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人贵有志，人无志不立。有志吞吐江海，无志空长百岁。
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都是被志向照亮的，没有志向的人很难取得成功。因为没有志向就没有人生的方向，就没有目标，就会茫然无所从。王阳明说得好：“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志向不确立，就像没有舵的船，没有嚼子的马，没有方向，随波逐流，又怎么能有所成就呢？
所以，立志，是成功人生的第一基础。大凡有所成就之人，必是素有壮志之人。
曾国藩也是一样。他虽然出身平凡，僻处山乡，但志在天下，心在江海。他对立志看得非常重要。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都有他明确的志向。
他一贯强调“以立志为本”，他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因而自小“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坚忍立志、宁折不弯、一往直前，这正是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的根基所在。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志向的高低，决定他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曾国藩深知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他不仅反复向他的弟弟及门生灌输立志的重要，要求他们志当存高远，而且还经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励志”之语非常多。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六日与诸弟书中说：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的弟弟写信给哥哥，我们在家里一边干农活，一边还要料理家务，读书的环境不好，我们想到一个专门的学校，以便有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环境。曾国藩回信说得很明确：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唯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此诸弟勉之而已。
经过曾国藩的一番劝诫，弟弟们都心悦诚服地用功读书，最终都学有所成。其中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更是成为湘军的一代名将。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的六弟国潢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满腹牢骚。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曾国藩对此事发表了一番议论，他在家书中说：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乏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讥笑弟弟志向不高远，曾国藩是有资本的，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树立了人生的远大志向。他的志向就是“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的宏远，是“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的气概，是“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诸葛”的决心，是“为官绝不求钱财”的清明，而绝不是“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他的志向，随着他的学习而在不断地改变，不断地完善，也在不断地高远起来。
两年后，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与诸弟书中，他再次对弟弟说了立志对于人生和成功的重要意义：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能自立坚卓之志，那么要做圣贤豪杰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孔子说过“我想要仁，仁就来了”，如果我们想做孔孟一样的人，那么我们日日夜夜都会向孔孟学习，别人又怎么可能左右我呢？要是自己没有志向，即便天天与尧舜禹汤住在一起，那最终还会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人之所以能为孔孟，能有所成就，关键不在于别的，而在于自己。只要自己有一个坚卓高远的志向，又何事不可为？成为圣贤豪杰都不在话下，那么，又有何险难迈不过、有何困境挣不脱、有何挫折会害怕呢？
2.立高远之志，脱井底之困
实际上，曾国藩的大志向，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慢慢树立，一点一点修正，最终才以天下为志的。
虽然曾国藩一出生就伴随着神秘的传说，但实际上他早年表现实在平常，不论是从相貌、智力还是其他方面，都并未显出超人之处，更别说人臣之相。
他自己经常说自己鲁钝，在《五箴》自序中坦言“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承认自己智力只不过是中等之资。梁启超虽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也说他“在并时诸贤中称最钝拙”，但他乡试考了七次才中秀才，会试三次才中三甲，这都足可以证明他确非天资聪颖之人。
在他的家乡有一些传说，说曾国藩少时背书背得慢。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想去曾公家里偷东西，恰好曾公在背书，就蹲在房梁上等，等曾公背书背完了就下去偷东西。只见曾公摇头晃脑在那儿背，背了好多遍却还是背不下来，小偷很着急。小偷也想快点偷完东西回家睡觉啊，但曾国藩还在一遍又一遍地读。
最后小偷实在是等不了了，从房梁上跳下来，大声把那篇文章背了一遍，说了句：“这么笨还读什么书啊！”然后扬长而去。
只有一次，据说曾国藩被赞为奇童。
当年只有九岁的曾国藩跟着父亲到县学，一先生出“君子保身”让曾父来对，曾麟书答以“小人有母”，曾国藩却在一旁应声对作“帝乙归妹”，被赞为奇童。不过也有说这是他弟弟曾国荃的掌故。除此之外，少年时代的曾国藩，还真是数不出来多少奇异之处，似乎跟他的蟒蛇转世传说都有些不太搭。不说考了好多次乡试未中，其志向也不过是想好好学习，最终考个功名，光宗耀祖而已，更无流芳后世的惊人之语。因为那个时候的曾国藩，眼界不宽，学识不高，年纪不大，阅历尚浅，智力一般，僻处于村间乡野，直如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天下不过井口之大，何曾有大志可立？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和学识的增长，特别是得遇名师良友的指点和提携之后，曾国藩的志向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高远宏大。
二十一岁那年（1832），是曾国藩树立大志向的开始。
这一年，他的父亲曾麟书让曾国藩离开家乡到衡阳汪觉庵所办的唐氏家塾念书，汪觉庵本是衡阳名士，学养深厚，对曾国藩又不乏青眼，从而使曾国藩受益匪浅，进业迅速。后来又回本县涟滨书院学习，得当地名士欧阳凝祉的指点。
据说一开始，欧阳凝祉是很讨厌曾国藩这个门生的。因为曾国藩长相不雅，身材瘦小，体格也弱，一双阴骘的三角眼，更是表现出一副难登大雅之堂的形象。按《麻衣神相》的说法，这种人将来不是无赖便是恶霸，绝难有什么正果可成。而且，曾国藩生了一身癞皮癣，天天痒，天天搔，经常是白屑纷飞，血污满身，很是令人厌恶，弄得与他在一起学习的人都很烦。
