戒。
面对清军步步进逼，郑士良急电正在台湾的孙中山，要求赶紧把军火运来。孙中山得报后大吃一惊，因为他在台湾的各项准备还未就绪。这时孙中山想起，此前不久，为支持菲律宾解放运动，他曾为菲律宾独立军代买过一船军火，后事未成，军火也没用上。现在惠州起义爆发，孙中山就征得菲律宾独立军同意，先借这批军火应急。
没想到的是，派去提取军火的人在仓库里只看到一堆毫无用处的废铁。原来，日本军火代理商中村弥六，鲸吞了独立军购买军火的专款，用废铁冒充了军火。
虽然武器短缺，义军的进展却意外地顺利，10月6日占领沙湾后，他们得到了从邻近城镇来的千余士兵的补充，然后挥师北上，向离惠州城不到15英里的镇隆推进。尽管许多战士仅仅装备了梭镖，但义军还是击溃了一支清军并占领了该城，缴枪700支，算是一次重大胜利了。
义军在博罗和惠州城的支持者也投入了战斗，从甘蔗地里向南援的清军发动猛烈的攻击，并围困了这两个城镇。如果惠州城陷落，那通向广州的门户就完全打开了。因此清军倾尽全力防守惠州和博罗。
武器弹药不足的义军并未恋战，而是按照孙中山的新命令，放弃了向西进攻广州的计划，掉头向东北250英里外的厦门前进。
孙中山的这一新命令，也和解决义军的补给有关。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从那里更易得到来自台湾的支援。
迟迟得不到海上补给的义军，一路上秋毫无犯，只满足于得到刚好够用的粮食，以及尽可能多的武器。因此，人民到处都对他们表示友好，还有几千农民加入了队伍。
义军一路连败清军，在从永湖向白芒花开进时，他们只有一千支枪，却打败了五六千人的清军部队，俘敌数百人，缴获了五六百支枪及大批弹药，并占领了白芒花。归善的农民热烈响应，义军很快人数过万，沿着东江的支流西江流域向东推进。
义军高擎的旗帜上写着斗大的“郑”字和“孙”字，还有“保洋灭满”的口号，这与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宗旨完全不同，因此起义并没有引起外国人的恐慌。孙中山还特意派人给郑士良带去了一面革命旗帜——陆皓东烈士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使这面旗帜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飘扬。
在青天白日旗的引领下，义军向福建边缘艰苦跋涉，在崩岗墟击溃了七千人的清军，但由于缺乏子弹，无法全歼敌人。粤东山脉人烟稀少，穿越不易，清军却以逸待劳地阻击他们。
10月20日，义军抵达归善东面的三多祝，离遥远的厦门尚有一百五十多英里，但他们再也走不动了。长途行军还要战斗，几乎耗尽了他们的弹药和粮食，这时的队伍已有两万之众，却没有什么补充给养的机会。
孙中山在台湾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各种筹措粮饷和军火的方案总是功亏一篑。弹尽粮绝的义军遭到了越来越多清军的攻击，已获战场专断授权的郑士良，下令部队解散。
在广州的史坚如不知道惠州起义已经失败，还在想办法配合义军的行动。他和哥哥变卖了他们继承的约3000元财产，购买了几百磅德国甘油炸药。这些炸药都是邓荫南和其他几位同志从澳门或香港走私来的。史坚如挖了条地道，将炸药埋到了总督府地底下。
10月28日清晨，一声巨响从总督府传来，墙倒屋塌，六个人被炸死，但总督德寿却幸免于难，只是被从床上震翻在地。史坚如不幸被捕。清吏软硬兼施，想让出身仕宦之家的史坚如供出同党。他们对史坚如严刑拷打，施以烙刑，甚至拔去了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但史坚如毫不动摇，拒绝在40名嫌疑人中指认同谋者。11月9日，史坚如被砍了头，牺牲时年仅21岁。
轰轰烈烈的惠州起义以这种方式草草收场，令人倍感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郑士良回到香港后并没有因为起义失败而气馁，而是积极筹划再次起义。可惜，1901年8月27日，郑士良在赴宴时被清政府收买的杀手下毒害死。郑士良那波澜壮阔的革命人生戛然而止。
