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后，为了反击他们的猖狂进攻，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于12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非法分裂活动，并决定于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在筹备召开国民党二大期间，各地选举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出席会议的代表278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68人，占60%。因此，中共两广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一起找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上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联合国民党左派，在大会提出开除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实现这一计划是可能的，鲍罗廷也同意这个计划。可是，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等人不同意这个计划。他们害怕实行这个计划会使国民党右派同左派及共产党人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影响当时广东的局势，并因此决定采取退让政策。
为了实行退让政策，在魏金斯基的支持和协助下，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代表中共中央，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叶楚沧、邵元冲3人在上海苏联领事馆谈判，并达成7项协议。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超过三分之一等。陈独秀等人不仅请戴季陶、孙科等人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二大，而且还指示中共两广区委欢迎这些右派回广州参加大会。他们惟恐妥协退让政策在国民党二大上得不到贯彻落实，特意指派张国焘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团书记。由于张国焘在思想上完全附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所以在行动上不遗余力。
大会选举前，当时还是国民党左派首领的汪精卫约张国焘会谈，提出多选左派的预选名单。张国焘认为该名单不符合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提出“未在国民党担任工作的张国焘、瞿秋白等人不必当选，其余共产党员也应减少”。张国焘的这种态度，迫使汪精卫改变了预选名单。结果，大会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当选的共产党员只有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谭平山、杨匏安、于树德7人。在24名候补执行委员中，当选的共产党员也只有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韩麟符、许苏魂、夏曦、屈武7人。右派分子戴季陶、吴稚晖等纷纷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在这次会上，地位不高的新右派蒋介石伪装革命，被当作左派代表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后，他又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总监，为他后来篡夺革命领导权，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二大的结果是右派势力大，中间派胆壮，左派孤立。周恩来指出：“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⑤这次大让步的结果，把本来通过努力能够争取到的革命领导权拱手送给了国民党右派，置自己于受人摆布的地位，在政治上丧失了争取革命胜利的一次良机。
经过国民党二大，先前在国民党内地位并不高的蒋介石，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人物，他与汪精卫一武一文，并列为国民党两大首领。抓到党权之后的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为抓军权，扩张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在二大开过不久，就一手制造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武装叛变，派兵包围总统府，并炮击孙中山的住所粤香楼，妄图杀害孙中山。孙中山在秘书和侍卫的帮助下，脱离了险境，登上永丰舰避难。为纪念孙中山，永丰舰后来改名为中山舰。中山舰是国民政府唯一装备齐全的一艘军舰。
据“中山舰事件”的主要当事人李之龙（当时是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在关于案件的报告中说，1926年3月18日晚，他外出之际，有3人来到他的住所，一个声称奉蒋介石命令，有紧急用途，需派两艘军舰开赴黄埔，听候蒋介石调遣，并留下一封公函交作战科长转呈李之龙。李之龙回到住所后，看到公函，原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
教育长电话，转奉
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
此致
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三月十八日
公函中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校长”即蒋介石。李之龙阅毕，不敢怠慢，遂写了两份命令，一份交宝璧舰舰长，一份交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命令大意是，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19日上午6时，宝璧舰抵达黄埔。7时，中山舰抵达黄埔。当时，蒋介石不在黄埔军校，中山舰长即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并请示任务。邓演达说不知此事，可稍待请示蒋校长。不多时，李之龙又接到海军局的通知，说苏联参观团要来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便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可否将中山舰从黄埔调回省城供苏联参观团参观？当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后，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市。
这是一件看起来既简单又明了的事情，似乎已经结束了。然而，出乎共产党人的意料之外，实际上它是一起严重事件的开端。
3月20日凌晨3时许，李之龙在睡梦中被蒋介石派人逮捕。随后，蒋介石调动大批军队和警察，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实行戒严，扣留中山舰及其它海军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卫队枪械，包围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所，监视苏联顾问行动，拘捕了黄埔军校及第1军第2师中的共产党员40多人。同时，蒋介石还密令何应钦，将驻防在潮、汕的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逮捕，并取消第1军的党代表制度。汪精卫的住宅也被蒋介石以“保护”为名派兵包围。
这是一起严重的反共事件。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干？对此他有一个解释。他在事件发生后的3月25日，对军事委员会有一个呈文写道：“本月18日酉刻，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兵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项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尽夜，停泊校前，及19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⑥
李之龙接到派舰公函，理所当然必须执行命令。尽管蒋介石在呈文中矢口否认，但是在审理案件中，李之龙出示军校驻省办事处要调用军舰的公函，证明自己实属被诬陷。由此不难看出，这一事件的真相，是蒋介石出于争夺军权的目的，故意制造事端，打击共产党。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张太雷等主张坚决予以反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当时的形势看，实施反击不仅条件具备，而且时机也合适。
首先，革命力量强大。广东省及广州市组织起来的工人、农民有着相当雄厚的力量；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和国民革命军中也有相当大的力量；共产党有良好的影响和崇高的威信。
