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己也表明1931年11月瑞金会议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他读了《孙子兵法》。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的谈话，也讲了大致相同的内容，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读《两个策略》
毛泽东在这段失意时期，读到的最重要的一本马列著作就是《两个策略》。《两个策略》全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是列宁1905年在旅居日内瓦时写的。它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的新的重大发展，这种发展对指导我国的革命建设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当时的毛泽东，一方面受“左”倾领导者的排挤，另一方面又处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锁的革命根据地内，要读书、要读马列著作是何其困难！但是毛泽东还是千方百计地找书看。
那个时候，打下一些城市后，才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马列主义的书。
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包括《两个策略》。
毛泽东读完《两个策略》后，大发感慨：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91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的《两个策略》有了深刻的理解。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是陈独秀犯了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毛泽东非常珍惜他得到的这本《两个策略》的译本，长征途中在患病的时候，还躺在担架上读。经过万里长征，书虽然破旧了，但他仍爱不释手，在延安还是经常反复地读。
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两个策略》。这本书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已经破旧了，但毛泽东仍然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画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这说明，到那个时候为止，这本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
毛泽东在后来各个革命时期又多次读过这本书，并且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
毛泽东不但从《两个策略》里认识到“右”的危害，同时，他也认识到了“左”和“右”同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在党的历史上，“左”的民粹主义空想在党内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长期存在是很自然的。党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的确存在着模糊认识，有些人害怕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情绪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将面临建设一个新国家的任务时，就更加明显。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
《两个策略》里的学说极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毛泽东读来尤感亲切和有益。他1940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体现了他对“左”的思想的警惕，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这些学说。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来说，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
而就中国革命的“特殊”来说，毛泽东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还直接引证了《两个策略》，用以说明对待资本主义的正确态度。他说，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
他甚至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从以上具体政策的调整来看，正如毛泽东向彭德怀提到的，大革命时期还不知应该如何对待资产阶级，但受《两个策略》的明显影响，到达陕北根据地以后党执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团结、争取开明士绅。同时，还吸引了大批大批的资产阶级开明人士积极参与我党的革命斗争，使党的事业得到最大限度的拥戴。抗日战争时期如此，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如此，这无疑大大加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程。
毛泽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视列宁的《两个策略》，他不但自己反复地学习和研究，还用来教育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指导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持续、健康地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其中包括《两个策略》。
1940年、1943年和1946年我党多次再版此书。
现在，我们重提《两个策略》这本书，对坚定我们目前的经济政策是有帮助的。
例如，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如果对团队内的一些错误思想和行为，碍于情面，不敢批评和惩罚，其实就是犯了“右”的错误，这样，不但会丧失自身的权威，而且会对整个团队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相反，如果一个管理者，不懂得情感管理，缺乏情商，片面地执行制度，打击过度，缺乏灵活性和技巧性，就会造成内部成员离心离德，最终也会陷入执行的困境和管理失灵的尴尬境地。
我们不要片面地把《两个策略》看做过时的政治书，如果我们用现实的思维去对待它们，并深入思考，我们就会有现实意义的收获。
“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在这段失意时期读的另外一本重要的马列著作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为了向各国革命左派、年轻的共产党人传授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帮助他们克服缺点、错误；为了帮助各国先进的革命分子建立或巩固已建立起来的党，并使之布尔什维克化；为了帮助各国年轻的党制定和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并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把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党；为了促进欧洲各国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列宁于1920年4月写了《“左派”幼稚病》（全名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5月又增补了一部分，同年6月8日（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发表。其后，相继用德、法和英文出版。
前文提到，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时，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彭德怀回忆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在长征途中患病的时候，毛泽东还躺在担架上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经过万里长征，书虽然破旧了，但他仍爱不释手，在延安还是经常反复地读。
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仍然经常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如前文所述，他用的这本书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和读《两个策略》一样，毛泽东在这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画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这说明，到那个时候为止，这本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
这两本书早已丢失，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是如何重视这两本书以及对这两本书的看法。
从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的这两本书有了深刻的理解。一方面，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是陈独秀犯了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彭德怀的这段叙述还可以说明，为什么毛泽东特别重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反复地学习和研究，并用来教育中国共产党人。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广泛地收集马列主义的书籍，是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
《“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又是讲的“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直接引述了这一思想。他说：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毛泽东还把列宁论党的纪律列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文件。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又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其中包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1948年4月，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转为战略反攻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又重读了《“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中宣部及时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这本书的第二章。