却说张象珍了解到这次起义的始末内情后，深深敬佩郑士良的革命义举。自己虽然和洪门没有情分，却与青帮弟兄相熟，青帮由于押送漕运的历史，往往不被策动起义的革命党人重视。但张象珍想起在山东时，马凤山带领的安清道弟兄剿匪时，确实组织严谨、纪律严明，如果能组成义军，战斗力必然胜过一般农民武装。张象珍想利用自己和青帮的关系，说服江浙一带的青帮领袖参与革命，将来联络革命党人，甚至归于孙中山先生麾下，何愁大事不成？
张象珍念及于此，胸中慷慨激昂，走到桌前，挥毫泼墨写下几句唐诗：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这是唐代诗人李贺的名句。张象珍将毛笔一掷，从此改名张聘卿，拜扬州“理”字辈朱奉先为师，正式加入了青帮。
到了1905年，华兴会和光复会与兴中会合并成为了中国同盟会，全中国的革命志士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组织，大家再也不是各自为战了。张聘卿也在此时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一名在青帮中联络义军的革命党人。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组织的起义多借助帮会力量，但其骨干力量，政治纲领却完全是现代民主式的，就是军事理论也为现代式的，辛亥革命成功后，由宋教仁等起草、发布的《临时约法》地位可比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国今天的宪法和法典，也是奠基于此。但因借助帮会，也不免要打上帮会的烙印，如1900年的惠州起义中，起义军在多祝驻营时，通知居民不必闭户，必须在门前点一灯为标志，取其（反清）复明之意。但事实上，起义和恢复明朝完全没有关系。
作为“革命的先行者”的孙中山，在革命的初期，和洪门这类江湖会党发生紧密的联系乃是时代的必然，否则，孙中山革命的第一步就不可能迈出。而“红花青叶白莲藕”也的确在辛亥革命前期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张聘卿这个阶段在同盟会中的表现不算突出，许多年以后，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件，人们才真正记住了这位同盟会元老张聘卿的名字。因为此计出自张聘卿，可谓经天纬地之才。受到广泛的关注，此事号称“民国第一案”，就发生在张聘卿和张仁奎当初在滕县老家剿匪的山亭社。
1923年5月6日，在津浦铁路山东临城（今枣庄市薛城）段，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劫车大案，以孙美瑶为首的一支农民军以微山湖抱犊崮为根据地，打劫了津浦路二次北去特快蓝钢皮列车，绑架了三十多名洋人要员，此案震惊世界。劫车后，孙美瑶等与北洋政府谈判周旋，历时两个多月，至7月8日，迫使北洋政府解围收编。临城劫车案被称为“民国第一案”，全球各大媒体竞相连续报道，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
抱犊崮原名君山，因其山势极其险峻，连耕牛都牵不上去，传说古代的农民为了耕种山顶的田地，只好抱着小牛犊上山，养大了耕地用，故名抱犊崮。如此险地，易守难攻，自古就有土匪出没。
光绪年间，张仁奎和马凤山在此剿匪时，山上的匪徒用的还是砍刀斧头等武器，粮食也很短缺，战斗力很差，只能算是流寇。但是，孙美瑶带领的这一路农民军，绝不是占山为王的土匪马贼，他们打起“山东建国自治军”的旗号，由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担任“总司令”，声言要“打土豪、伐劣绅、抗军阀、惩污吏”。
鲁迅曾经著文赞扬“孙美瑶据守抱犊崮，敢于掳去‘洋人’站在军前”，“使官兵不敢开火”，号召青年要有这种敢于向旧社会宣战的精神，“掀掉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毁坏”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
冰心则把孙美瑶在抱犊崮的行动看作是“梁山好汉的生活”。
瞿秋白还称赞孙美瑶的临城劫车行动是对野蛮列强的坚决打击，指出“只有颠覆军阀，颠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才能有文明”。
