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信马由缰，一点也不知道小心谨慎，直到招来灾祸时才后悔。所以，大师告诫人们：“修养自身以保持内心的清静最为重要，经历世事应该把说话谨慎放在第一位。”
把说话放在首位修己以清心为要，涉世以慎言为先。
——李叔同李叔同说：“修养自身以保持内心的清静最为重要，经历世事应该把说话谨慎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内修时，应该以清静的心情去修炼，修养自然会提升；我们进行外修时，说话要谨慎，才会少受挫折。李叔同在平时训导众僧时，就劝诫他们“以戒为师”，此外，对于世俗朋友，他也是这样劝告他们的。
俗话说：“祸从口出。”此言不假。言语不谨慎，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祸害。因此，说话谨慎是我们涉世处事的一条重要原则。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时以放牛为生，有一段时间为了果腹还出家为僧。他虽然出身贫寒，却有大志，后来参加了元末的农民起义，终于成就了一代霸业。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有一天，他儿时的一位穷伙伴来京求见。朱元璋很想见见旧日的老朋友，可又担心他讲出什么不中听的话让自己丢面子。不见吧，人家会说自己富贵了就不念旧情。思忖再三，最后还是决定见一见。
那个老朋友一进大殿，立刻就行大礼下拜，高呼万岁，说：“我主万岁！当年微臣随驾扫荡庐州府，打破罐州城。汤元帅在逃，拿住豆将军，红孩子当兵，多亏菜将军。” 朱元璋听他说得动听含蓄，心里很高兴，回想起当年大家饥寒交迫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情形，心情很激动，立即重重封赏了这个老朋友。
消息传出去以后，另一个当年一块儿放牛的伙伴也找上门来了，见到朱元璋，他高兴极了，生怕皇帝忘了自己，指手画脚地在金殿上说道：“我主万岁！你不记得吗？那时候咱俩都给人家放牛，有一次我们在芦苇荡里，把偷来的豆子放在瓦罐里煮，还没等煮熟，大家就抢着吃，把罐子都打破了，撒下一地的豆子，汤都泼在泥地里，你只顾从地下抓豆子吃，结果把红草根卡在喉咙里，还是我出的主意，叫你用一把青菜吞下，才把那红草根带进了肚子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这一番“叙旧”使得已经贵为天子的朱元璋又气又恼，十分尴尬，他喝令左右：
“哪里来的疯子，来人，快把他拖出去砍了！”
面见皇帝，不管以前和他关系如何亲密，现在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言语就要谨慎，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前一个求见的人，深知这一点，所以他说话谨慎，很讲究技巧，博得了朱元璋的欢心；而后一个人说话，根本没有仔细考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结果让朱元璋下不来台，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如此看来，实际生活中，说话谨慎也是十分重要的。其实，有许多人并不懂得这个道理，说话不经思考，脱口而出，这样做往往会得罪人，而他自己却还不知道，等到察觉过来，已经后悔都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养成说话谨慎的习惯，要做到能够不说的就坚决不说，非说不可的一定要想好了再说，以免祸从口出。
管住自己的舌头安莫安于知足，危莫危于多言。
——李叔同“安宁没有比知足常乐所带来的更长久的，危险没有比话说得多所带来的更大的。”李叔同的这句话真是金玉良言啊！知足常乐，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对于“话多危险大”，很多人就有疑问了。难道说话说多了就危险了吗？不是说爱说话的人吃得开吗？这样的理解有偏差。舌头有时就如同一头笼中野兽，如果一不小心让它溜出来，就很难让它再回到笼子里去。古人云，言多必失。就是说，别有用心的人会根据你说的话刺探你的秘密，或者利用你的话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有时，话多真会引来灾祸。唐朝的功臣刘文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牢骚话太多而丢了性命。