但很快，欧阳先生就喜欢上了曾国藩。因为曾国藩的一首诗，他从这首诗中看出了志向远大的曾国藩绝非凡人，日后定大有作为。这首诗就是曾国藩的《小池》：
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
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
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
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欧阳凝祉见此句大为讶异，不觉对曾国藩刮目相看。越仔细观察越发现曾国藩身上的诸多优点。他发现曾国藩不仅志大品高，做人有礼有让，做事也明明白白，尤其是自律、自制能力很不一般，而且奋发上进，其识见和悟性均高于同龄的学生。欧阳先生看到了曾国藩比外貌更重要的内涵，自然对他另眼相看，而且相处愈久，愈觉得他与众不同，前途不可限量，因此主动将闺中长女玉英许配给了曾国藩。对他的提点自然更加用心。
涟滨书院的山长刘元堂，见到曾国藩的这些诗文，也叹赏不止，认定曾国藩必成大器。因而也时常点拨于他，这更让曾国藩开始立下高远的志向。
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曾国藩，足迹也从未踏出过湖南。二十四岁中举人之前到过的地方仅有长沙、衡阳等地。从未走出连绵群山的曾国藩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八股时文，见闻有限，眼界狭窄，孤陋寡闻，学问根基也比较肤浅。加之除了几位老师外，在家乡的同辈人当中，他也没有结识到更多高朋良友，能对他的人生道路有所影响。他只能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金榜高中就是最大的理想，因为科举考试就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出路。坐井之蛙，哪知天空广阔，江海无边？
道光十八年（1838），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入京为官，这一步，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第一步，更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因此，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当官绝不为钱”的誓言。他在家书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林，予不食言。”此誓既立，他一生都践行如故，从未逾越自己的誓言半步。哪怕是在极度拮据之时，也从未动过捞钱的念头。
也是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有志于学”的志向。初到京城，曾国藩读了大量的书，因为入了翰林，所以很希望自己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翰林院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抄、诗文草”等五门，手钞笔摘；加上他在京都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不问时日，因而学识大进。特别是那些良师益友，对他的志向和情趣，影响尤深，大大提升了他的境界和眼界，识见大进，开始摆脱井底之困。
因为有了高远的志向，曾国藩才不再是湖南乡下荷叶塘中苦读的乡下孩子，也不再是只看到乡下山水的无识之士。
到了京城之后，他在京师结交了许多名流学者，其中有的成为他生平好友，有的则成为他日后事业发展的引路人，还有的对于他的文学造诣很有帮助。而从京城结交的这些良师益友那里，曾国藩明白了个人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位置。因此，他以“学做圣人”作为人生目标，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
从而，使曾国藩跳出了个人的狭小世界，终脱井底之困，开始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俗话说得好，“志高则品高，志下则品下”，因为其志高远，眼界也自然不一般，不再是坐井之蛙，而是山顶的雄鹰。所谓“坐井之蛙只有一孔之见，登山之人方知天外有天”，志向立得高了，世面见得广了，眼界、心胸自然也会不一样，所忧所虑也必然不再是一人一身之忧虑，所思所想也当然不再是一时一地之所得，而是放眼江海，心怀天下，从此不再有井底之困！
3.先“涤生”后“国藩”，两次改名明志
曾国藩立志，不像很多人停留于口头上，他是为之付出了实际行动的，两次改名就是其行动之一。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乳名宽一。也有说字居武，取“曾子居武城”之义。
小时候在荷叶塘，村人及长辈都叫他“宽一”、“宽仔”、“宽伢子”。曾氏一族，本是山东嘉祥孔子主要门徒之一曾子曾参宗圣的第七十代孙，后曾家从山东嘉祥先后迁至江西吉安、湖南茶陵、湖南衡阳唐福、湖南衡山白果，最后才迁到湖南湘乡荷叶塘定居。在曾子后人中的辈分为传字辈，故又有一个本族的派名叫“曾传豫”，但他最响亮的名字还是“国藩”和“涤生”，名为“国藩”，字“涤生”。而这个字和名，都是后来改的。
道光十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学习，受欧阳凝祉的指点。这是曾国藩走出荷叶塘老家的方寸之地，第一次跟随名师，接触新思想，这对于年轻的曾国藩而言，在思想和境界上，都是一次突变。
这个时期，曾国藩所读的书，所接触到的思想，所受的师长的教诲，都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这让曾国藩对自己过去的浑浑噩噩愧悔不已。他夜读《了凡四训》，对了凡的观点更是佩服有加，于是取袁了凡之“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把自己的字改为“涤生”，表明自己要从今日始，涤旧布新，重塑新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这个新生，就是他在志向、人格和追求上面的全面开始。
事实上，曾国藩自打到衡阳读书之后，其志向和面貌都焕然一新，不再是从前荷叶塘那个半耕半读的农家书生，也不再是只会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一次又一次走进科举试场考功名的寒门学子，他已经渐渐成长为一个心忧天下、心怀大志的有志青年。改名正是他改变志向、心怀远大的一个表现。虽然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考中，但其志已隐隐有大家之气。如道光十五年（1835），二十五岁的曾国藩在生日这天，有感而发，写下一首志向远大、气势如虹的好诗：
乙未岁暮杂感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竞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气吞云梦”、“铲平君山”、“斩蛟屠鲸”，这样的志向，早已不是荷叶塘中人可语！这首诗也被很多研究曾国藩的学者认为是曾国藩自身大变的真正开始，也是明昭志向、预示以后立下不世奇功的一个旁证。
对于改名涤生以明志之事，曾国藩道光二十年六月日记中有一条专记此事，可以看出他改号的真正含意：
忆自辛卯年（道光十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熟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谈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储蓄，可以借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谨记于此。六月初七夜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