1926年，有******和李维汉等革命领导者列席参加，由****领导主持召开的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称孙美瑶的农民军是“革命团体”，评价孙美瑶的“临城劫车行动”是“与封建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的表现。
这支农民军为什么能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孙美瑶、孙美珠弟兄二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张仁奎和张聘卿又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孙美瑶，字玉峰，在家排行第五，孙美珠是他的大哥，1900年出生在鲁南抱犊崮山区的白庄村。孙美瑶11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被推翻，但革命却未有穷期，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军阀之间的较量、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最残酷的军阀混战。
此时滕县正是国家动荡的一个缩影，同盟会革命军，张勋的辫子军，军阀的整编旅，地主武装红枪会，七十二崮的十八杆子（土匪），农民起义军等，各种政治和军事势力都在这里滋生酝酿，较量争夺，拼搏残杀。鲁南地区除兵荒马乱之外，又连年水、旱、蝗灾不断。1917年春，滕县大旱，粮食绝产。大批饥民成群结队行乞，流浪在抱犊崮山间，寻草根树叶果腹。同时，官府索捐如虎，地主逼租似狼。许多年轻人被迫选择“出西门，不顾归”，开始打家劫舍，逐渐沦为土匪。
孙桂芝是孙美珠、孙美瑶的族叔，他读过书，为人耿直，在附近乡里有些威望。大旱这年，官军逼饷，地主催租，县府要税，农民走投无路。于是，孙桂芝邀约同村的青年七十多人，上山拉杆子，抢大户，活动于抱犊崮山区以北。
孙氏兄弟其实是地主出身，他们的父亲拥有土地近三百亩。孙美珠上过八年私塾，号称“小秀才”，平时喜欢读《水浒》之类的书，行侠好义，广交朋友。山区小股土匪头头，常到他家打牌、借钱借粮。发展到后来，有土匪绑了票，常常声言找孙美珠联系赎人。如是几次周折，加上孙美珠和孙桂芝的亲戚关系，官府开始怀疑他通匪，屡屡盘查问罪，当然也刮去孙家不少油水。孙美珠一方面怕土匪滋事，一方面怕官府拘捕。无奈之下，找到好朋友王翼民商量。
王翼民其实早就对军阀政府的行径看不过去了，当下就劝说道：“老兄既已进退维艰，倒不如变卖田园，剥去秀才皮，入伙当土匪。”
孙美珠沉思半晌，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告别时，王翼民赠言：“宁为跖之盗，不为惠之贤，中原逐鹿，大者王，小者霸。西狩获麟，食其肉，寝其皮。”勉励孙美珠敢作敢为，成就一番事业。
孙美珠回家同兄弟们商量，只有五弟孙美瑶赞成上山当土匪。兄弟俩联络了几个人，逼迫东凫山民团交出12支枪，打算结伙上山为匪。可是家中的妇孺总不能跟着上山吧，还是孙美瑶提出建议，把妻儿送到上海去，委托张聘卿来照顾。张家和孙家是世交，张聘卿和孙美珠少年时感情极好，一定不会拒绝的。
孙美珠却有些犹豫：“今时不同往日，这么多年过去，虽然我相信张聘卿绝不会忘记我们两家的情分。可是他如今身份不同了，咱们做的又是落草为寇的事，只怕连累了他。”
不错，张聘卿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儒生张象珍了，他在扬州待了没有多久，就加入了同盟会，将满腔热忱从扬州的青帮转移到了上海的同盟会。他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工作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首肯，孙中山甚至对张聘卿委以重任，让张聘卿协助联络长江以北反对军阀政府的武装力量，团结起来闹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