刘文静是李世民起兵反隋时的主谋，在后来进军长安时，又立了大功，说他是唐朝的开国元勋，那是当之无愧的。裴寂是经刘文静的介绍才得以认识李世民的，他在起兵的过程中虽然也起过某些作用，但他更主要的是善于讨好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同李渊酒肉不分家，并且将归自己管辖的隋炀帝的宫女私自送给李渊，是李渊的一个酒肉知己。
李渊称帝以后，对裴寂的宠爱异乎寻常，授他以右丞相之职，每次上朝时，必令他同登御座。退朝之后，又相携入宫，对他的话言听计从，赏赐无度。而刘文静呢，则不像裴寂那样受宠，官职只达到尚书这一级，比裴寂低了许多，不免感到不公，因此在朝上议事时，故意同裴寂唱反调，两个人因此有了隔阂。一次家人集宴时，刘文静以刀击柱，发誓道：“我一定要杀掉裴寂！”这话被他一个失宠的小妾上告朝廷，朝廷在审问时，刘文静如实相告：“当初起兵时，我与裴寂的地位相同；
如今裴寂被授以丞相的高官，赐以甲等的住宅，而我的赏赐同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我每次出兵打仗，家中老小都无可托付，的确怀有不满之心，酒醉时说些过了头的话也是可能的！”
李渊据此斥责刘文静谋反，许多元老重臣一致不同意，李世民更是据理力争，指出首先策划起兵反隋的是刘文静，裴寂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现在天下平定了，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发些牢骚，也是人之常情，没有必死之罪。可李渊对刘文静一直比较疏远，对他的政治能力也不大放心，裴寂看出了这一点，再一想刘文静曾经说过一定要杀死自己这样的话，于是乘机进谗说：“刘文静的才智谋略的确是当代之冠，无奈他已经有了反心，如今天下还不太平，若是赦免了他，必有后患。”
这话正好击中了李渊的心病，就这样，刘文静被杀掉了。临刑时，他叹息道：“如果当初我少说几句话，今天绝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啊！”
李叔同还说过“心不妄念，身不妄动，口不妄言，君子所以存诚”；
老子也说过“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孔子还说过“君子当讷于言而敏于行”。这些话的意思相近，就是告诫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要少说话，管住自己的舌头。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然而就是很难做到。
很多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口如悬河，信马由缰，一点也不知道小心谨慎，直到招来灾祸时，才后悔，这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管住自己的舌头，少说话，牢记“言多必失，话多危险大”。
闲谈莫论人非心不妄念，身不妄动，口不妄言，君子所以存诚。
——李叔同一个人独自静坐的时候，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过错；和别人聊天闲谈的时候，不要谈论别人的是非。这个道理我们已经很熟悉，李叔同对此的理解比常人更深刻。关于“闲谈莫论人非”，我们来看看李叔同的理解和做法。
《南山行事钞记》中有这样的警训：“推直于人，引曲向己；常省己过，不讼彼短。”李叔同对此是严格遵守，虽然他德行高尚，修为日进，声望很高，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更加严格，从不轻易议论他人是非。
他既这样严于律己，也是这样训导别人的。
一年春天，李叔同准备去无锡慧山。弟子们送他下山，其中一个弟子随口对他说：“现在的僧人，大多数污浊庸俗，并且很少修行，使人看了都憎恨厌恶，外人看了怎会信佛？——虽然知道不应该妄加评论别人的长短，但是他们这些人已经到了积习难除的地步，真不知道将来如何治理这些事情？”
李叔同听后，严肃地说：“说人过失，已经是很不应该了。出家的僧人，修为有高有低，向来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既然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又怎么能够随便去议论呢？况且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如果这样看待问题，恭敬尚且不够，又怎么能够怠慢呢？”一番话说得那个弟子面红耳赤，惭愧地低下了头。
既然李叔同教导我们“闲谈莫论人非”，那么，我们有意见和想法时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一定要当面说出来。
在这方面，西汉时期的汲黯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
