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30日，毛泽东出京巡视之前，在他指名要带的有限书籍中，就有《容斋随笔》。
1976年8月26日，此时的毛泽东因重病缠身已经不能下床行走了，吃饭也要靠别人一勺一勺地喂，每天24小时差不多都是躺在床上。这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毛泽东的病情焦虑。可是，他自己还要强撑着废寝忘食地看书。
这天晚上9时45分，秘书张玉凤告诉忻中，让他赶快找一部大字的《容斋随笔》送到游泳池，忻中急忙跑到中南海增福堂——毛泽东书库（由于毛泽东藏书比较多，为便于保管和使用，经中央有关领导批准，特将增福堂命名为“毛泽东书库”）。他的大部分图书包括报纸和杂志都集中存放在这里。因为全部图书、报纸和杂志，都是刚从别的地方搬到这里，还没来得及整理和编排顺序。他以前看过多次的那部大字线装书《容斋随笔》一时竟找不出来。于是，忻中就立即与北京图书馆联系，请工作人员帮助速找一部大字线装《容斋随笔》。
由于毛泽东有夜读的习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为了保证及时满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夜晚看书需求，北京图书馆的领导经过研究，专门成立了一个办事小组，白天、晚上、节假日，这个办事小组每个晚上都有人轮流值班。有了这个办事小组，工作人员可就方便多了，凡是毛泽东要的书，他的书库没有或一时找不到，工作人员就可以与这个办事小组联系。在没设这个办事小组之前，也就是在忻中刚开始给毛泽东管理图书的时候，对毛泽东藏书情况不熟悉，个人又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毛泽东要书时，忻中的心情是很紧张的。现在有了这个办事小组，再次碰到毛泽东要书时，心里也踏实多了。
大约35分钟以后，忻中从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喜讯：书已经找到了，但是在距中南海大约8公里、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附近孔庙东侧的柏林寺书库。从柏林寺书库取回《容斋随笔》，经忻中检查后立即将该书送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
事后，有关这一次毛泽东读书的情况，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的记录是：“8月26日9时45分《容斋随笔》（宋）洪迈撰 明刻本 两函14册 借北京图书馆。”
然而，这次登记成了最后的登记，以往，登记后面还有很多行、很多页的延续，然而这次登记是一组用书的最后一次登记，后面永远不会再有空页了。
就在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这次索要《容斋随笔》之后，他的病情开始恶化。
即使如此，直到1976年9月8日，还由别人为他代读了37分钟。
9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实践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诺言。
9月16日，忻中就将毛泽东借阅的这部《容斋随笔》退还给了北京图书馆。
毛泽东重视读书要“贵有恒”，要“活到老，学到老”，他以他一生的读书实践实现了他的诺言，他也因此而领袖群伦。今天，我们不应以事务繁忙为理由而忽视读书学习，不要“一日曝十日寒”，而是要持之以恒。只要能够持之以恒，久而久之，收益自知。
芋园问学——在毛泽东心中播下了进步的种子
芋园。
毛泽东重视自学，更重视虚心问学。他说“学问学问，勤学好问。”他不但尊敬自己的老师，虚心求教，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为国人树立了好的榜样。
青少年时期，毛泽东的求学生涯主要在湖南长沙。在湖南省长沙市浏阳门正街南边有个地名叫李氏芋园（现在无存，只有地名），原是清代封疆大吏李星沅的产业。里面不光房间多，而且还有一处园林，环境优美。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常在星期天到李氏芋园。因为对他影响最大的几个老师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等当时都住在这里。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曾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常到李氏芋园里面讨论，并请杨昌济指导，有时，黎锦熙也会参加他们的讨论。毛泽东在1920年给黎锦熙的信中表达了他对杨昌济和黎锦熙的敬重之情：“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杨昌济，字怀中），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情形时这样谈到杨昌济。
杨昌济是毛泽东的恩师，未来的岳父，学贯中西，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哲学、伦理学大师，教育家。
可以说，杨昌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的命运。在湖南一师，他影响毛泽东确立了后来影响他一生的经世致用的读书观。他影响毛泽东接触船山学社、岳麓书院。他影响毛泽东接触了《新青年》。他指引毛泽东多读无字之书。他介绍毛泽东进入了中西合流、思想活跃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他介绍毛泽东认识了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思想启蒙者。他还没有看到毛泽东成为自己的女婿，就已经累死。
当时，在湖南长沙，以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经常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
杨昌济（1871—1920），又名怀中，字华生。长沙县板仓人，毛泽东的亡妻杨开慧的父亲。
他家世代书香，19岁参加科举考试，考取秀才，在后来的乡试（考举人）中没有考中，随后就彻底放弃了科举考试。
1895年到1898年，他继承父业，在家乡当了一名私塾先生，开始把自学的重点转向王船山、顾亭林等人的知行统一、经世致用之学，接受龚（自珍）魏（源）康梁影响，借古鉴今，以“张三世”为改良变法的理论根据，认真研读《春秋公羊传》，也相信“天下大同”的儒家理想。同时刻苦自学英文和日文，准备出国留学。
