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成立南京政府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的日记说：
南来两月，百事无成。政治则时机不宜，局势不合。质言之，表面重门户之见，里面重姻亲之私，曾无礼访贤才之真诚。余性迂谨，卅年来只有人求我赞助，决无自行奔走经营之事。在此奔竞倾挤场中，当然不愿参加。
他在写给亲戚郑天挺的信中也说：
倘政治上无发言地位，宁隐居求志，不问政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老朋友黄郛告诉他，在武汉和蒋介石谈及他，“蒋颇致钦佩”，盼他去武汉一谈。他表示政治上没有什么具体主张，去了也没什么可以贡献，不如大家商定一个政治上的具体办法，再由他前往向蒋陈说，才不至毫无意义。他请黄郛先代为电复，说再等一些时日。当年十二月三日，黄郛向他出示蒋身边当红的老朋友杨永泰来信，说蒋想和他面谈，请他在蒋回南京后，去一趟。他对黄郛说，“希望蒋能来电，表示望余前往之意，然后再行。”十二月四日，他去看黄郛，详述访蒋先决条件。大概意思是：他自民国以来，大政方针实多参与。如定都北京，订约法拘束袁世凯，一九一六年、一九二三年两次恢复国会，他都是主张最力之人。今国危至此，不能不说当初政治无误，故现在实觉自己能力不够，不愿再闻政治。而平生迂拘，喜讲交情而不喜附权要。因列述以前所共事之要人，皆系贫贱或患难之交，而非因其当权要而趋赴之，此性至今难改。这次蒋介石要他去见，不知是诸位旧友所怂恿，还是出于蒋本人的诚意，须先搞清楚。黄郛说两者兼而有之，仅他与蒋就谈到不止一次，其他人恐也有谈及，所以蒋才会眷眷不忘如此。
张耀曾说，蒋果真恳切要见他，自不好一再固拒，只是见时如能绝对守秘密则秘之，否则不如坦白公开，以免给外间口实。他本人素来主张党治宜稍限制，而分权于民，如见到蒋，一定要坦陈，如果将来外间有种种推测，他不能不将见蒋的来龙去脉及和蒋的谈话公开声明。这一点如果没有问题，那就由张群、黄郛来安排。他在日记中自述心迹，之所以顾虑这么多，是因为蒋当时正四处拉拢，热心利禄者趋之若鹜，在蒋看来或许是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而他岂能因一言之招，就冒昧前往，自失身份？除非蒋表示十二分谦衷诚意，对他所言有相当见重，才不妨试与一谈。
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黄郛转来杨永泰的信，劝他到南京见蒋，他想等杨来上海后再说。之后，这件事暂时搁下。一九三三年六月九日，他突然收到军事委员会的挂号信，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的来信，并附有密电本，嘱他可以随时去电告之所闻所见。他感叹“如此恳切纳交之法，可谓手段高妙”，自己虽不能负随时报告之责，却不能不回复。第二天，他给蒋回信，推许蒋为本民族的砥柱中流，自己虽久绝政闻，但不敢忘匹夫之责。“不过稍示大意，当然不能遽作深谈也。”到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杨永泰又当面请他去见蒋，他答以没什么事要说，等明年游庐山时顺便去拜访吧，杨还是希望他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时赴南京一谈，他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答复。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又有人劝他出来担当国事，不要安于律师细务，他回答：“无确信而任国事，不如做小事而确能尽职。”他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日记说得很清楚，直接从政治去做，殊不可能，“应从事文化事业，涵养势力，机会一到，转入政治甚易也。”“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十月十日，“自念廿年来参与国政，与国关系较切，今时势至此，竟无法救济，深为不安。且自觉近来心气浮浅，沉着负重之修养甚乏，故临事毫无措置之方。盖自任律师，不免倾重个人生计，学问又偏向私法，致与政治太远故也。”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今日南京执政皆民元同事，渠等竟掌握大权而余则自甘废弃，岂才能之不若，实人生观有不同耳。争权夺利，曲学阿贵，余所不能耐。”