汉武帝脾气不好，同时又是好大喜功之人，所以大多数臣子碍于天子的权威，对他都是当面极力讨好，而背地里却常常说三道四。但有一位叫汲黯的大臣偏不这样，他有什么意见就当面给汉武帝提出来，而私下从不和别人谈论汉武帝的是非。
汲黯在汉武帝时官至右内史，列于九卿，属于权臣。当时，汉武帝常常招集一大帮文学儒者，大家在一起说的都是一些仁义道德的话。对于汉武帝的这种做法，大多数大臣都是当面夸赞汉武帝是多么仁爱、多么英明，私下里却免不了议论。汲黯对汉武帝的做法也不赞成，但他不是在背地里小声嘟囔，而是敢于当面给汉武帝提意见。
有一次朝会时，汲黯对汉武帝说：“你内心里有那么多满足不了的欲望，口头上却说要行仁义，像你这个样子难道也想像舜、禹那样使天下大治吗？”这一番话弄得汉武帝不仅无话可说，而且连脸色都变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禁暗暗地替汲黯捏了一把汗，幸而汉武帝没说什么话。等他下朝后，汉武帝对身边人说：“真厉害呀！汲黯这股子憨劲。”
有人责备汲黯不该当面指责皇上，他说：“天子设置公卿大臣辅佐他治理天下，难道是希望大家都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只会阿谀奉承，把他往错路上引吗？我们这些人既已就其位，就应尽职尽责，有什么话就当面说出来，如果只是在私下里议论，皇上又怎么会知道呢？如果人人都只顾明哲保身，国家会是个什么样子？”所以，连汉武帝自己也说：“古代有所谓社稷之臣，像汲黯这样子的大约也没有多少。”
像李叔同、汲黯这样的君子，在背后是不会谈论别人是非的。通常，在别人背后议论是非的人，就算他不是小人，但也算不上是君子。
因为真正的君子是不会这样做的，真正的君子如果对人有意见会当面提出来，让人改正。那种当面说一套、背后说另外一套的人，长期下去离小人也会不远了。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做事为人，应该做到光明正大，有想法和意见就当面提出来，努力做到“闲谈莫论人非”。
遇谤不辩不争何以息谤？曰：无辩。何以止怨？曰：不争。
——李叔同有人问李叔同：“用什么方法来制止别人对你的诽谤呢？”李叔同回答说：“不用去辩解”。“用什么方法来消除别人对你的怨恨呢？”李叔同回答说：“不用去争辩。”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需要面对别人的诽谤和怨恨，我们应该怎样做？不要和别人进行争辩，来为自己辩解。因为这样做的效果并不是很好，俗话说，“越描越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保持沉默，不去争辩。
理是不辩自明的，李叔同用行动告诉我们，不要因为受到别人的诽谤而急于辩解。
1936 年12 月，李叔同由鼓浪屿日光岩寺移住厦门南普陀寺。有一天，李叔同看到高胜进在厦门《星光日报》为自己出了特刊，介绍自己的生平事迹。看了以后，李叔同没有说话。到了晚上，才皱着眉头，对随侍弟子传贯说了一番极发人深省的话。他说：“胜进他们虽然是出于好意，但其实是对我的诽谤。古人说：‘声名是诽谤的媒介。’看来，我以后在闽南恐怕难于容身了。”说到这里，静默了好一会，又转了语气说，“若被人诽谤，切切不可分辩。我常见有人被诽谤，就分辩解释，多受了亏。你不分辩，一谤便罢，更无余患。”
接着，李叔同又回忆了当年在日本，为要公演《黑奴吁天录》，曾读过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那时候领导解放黑奴的林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倘若我要尽读报纸对我的诽谤，势必没有剩余的时间与精力去办事，这办公室就只好关门了。我尽我所知而认为是最善的，便尽我所能去做。我就这么拿定主意直做到底。倘若结果是错误的，那么称赞我，于我无益；要是结果是对的，那么，即使现在有十个天使人人说我坏话，也于我无损。我们为人做事，要有成效，必须宁静以致远。要训练自己任劳任怨，置诽谤于不计。
此后不久，即1937 年晚春，李叔同应邀去青岛湛山寺讲律，头一天开示《律己》时，也讲到了“息谤”。他说，怎样息谤呢？就是“无辩”。人要是受了诽谤，千万不可分辩，因为你越分辩，诽谤反而弄得越深。比如一张白纸，偶然误染了一滴墨水，这时你不要再动它。你不动它，它就不会再向四周晕开。倘若你立时想要它干净，一个劲儿地去揩拭，那么，结果墨水一定会扩大面积，玷污一大片。