1898年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后，拥护康梁变法主张，积极参加南学会的各种活动，为“通讯会友”。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开始实行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饬令各省设立专款奖励留学。杨昌济是在留日高潮中较早出国的。
1903年赴日本留学时，改号“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同行共30多人，他的年龄最大。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
1909年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在阿伯丁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1909年杨昌济去英国深造时，与杨毓麟、章士钊等同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系统研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尤对伦理学上之禁欲、快乐、功利、利己、利他种种主义，对比中外古今，进行考察研究。同时注意调查英国风俗习惯，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等文明礼貌，都加注意，作为借鉴。1912年在阿伯丁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接着往德国考察教育九个月，并旁及政治法律等。
杨昌济于1913年春回国。这时清朝已被推翻，成立了民国。湖南督军谭延闿想延揽他出任湖南省教育司长。他的留日、留英同学范源濂等人这时都在北京政府当了总长，他不是个热衷仕途的人，决不肯做官，应聘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岳麓书院）讲授伦理学、教育学和哲学等课程。高师是湖南当时的最高学府，也是第一次设这类课程，影响很大。
1913年后，杨昌济先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商专、一中等校任教，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关心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进步青年，“欲栽大木拄长天”。支持毛泽东等办新民学会。
191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曾向蔡元培介绍毛泽东去北大图书馆工作。
杨昌济像当时的大多数文人一样，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的熏陶，他精通孔、孟、程、朱的学说，他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不过他毕竟在外国留学十年，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所以，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孟、程、朱、陆、王的学说，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虽然杨昌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远没有康有为那样显赫的地位，但就其思想的倾向来说，他应当属于近现代新儒家的一员。
杨昌济一方面继承了王船山、谭嗣同的学说，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并能够加以融会贯通。
像杨昌济一样，毛泽东从未完全脱离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如果说他欣然接受西方的思想，也只是把它作为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政治的药物。杨昌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可装置之也。”毛泽东对此深表同意。
杨昌济教书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将自己的心得，如《论语类钞》和《达化斋日记》中的有关篇章，向学生讲解，以启发学生触类旁通，独立思考。
受杨昌济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异常服膺王船山、谭嗣同先贤“珍生”、“主动”、“日新”等学说。
在学校教育中，老师的作用关系重大，一个好老师的思想学识行为品德，往往对学生发生深远的影响。杨昌济不愧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者，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一生“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曾有明志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
在这样师生相敬相得相爱的情境中，潜移默化，终于开花结果：继承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以第一师范这批进步青年为基础而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导分不开。
“吾于黎君感之最深”
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四师和一师的老师，又是毛泽东的同乡和朋友，他们交谈甚广，他向毛泽东推荐读物，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说：“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分别之后，在他的信中称：“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那么，黎锦熙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对毛泽东都产生过什么影响，让毛泽东对他评价如此之高，感情如此之深？
毛泽东称其为“君”，而不是老师，可见二人关系的近乎。