“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
长征是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红军被迫长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仍然不忘读书，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1964年3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
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张闻天的夫人，一位忠诚的老革命家）亲眼目睹了毛泽东读《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刘英回忆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主席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后来，毛泽东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长征路上，他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毛泽东不仅从《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汲取了理论的力量，而且还利用其中的理论来思考中国的革命战争问题，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践。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面对内战，毛泽东在政治方面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并为此规定了党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必须团结、争取、孤立的阶级、阶层和人员。
正是基于《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正确指导，毛泽东领导党、军队和全国人民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是毛泽东教给我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毛泽东影响陶鲁笳读书写作
毛泽东不但自己崇尚读书，著书立说，他还影响别人读书、著书。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系列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从侧面了解毛泽东是如何影响他人读书的。
毛泽东教陶鲁笳批判地研读马列书籍
陶鲁笳（1917—）原名陶国葆，江苏溧阳人，早年就读江苏同济中学、江苏省立常州中学、上海复旦实验中学，后入南京中央大学旁听，1936年夏在河北石家庄参加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太行区委员会书记兼军区政委，山西省第一任省委书记。早年的求学对陶鲁笳来说只是一个文化的积累，而后在工作中与毛泽东的多次接触，使他受益匪浅。他最崇拜毛泽东，“毛泽东”是他苦心研读的一本书，并影响他读书、著书。他曾在回忆录中记述：“我在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十二年间，曾同毛泽东同志有过较多的接触和交往，他那特有的过人的智慧和洞察力、非凡的理论概括力和说服力、运用自如的渊博的历史知识、深入浅出生动风趣的谈吐、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至今记忆犹新，令我神往。”
1958年11月，陶鲁笳参加毛泽东主持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他清楚地记得：“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每人发了两本书：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并要我们联系实际用心读三遍。”
11月10日清晨，毛泽东便把大家召集到小礼堂，集体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毛泽东说：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首先要做到实事求是，现在就是要正确对待商品生产。”
“商品生产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封建社会有，奴隶社会也有！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商品生产呢？商品生产看它和哪个经济相联系就为哪个经济服务。”
“斯大林对俄国革命胜利后是否废除商品生产仍有保留，这是针对当时生产力水平而定的。”
“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远不如苏联。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却想在我国废除商品，这些同志只能是像斯大林所说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问题。他批评说：“斯大林没有搞清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为了扩大积累，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扩大剪刀差，对农民竭泽而渔。”
这些精辟的论述，深深地刻在陶鲁笳的脑海中。
后来，他感慨地说：“会议期间，他（毛泽东）用很多时间，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逐章逐段地分析了斯大林的书，驳斥错误观点，对斯大林著作中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有肯定和发挥，也有否定和商榷。”
“正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怎样看马列理论，是毛泽东教给我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如何运用理论指导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影响陶鲁笳读古书古为今用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陶鲁笳再次见到毛泽东，向其汇报工作：“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个雄心壮志——引黄河水。科技人员经过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表示认同。他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知道我国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壮举’吗？你们可不能算是什么‘雄心壮志’呀！”
他看着我们微笑着说：“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们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
陶鲁笳看着毛泽东说：“山西十年九旱。金木水火土，就是缺水，如果解决了缺水问题，旱涝都不怕，山西也和四川一样就成为‘天府之国’了。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
说到这里，毛泽东说：“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
陶鲁笳摇摇头说：“不知道。”
毛泽东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南越（即现在的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山西出煤，开煤矿发电也都得用水。山西现在缺水，黄河流经山西一千多公里，应该对山西有所贡献，引黄济汾是理所当然的。”
回到太原后，陶鲁笳查了《汉书》，果有记载，不由得佩服毛泽东历史知识渊博，而且博闻强记，古为今用。从那时起陶鲁笳开始关注古书，他找专家学者为他推荐记载我国古代农业较多的书籍，经常阅读。
毛泽东教陶鲁笳为后人总结经验、著书立说
毛泽东不但影响他读书，还影响他写书，写文章，及时总结经验，著书立说推广经验。
大泉山是山西省出名的土地贫瘠区。1955年，毛泽东在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山西省委把阳高县委王进写的介绍大泉山的文章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此文，并把冗长的标题《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改为简明、生动、醒目的题目《看，大泉山变了样》，还写了精辟的按语：“很高兴地看完了这篇好文章。有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整个华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可以照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1956年1月，当谈到水土保持、绿化全国问题时，陶鲁笳又向毛泽东汇报了大泉山采取挖鱼鳞坑、开渠、培埂堵沟等办法绿化荒山的经验。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你回去后，要在报纸上报道大泉山，要写书、写传单，给来参观的人每人发一套。这样有文字可依，不过数据可要准确，实事求是。”
1957 年，在毛泽东写的按语发表两年内，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3万多人到大泉山参观学习，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和苏联水利专家也到当地考察，对大泉山的绿化荒山和水土保持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使陶鲁笳看到了及时总结经验，发表时效性文章的重要性。从此，每次出差他都带上厚厚的笔记本，将当地情况记录下来，晚上回到住地马上总结，以备会议中讨论。会后，他又会亲自修改，再交给秘书。工作繁忙时，他就将议案交给秘书修改，但修改完毕，都亲自过目。
一次秘书问：“陶书记，您会上提出的议案都知道了，还要把修改完的再看一遍，多浪费时间呀？”陶鲁笳说：“我是看看有无疏漏，这些经验马虎不得，要在全国推广。”“毛主席比我忙多了，还亲自写按语，会后追问情况，这样才是对人民负责。”
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对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只局限在书本理论，而是在实际工作中，观察毛泽东的言行，细致体味毛泽东的精神力量，指导自己的行动。后来，他将自己多年的感受汇集成册，可见“毛泽东”是他苦心研读的一本书，毛泽东也是影响他读书、著书的最重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