李叔同把这个道理阐述得非常透彻，如果一个人没有亲身经历是不可能有这样深的感受的。在平时，我们大多数人喜欢别人对自己的赞扬和褒奖，不喜欢听到别人的诋毁和非议，这很正常。真正能够做到毫不在意，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然，时刻想获得进步的人，对自己的要求就不能和常人一样，如果做不到比常人更好，那你也不会获得比常人更大的成功。要知道诽谤和误会的产生是有原因的，而且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件事都做到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但是，如果你懂得不辩自明的道理，那些流言飞语和诽谤自然而然就会停止。
事实胜于雄辩，这句话同样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另外，我们还要做到“人之谤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受人诽谤尚且不必急于辩解，何况平日无事，更无须与人争辩。但是有的人偏偏好逞口舌，喜欢辩论，只要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只要一讲话，就口沫横飞。但是好言善辩的人，往往令人退避三舍。因为善于狡辩，乍听之下好像有理，但是经常狡辩，常常言过其实，自然别人心里有数，也就对你敬而远之了。
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个受人欢迎的人，就应该严戒好言善辩。
议论别人先想想自己欲论人者先自论，欲知人者先自知。
——李叔同李叔同说：想要议论别人的时候先想想自己做得怎么样，想要了解别人先要了解自己。 有些人很喜欢把别人的事情当做谈论的话题，对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却从来不想想自己做得怎么样。李叔同提醒这些人，自己做得好尚且不应该议论别人，更何况很多时候自己做得还不如别人呢！
春秋时期，子产对申徒嘉的身体残疾横加指责，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做的同时也恰恰暴露了自己德行的浅薄。
申徒嘉是个被砍掉了一只脚的人，有一天他跟子产一同去拜伯昏无人为师。第一天的时候，子产对申徒嘉说：“我先出去那么你就留下，你先出去那么我就留下。”第二天，子产和申徒嘉同在一个屋子里的一条席子上坐着。子产又对申徒嘉说：“我先出去那么你就留下，你先出去那么我就留下。现在我将出去，你是留下呢，还是不留下呢？你见了我这执掌政务的大官却不知道回避，你把自己看得跟我这执政大臣一样吗？”
申徒嘉说：“伯昏无人先生的门下，都是他的弟子，哪里有什么执政大臣呢？你津津乐道自己的执政大臣的地位，把别人都不放在眼里吗？我听说过这样的话：‘镜子明亮，尘垢就不会停留在上面；尘垢落在上面，镜子也就不会明亮。长久地跟贤人相处便会没有过错。’你拜师从学追求广博精深的见识，正是先生所倡导的大道。而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是完全错了吗？”
听完申徒嘉的话，子产冷笑了一下，讥讽他说：“你已经如此形残体缺，你估量你自己的德行，受过断足之刑却还想着要跟唐尧争比善心，不足以使你有所反省吗？”
申徒嘉回答道：“自个儿陈述或辩解自己的过错，认为自己不应当形残体缺的人很多；不陈述或辩解自己的过错，认为自己不应当形整体全的人很少。懂得事物之无可奈何，安于自己的境遇并视为是命运安排的，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像来到善射的后羿张弓搭箭的射程之内，中央的地方也就是最容易中靶的地方，然而却没有射中，这就是命。用完整的双脚笑话我残缺不全的人很多，我常常脸色陡变怒气填胸，可是只要来到伯昏无人先生的寓所，我便怒气消失回到正常的神态。真不知道先生是用什么善道来洗刷我的呢？我跟随先生十九年了，可是先生从不曾感到我是个断了脚的人。如今你跟我同时在伯昏无人先生的门下，整天听闻先生要以德相交的教诲，而你却一直在拿外在的形体来指责我，这不又完全错了吗？”
听完这话，子产的脸刷地就红了，惭愧地低下了头，他不好意思地对申徒嘉说：“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我知道自己的错误了！”
很多人就是这样，往往在议论别人方面很有本事，却从来不低下头看看自己究竟做得怎么样。反之，有些人却从不把眼光盯在别人身上，而是时时刻刻反思自己，并通过反思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取得进步。在这方面，唐太宗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唐太宗说过：“身为国君必须先以人民的生活安定为念。压榨人民而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无异于割取自己腿上的肉来吃，虽然吃饱了但是身体也糟蹋了。倘若希望天下安泰，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的姿态。迄今为止，尚未听说直立的身体却映出弯曲的影子，也没听说过端正的君主治理下的政治，百姓会胡作非为。”他以这种态度来处理政事，率先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虽然已经十分努力了，但他仍然怀疑自己做得不够彻底。有一次，他向魏征表示这种不安：“我一直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但是不管怎么努力，也比不上古代的圣人，因此不得不担心自己是否会受到世人嘲笑。”