其次，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邓演达等谴责“中山舰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国民革命军各军的态度，正如周恩来后来所回忆：“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⑦
再次，当时的蒋介石虽已窃踞高位，但羽翼未丰，因此胆怯心虚，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反击。事变之后，蒋介石发表一连串讲话，反复进行解释。
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如果组织反击，时机是有利的。但是，陈独秀反对反击，共产国际也不同意反击，于是决定继续让步，致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周恩来指出：“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⑧经过这次大让步，大批共产党员被迫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撤出，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力量和影响大大削弱，蒋介石则巩固了军事上的地位，达到了争夺军权的目的。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从陈独秀投降主义的让步下，提高和巩固了自己在国民党内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立即着手从国民党党务方面向共产党发动新的进攻，以篡夺国民党的党权。
5月15日，蒋介石以“消释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提案规定，国民党高级党部，包括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共产党员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必须全部交出，由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等等。这是蒋介石对共产党明目张胆的进攻。周恩来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不难打垮的。当时他的兵力仍占少数，所有民众运动完全在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决然分裂的。”⑨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使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失去了反击蒋介石的有利时机。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张国焘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建议，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只保持党外合作。他不同意接受整理党务案，但又提不出具体办法。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主张原则上不退出，但必须以退出相威吓。张国焘、瞿秋白赞成鲍罗廷的意见。会议期间，众说纷纭，不得要领，“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⑩
由于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等人的妥协让步，使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又一次得逞。“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原来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部长林伯渠，无一例外，全部离职。国民党右派分子纷纷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代替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领导职务，蒋介石本人则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新设立的军人部部长。从此，在国民党中央各部门的领导机构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分子占据了极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务方面已毫无地位了。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了三次大的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
此后，形式日趋险恶。但还不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嫡系军事力量还只有6个师。总共8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2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第3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第4军的党代表是罗汉，第6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只要中国共产党奋起反击，就能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却继续沿着投降主义的道路滑了下去。
在北伐前的1926年6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北伐出师后，陈独秀还在《向导》上发表了答张静江等的文章，认为“此次北伐始终只能是防御战争，是防御反赤的北方军阀势力希图消灭南方革命势力的战争，真正完成国民革命战争，还要待今后有充分准备的第二次北伐，第三次或第四次北伐。”
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在北伐出师之前曾请周恩来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会商量好了。因为当时陈独秀在毫无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写了上述反对北伐的文章，受到了各个方面的批评，所以当周恩来请示他时，他采取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中共中央开会研究时，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他在没有认真讨论的情况下，就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反对蒋介石，也不是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态度一直不明确，结果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领导，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挽救革命的最后时机，中国革命的航船被当时的党的领导人引入了暗礁密布的险区。
§§§第四节步步退让结下的苦果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开始了肆无忌惮的反共活动，向共产党频频出击。陈独秀等人把持的中共中央则步步退让，致使国民党右派的势力日益强大，气焰日益嚣张。
蒋介石成了这一阶段斗争中的政治爆发户。他发动的一系列反共活动，既打击了共产党，也打击了国民党左派。在“中山舰事件”中，逼走了当时国民党内唯一能与他抗衡的汪精卫，一步一步地把党、政、军大权抓到自己的手中。到了北伐战争开始时，蒋介石已经窃取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显赫职位。当时，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就垄断了国民党、北伐军、国民政府的所有大权，取代汪精卫而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人物。
在共产党人的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援下，再加上苏联政府的援助，北伐战争顺利发展，短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反革命的真面目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他依仗着自己垄断的国民党党政大权，借北伐之名加重人民赋税，扩展个人实力，引起广东工、农、商、学群众，以及黄埔军校学生和国民党一些省党部的严重不满。
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的野心，在北伐过程中积极寻找靠山，加紧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1926年11月9日，蒋介石进驻南昌后，立即设立仲裁委员会，压制工农运动。22日，蒋介石接见外国记者，公开对英、美帝国主义表示“友谊”，乞求英、美帝国主义援助。随后，又秘密派戴季陶、吴铁成去日本，向日本外相担保“中国人永不反日”，要求日本政府支持他的反革命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