黎锦熙，字邵西，本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的历史教师，后来，他的学生毛泽东和他一起随学校并入了第一师范。
长沙原来有一家宏文图书社，原来只是一家印刷厂，1914年，黎锦熙为它组织了一个编译所，实际上把它变成了一家出版社。黎锦熙曾计划编印一套“共和国小学各科教科书”，他与徐特立曾共同编写国文。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就是由宏文图书社出版的。当时，黎锦熙他们还办了一个《公言》杂志，内容着重于纠正当时的学风，批评教育界闹派别，并用较大的篇幅报道欧洲的战争和世界局势。后来，因受湖南督军汤芗铭的注意，只办了三期就停刊了。当时，参加宏文社的还有文字学家杨树达、曾运乾等。他们租用了李氏芋园作为编辑人员的住宅。
黎锦熙虽是毛泽东的老师，但他的年龄不过比毛泽东长了四岁，加之又是湘潭同乡，所以二人之间很是亲近，他们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虽然只有四岁的年龄差，但在22岁的毛泽东看来，26岁的黎锦熙比自己更有学问，更有见识，因此，毛泽东很喜欢向他讨教学问。
黎锦熙的日记有幸被保存至今，里面记载了1915年4月到8月，毛泽东多次到李氏芋园的事。虽然记述的文字非常简略，缺乏他们之间交谈的具体内容，但记下了他们交谈的话题。他们二人曾经互相交换看过各自的日记，他们之间谈论的多是“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说读史法”，“改造社会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问小学（旧时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35”。
黎锦熙读了严复翻译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著的《群学肄言》后，非常喜欢，就向自己最喜欢的学生和朋友毛泽东推荐，“告以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黎锦熙还向毛泽东推荐过一个刊物《甲寅》，《甲寅》是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办的一个刊物，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而当时正是袁世凯积极准备称帝的时候，这就成了师生二人关心和谈论的题目。1915年5月7日，日本下最后通牒，逼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这也是毛泽东同黎锦熙谈论的内容。黎锦熙日记里记下了他们阅读《甲寅》月刊的事。毛泽东对这个刊物很有兴趣，后来还写信托萧子升设法借阅。
黎锦熙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例如，1915年7月31日，他看了毛泽东的日记之后，记述道：“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年8月31日收到毛泽东的信，称“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黎锦熙的日记非常简略，很让人感到遗憾。不过，我们可以从毛泽东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长信中，看出他对黎锦熙的印象、二人时常谈论的内容以及当时受黎锦熙的影响。这封信的开头写道：“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论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毛泽东当年很厌恶学校繁多的课程，他觉得这妨碍了他最喜欢的学科。他向黎锦熙求教，如何解决上课与自修的矛盾。黎锦熙告诉他除了要把国文课学好之外，还要学好历史、地理，以及体操、图画、音乐、手工等课，成为通识之才的重要性。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15年秋，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科书编纂处工作。动身前的8月29日（星期日），毛泽东同王季范、萧子升等人来到芋园黎锦熙的住处，依依送别，黎锦熙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了“谈学颇久”的事。
二人分别以后，还继续保持着书信往来，从1915年11月到1920年6月，毛泽东寄去的六封信，都被保存下来。
黎锦熙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和著述事业，他后来成了有名的语言学家。他把毛泽东早年给他的六封信、三集《新民学会通信集》以及1920年的十多份通信都精心珍藏了下来，1952年又进行了整理，并于20世纪60年代对这些资料作了文字说明。
从这些信中，可以见到毛泽东对黎锦熙的关心。在1915年11月9日的信中，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黎锦熙的想念：“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后来的几封信，他们谈到了时局，教育，哲学体育等话题，内容丰富。例如，毛泽东在1920年6月7日的信中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方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最恨‘国拘’，我觉得学拘也是大弊。”“国拘”是严译《群学肄言》中用的一个术语，大意是为褊狭的国家观念所拘束；“学拘”是毛泽东仿拟“国拘”造出的一个词语，大意当是指学科方面偏爱偏废导致知识的缺陷。他想怎样避免“学拘”的大弊呢？“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纸，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按指杜威、罗素、柏格森）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从中，我们看到此时的毛泽东一方面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广泛的学习兴趣和独特的学习方法。
最后，让我们用毛泽东在1920年给黎锦熙的信中的一句话来总结黎锦熙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这样写道：“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杨昌济，字怀中），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