别人怎么样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怎么样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把心思都放在反思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上，并且努力想办法提高自己才是当务之急。当你想对别人发表一番议论的时候，还是先把嘴巴闭上，好好看看自己吧。
带着厚道评论人心志要苦，意趣要乐，气度要宏，言动要谨。
——李叔同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常常犯这样的毛病：在评论别人的时候，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从来不愿意换位思考，总想找出别人的毛病。找出别人的毛病之后，又极力夸大这个毛病，把小毛病说成大毛病，把大毛病说成一无是处，这就是不厚道的表现。
李叔同也说，在评论别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厚道，别总是把别人的坏处夸大，没有看到别人好的地方。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你的毛病其实比别人的还要大。
当然，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或多或少有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我们既要看到别人身上的错误和缺点，也要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这样才能正确客观地评价一个人。这种做法才会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乾隆皇帝在用人方面很有才能，这和他能够对下属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关。
乾隆二年，宗室德沛到任湖广总督后，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暗中调查总督史贻直，结果发现他在任内有接受盐商贿赂的嫌疑，于是便向皇帝请示可否公开查处。史贻直当时已经内调回京任工部尚书，此人熟悉政事，有办事能力，因此乾隆指示德沛“史贻直身为大臣，朕不忍扬其劣，当别有以处之”。
乾隆三年，管理苏州织造的郎中海保遵旨秘查苏州巡抚许容，并向乾隆皇帝报告说：“苏州巡抚许容，从前历任，具有刻薄之名，观其到任以来，操守廉洁精细明白，实心任声，声名亦好。”乾隆批到：“此奏至公之论也。”
乾隆四年，湖广总督班第遵旨调查湖北巡抚崔纪。班第经过察访得知，崔纪这个人并没有劣迹，只是性情乖僻、做事偏激。乾隆认为班第的调查是“俱秉公议”，给予充分肯定。后来发现崔纪曾挪用公款给亲属使用，又听任百姓买食私盐等事，遂将其撤职查办降级使用。
乾隆十一年，湖北巡抚开泰报告说，他遵旨密查湖广总督鄂弥达，知其虽然年老体衰，还能正常办理公务，听说他的家人有接受贿赂之事，数量不多，鄂弥达好像不知道。乾隆为此告诫开泰：“不仅仅是这样！鄂弥达察访湖南省的时候，曾经让他的儿子去拜见当地的官员，期间也有收取贿赂的时候，如此检验兵士就全然不去仔细查看，我已经下旨责备他了。只是他的这一过错还算小，我从来对官员不求全责备，但是如果知错不改，继续欺骗我而且胆子越来越大的话，那就不能宽恕了。”乾隆让开泰继续监视调查鄂弥达。
大臣有了过错，乾隆并不是一味地贬斥他们，而是充分肯定其优点，当他们的过错还不至于影响工作的时候，就大度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只有当臣子的行为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时候，才公事公办，这充分显示了乾隆作为一代帝王的气度，也是他拥有过人智慧的表现。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做到“论人须带三分浑厚”，胸怀放宽广一些，尽量去包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而去多想想别人的优点，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和谐。
巧妙指出别人的过错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君子所以慎独。
——李叔同“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激之则君子可使为小人。”这是李叔同最欣赏的话，意思是说：指出别人的过错要能够使他从心底里感到惭愧，这样小人也可以成为君子；如果指出别人的过错采用过激的方法，君子也会变成小人。
面对犯了错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常人的做法是：上来把对方大声训斥一顿、骂一顿，批得体无完肤，直至对方无话可说为止。岂不知，这样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本来你的初衷是好的，指出别人的错误，帮助别人来改正错误，可是，由于你的这种过激的方式，别人不但不会感激你，而且会对你产生怨恨，因为这种过激的方式严重损害了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你的过激行为，致使他根本无法认识错误，更别谈改正错误了，因而他还会继续犯这种错误。
李叔同因而劝诫我们，不要做“激之则君子可使为小人”的事，那么怎样做呢？大师强调，要掌握方法，做“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
的事。
苏东坡，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文化教育。优越的客观条件对他后来成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苏东坡长大以后，无论文诗词画，样样精通，且各有超人之处。
苏东坡在湖州做官三年以后，进京述职，先去相府拜见王安石。当时王安石正在午睡，苏东坡就在书房里等候他。他突然发现砚台下放着一张未写完的书稿，题目是《咏菊》。就看见上面写了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大为惊异：西风，一般是指秋风；
黄花就是菊花。菊花在深秋盛开，秋风又怎么能吹落呢？老相爷满腹经纶，才华横溢，难道真的应验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遗憾之余，又不禁诗兴大发，便提笔依韵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于诗人仔细吟。”写完，依旧放在砚下。又等了一会儿，仍然不见王安石醒来，苏东坡便告辞回府了。
王安石一觉醒来想起《咏菊》诗还没写完，便信步来到书房。取出书稿一看，两句已成四句。仔细一看笔迹，知道是苏东坡写的。一读，不禁思绪万千：苏轼自视才高，过于放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便凭臆断妄下结论，今后如何担当重任？我一定要通过这件事，让他悟出一些道理来！主意一定，王安石便令人查明湖广缺官册，奏明皇上，就将苏东坡调到黄州作团练副使。
苏东坡到黄州后，因为团练副使是个闲缺，无事可做，便常与友人登山玩水，饮酒赋诗，不觉将近一年。重九过后，连日大风。一天，风息后，有友人来访，苏东坡忽然想起后院的菊花开得正好，于是两个人就去后院观赏。一到花棚，苏东坡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只见菊花尽落，满地金黄！
不久，苏东坡因为公事再次进京，又特意去了一次相府。苏东坡一边跪拜王安石一边说：“学生在黄州目睹了秋落黄花，才知道自己才疏学浅。从今以后，我将不再满足于一知半解，而要谦虚谨慎，举一反三，以求真知灼见！”王安石喜笑颜开，急忙搀起苏东坡，并说了许多劝勉和激励的话。
教育人的方式多种多样：怒斥、训斥别人是一种教育方式，但是别人很可能不会接受，甚至产生怨恨；滔滔不绝的说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但可能会使人听起来厌烦，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像王安石这样不动声色巧妙地用事实去教育人是另外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很巧妙，在事实面前错误会显露无遗，而且还能够避免因为训斥等过激方式给人造成的心理伤害。