“该感谢袁大胡子”
“学校里有一位国文老师，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称之为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奉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半通不通。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我研读了韩愈的作品，掌握了古文的写作技巧。所以，这该感谢袁大胡子，至今，我还能写出过得去的古文。”这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记述的毛泽东关于他的国文老师袁仲谦的回忆。事实也正是这样。没有“袁大胡子”这位严师，毛泽东可能就读不了那么多的古文，成不了一代文章大家；这对于日后人民眼中的伟大领袖来说，其个人魅力也许要逊色一些。
1913年春天开学后，袁仲谦来到四师毛泽东所在的预科第一班教授国文课。
1914年春，袁仲谦和毛泽东随所在的第四师范一并转入一师继续教书和读书。
袁仲谦和毛泽东在以后的国文课上互相观察着对方。
毛泽东觉得袁仲谦虽然思想比较守旧，教育方法也有很大成分是封建式的，可是，他博览古代经史子集，对国学有很深的造诣。他治学严谨，常以古籍中贤能之士的品行和治学精神自励，具备了为人师表的许多优良德行。他对教学尽职尽责，诲人不倦；对学生尽心尽意，从难从严要求。他在教授国文课过程中，善于用中国历史上一些史学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的成就和治学精神激发学生，要求大家“真心求学，实意做事”，要有“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志气……慢慢地，袁先生的形象在毛泽东眼前树立起来——这是一个好老师！
在学校开设的二十多门课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国文和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在这些课上面花的力气、下的功夫也最多。更令袁仲谦欣慰的是，毛泽东具备一种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文化知识的浓厚兴趣。他对学问十分用心，从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到宋明理学，从楚辞汉赋到唐宋古文，从二十四史到省志、县志，他都有过一番认真的阅读和探讨。他也十分喜欢诗词，能背诵好几百首。对于中国书法，他很感兴趣，天天坚持练碑帖，获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的“兰亭体”是全校闻名的。他对于外语也很重视，认为外国语是“中国人看世界之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为此，曾刻苦攻读过一个时期的英语。他重视探讨历史，特别是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记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新出版的史地书和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也多方搜集。对于哲学，他不仅上课认真听讲，认真作笔记，深入思考，而且还利用课余或自修时间深入钻研，或找老师请教，或与同学研讨。他求知欲极强，读书面甚广，由于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就常常到旧书店去买折价书。他还常向老师和同学借书，见到喜爱的内容，便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抄录下来。他有一个冠名《讲堂录》的读书笔记本，里面就手抄有古代大诗人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由此可见其爱好之深……
好学生，哪个老师不爱啊？袁仲谦也一样，他平时对学生从严要求，正是为了在自己门下多出几个“高足”。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的师范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史哲学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并已有这样深的造诣，这的确令他颇感意外和惊讶！他深为能有这样一位门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一次，袁仲谦听说毛泽东有一本课堂笔记，冠名《讲堂录》。他便对毛泽东的笔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特地找别的学生借来阅读。透过这本笔记，袁仲谦对于毛泽东那种勤学苦思、积久成学的学习风格，甚是欣赏。
阅读了毛泽东的《讲堂录》以后，袁仲谦先生清楚地看到了学生那深厚的古文功底、宏大的抱负和超凡的志向，这在他执教数十年来是未曾见到过的。他认定：这是一块玉石，几经雕琢定会成为无价之宝。毛泽东天生资质已定，一切全待那高明工匠的功夫了……
接下来，袁仲谦便邀请毛泽东到自己在李氏芋园的家中来谈话。毛泽东受到老师的如此崇遇，自然是如约前往。
正在书房备课的袁仲谦先生听说毛泽东来了，立刻放下手中的笔，起身和他打招呼，并让他到书房里面坐。待师母送上茶水之后，师生二人面对面地坐在藤椅上，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深谈。
袁仲谦非常关切地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世、家庭和个人经历，毛泽东就把自己韶山冲启蒙、东台山求学、参加新军、定王台自学及投考师范等情况，向袁先生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袁仲谦欣赏地看着毛泽东，说：“今天我找你来，主要是想和你谈一谈学习方面的事情。从目前的情形看，你读了不少的书，古文基础比较扎实，文章也做得不错。可是，我总觉得，你如果在学习方法上再改进一番，那就更好了。”
接着，袁仲谦具体指出了毛泽东在学习上存在的不足之处。
在学习态度上，袁仲谦认为毛泽东苦读和巧读还结合不够。他说：“从早到晚读书不休，不过是苦读而已。青年正是长身体的阶段，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脑瓜灵活，会读书，不过是凭天分而已，不刻苦钻研，长期积累，必将贪安逸而畏劳苦，终使学业荒废。所以，古人有‘椎鲁朴钝，非学者之患；聪明绝异，学者之深患’一说。只有把聪明和勤奋连在一起，就如同禾苗既得农人辛勤耕耘，又赖阳光雨露滋润一样，方可茁壮成长，蒸蒸日上。”