其实教育是一门学问，正如李叔同所说：“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这就是一种巧妙的教育方式，这种方式之所以妙，就妙在无声胜有声，能够让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能够加以改正。这不正是我们原意看到的吗？
使用言辞要慎重激之而不怒者一定有大量，必有深机。
——李叔同“用过于激烈的言语对待别人，而那个人却不动怒，那么这个人如果不是胸怀特别宽广的话，就是极有心机。”李叔同提醒我们：使用过激的言辞时一定要小心，因为你所面对的可能是心胸宽广的人，也可能是极有心机的人。当然，如果是胸怀宽广的人，就不要紧，因为他不但不会生气，而且还会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遇到极有心机的人，你就很危险了，他们即便表面上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其实心里却对你恨之入骨，总在寻找机会来报复你。
嬴政刚即位时，无论是对臣还是对民都很谦恭，在用人方面，他从不计较某个人的出身和经历，并能充分听取臣下的意见，这自然使手下人对他十分忠诚。
公元前236 年，各国诸侯力图合纵抗秦，尤其是韩、魏、赵三国居于诸侯七国中央之地，是秦东进的主要障碍。且燕国与赵国相邻，若此四国合纵抗秦，必会对秦构成重大威胁。为了离间四国合纵，秦王嬴政忧心忡忡。这时，有一位叫顿弱的人出现了。
顿弱是秦国的一介平民，但他富有智谋，并且善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还惯用离间术。嬴政听说此人之后，很想单独与顿弱谈话，想看看他对国政有什么见解。但顿弱知道嬴政性格狂傲，不易服人，于是他便故意端起架子，让人传话给嬴政说：“我生来就不会向别人下跪参拜，如果大王能允许我参见时免去跪拜之礼，我就可以去面见。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去见他的。”嬴政不但不因顿弱提出的条件而生气，反而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见到嬴政，顿弱张口就说了一句让嬴政摸不着头脑的话，借以吸引嬴政的注意力。他说：“天下有一些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也有一些无其实却有其名的人，还有一些无其名且无其实的人，大王您知道吗？”
嬴政果然对此大感兴趣，他很干脆地回答：“不知道。”
顿弱解释说：“有其实而无其名者，便是商人。商人不种田不种粟，但家中却囤积谷米，所以说商人是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无其实而有其名的人是农民，农民虽有生产粮食的名声，但家中却没有积粟，所以说农民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人；无其名又无其实者是大王您啊！您虽登上了王位，拥有万乘车马、天下财富，却不能供养父亲，得不到孝子之称，自然也无孝子之实，所以，大王便是既无其名也无其实的人。”
听到这里，嬴政勃然大怒，顿弱明明是在挖苦他！但怒言未发，只听顿弱又说：“山东有六个诸侯国，以大王的威力不能征服他们，可是却把威风撒在母后头上，这种做法实在是不可取啊！”顿弱这里所说的母后之事，是指嬴政亲政后因母亲有私宠行为而被他赶出宫的事情。对于顿弱的考问，嬴政听了虽然生气，但还是忍住了，并转移话题问顿弱说：“山东的六个诸侯国该怎样兼并呢？”
顿弱见嬴政未恼，便将话切入了正题，他献策说：“六国之中韩国所处的位置，好比天下的咽喉；而魏国所处的位置，好比天下的胸腹。
大王可以给我万金，让我去韩、魏游说活动，收买韩、魏两国所信任的王戚贵臣，让他们为秦做事。秦若在他们国家有了内应，那么取两国就易如反掌。而韩、魏到手，天下也就会成为大王的天下了。”
顿弱的话正合嬴政的心意，他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便采纳顿弱的计谋，赐给他万金做资本，先后迫使韩、魏、赵、燕四国服从于秦。种种辉煌战果，都是因为嬴政能够做到激之而不怒，而以国事为重所致。
人有七情六欲，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者听到不顺耳的话时，难免要发火、动怒，这是很正常的事。嬴政是个胸怀宽广的人，他能够做出别人不能够做到的事，虽然很恼怒，但是为了秦国的大业，他能够忍住怒火，采纳别人的意见。假如顿弱遇到的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君主，后果恐怕就不好说了。
由此看来，我们在使用激烈的言辞的时候，要把握好尺度，另外还要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