在读书内容方面，袁仲谦指出，毛泽东读书虽多，但内容庞杂，良莠并蓄，不利于消化、吸收。他列举国学（经史子集）中的“集”为例，说明中国古代诗文浩繁，难以尽阅。他说：“集”源远流长，从《文选》算起也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历代都编纂了不少的“集”，有务求全备的“集”，有采摘精华的“集”，真是数不胜数。在这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读书人往往无从入手，不得要领。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读书法”的问题。
袁仲谦认为，读书之法，“博和专并举”、“博览群书与重点攻读相济”，“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尤其强调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欲速是读书第一大病。功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度。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往来接应不暇，如看场中美景，一眼却过，于学无益。所以，读书要力求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书上，则眼就看不仔细，心和眼既然不能做到专一，口中却只知漫不经心地诵读，那么就定然不能记住其内容，记住的也不能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到，眼和口自然会到。总而言之，既要博览群书，又要择选精华，使“博”与“专”结合起来。对于重要的、有价值的书，要钻深懂透，反复研读，切忌贪多求快、囫囵吞枣、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惟其这样，方能日新、月进、岁益。
为了指导毛泽东更好地系统地读书，袁仲谦还给毛泽东开列了一份“必读之书”的书目。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昭明文选》。袁先生介绍：《昭明文选》内容博大精深，一直是读书人深研的一部重要的文学读本，流传极广，影响也极为深远。他一再嘱咐毛泽东，像《昭明文选》这样的好书，一定要反复诵读、吟咏，仔细琢磨书中的内容，力求融会贯通。
最后，袁仲谦带总结性地讲述了学习的秘诀：治学，要坚持“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读书，要做到“好书不厌百遍读”；作文，记住“文章妙来无过熟”。自此，毛泽东牢牢记住老师这寥寥数十字的“真言”，抱定“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远大志向，坚持勤学苦练，最终成为一代文章大家。
二人谈到兴处，竟然忘了睡觉，第二天旭日东升以后，谈话才结束。
此后，毛泽东遵照袁仲谦传授的读书方法，悉心领悟，身体力行。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使之终身获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袁仲谦先生教毛泽东“四多”（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和“文章妙来无过熟”的学习诀窍，他躬行实践，硕果累累。
在袁仲谦的教导下，毛泽东勤学苦练，终于成了一代杰出诗人和理论家。毛泽东自己动手写文件，大到治党、治国、治军的方针大计，小到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工作的指示电文，他都要亲自起草。他善于运用浅显明了的语言文字和完美的文字形式表达深刻严谨的思想内容，并能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风格——或通俗，或典雅，或幽默，或辛辣，或轻松活泼，或庄重严肃，写出了大量说理透辟、气势磅礴的诗文。
正因袁仲谦的教导如此，他以一个通晓古今、博学多才的人民领袖形象矗立在全国人民面前，从而给他的整个政治生命增添了绚丽夺目的光彩！
1918年暑期，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从此，他结束了五年半的师范学习生活，告别了自己的母校，也告别了袁仲谦先生。
1920年，毛泽东又回到母校湖南一师，任一师附属小学的主事。而此前的1919年，袁仲谦已经辞去一师的教职，到别的学校教书去了，而毛泽东则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去为早已立下的救国救民的誓愿而奋斗。从此，师生之间天各一方，再也没见过面。
等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候，袁仲谦早已不在人世，他已经看不到他的这位得意门生的辉煌了。此时，毛泽东并没有忘记他青年时期的这位国文老师。他要求湖南地方当局对袁的遗孀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足见学生对当年这位老师的感激之情。据袁仲谦的后人说，抗日战争时期，他家清理旧书时，还发现过当年夹在书中的毛泽东借书、还书的条子。
1952年，袁仲谦家乡的有关部门及其亲朋好友想给他修葺坟墓，便委托罗元鲲给毛泽东写信，请他给袁仲谦题写碑文。于是，罗先生遂于同年10月中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上述请求。很快，毛泽东就作了回答，告知罗先生“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
罗元鲲先生接到毛泽东随信邮来的碑文，激动万分。毛泽东日理万机，专门为一位已故的普通老师题写墓碑文，可见他仍然未忘旧日师情。
罗元鲲当即将碑文转呈新化县政府，并告知袁仲谦的亲属。后来，有关部门举行了隆重的墓碑安放仪式，由毛泽东亲书的“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大字，镌刻在白玉般的大理石上，矗立在袁仲谦先生的坟前。
袁仲谦先生如果地下有知，也应该含笑九泉了。他得到了自己的学生——共和国主席给自己亲笔书写的碑文（在毛泽东众多的老师中，仅有袁仲谦一人得到了毛泽东亲笔书写的碑文），也不枉了自己从教一生的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